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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国大学所的产生与其社会服务

乔浩风 周川

摘 要:近代大学研究所是在教学自由和科研自由的土壤中萌芽与产生的,第一个大学研究所当推1826年创设的吉森实验室.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以及科研在大学发展中主导性作用的凸显,德国大学研究所得以迅速发展,为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大学研究所模式很快在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大学里得以传播.19世纪40年始,大学研究所开始为企业提供服务,与社会发展产生紧密联系,显现出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厘清大学研究所的产生与影响及其社会服务,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也可为当今我国大学研究所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近代;大学研究所;产生;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2-0067-07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史”,项目编号:11YJC60062.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乔浩风(1973-),男,江苏泗阳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计量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史与理论研究;周川(1957-),男,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苏州,215123.

关于近代大学研究所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已经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近代大学研究所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其服务社会情况如何,学界有着不同的表述,且缺乏系统性,这使得我们对近代大学研究所的认识模糊不清.因而,厘清近代大学研究所的产生是十分必要的.

一、近代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一)研究所的涵义

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是为达到某个目标,围绕科学研究的某个领域设置的,由相互联系的各个组合单元构成的科研单位[1].(Burton R.Clark)指出,研究所是[2]43:

一个包含一切必要的人员和诸如实验室、图书馆、课堂和谈论室等设施的自给自足的教学和科研单位.这些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称为研讨班,在医学称为诊所.这里的“研究所”是用作包括其他形式的一般名称.

我国有学者认为,在西方国家,研究所是指医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班[3].德国教育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认为,“研究所始于19世纪前半期,当时只有为学生参加物理和化学实验与研究的小型实验室,这些小型实验室,到19世纪后半期时发展成为了大型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所.”[4]217.从上可见,在西方国家,研究所是包括研讨班、诊所、实验室等其他研究机构的一般名称,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称为研讨班,在医学称为诊所,在自然学科则称之为实验室.换言之,研究所是研究班、诊所、实验室的概称,由于研究的学科不同及传统习惯使然,研究班、诊所、实验室只是研究所的不同称谓.

(二)近代大学研究所的创立

对于近代大学研究所首先产生于何时何地,至今学界仍无定论.英国学者肯尼(Anthony Kenny)认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创办的哲学学校吕克昂(Lucetion)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所.[5]陆传骧认为,最早使用研究所这一概念是1795年成立的法兰西研究所(Institute of France)[6].有学者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所是爱因斯坦(A.Einstein)于1876年建立的[7],有人则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所当推1888年巴黎的巴斯德学院(Institute of Pasteur)[8].包尔生指出,研究班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格斯纳(J.M.Gesner)创立的研究班最为古老[4]212.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大学研究所的产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定是在汲取古代教学形式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萌芽,进而发展以致成熟.中世纪大学虽有“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权利,但是,由于常常受到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干预,大学获得的“自由”与“自治”通常是非常短暂的,尤其是中世纪后期,大学一直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着,其宗教性使得科学与研究被阻隔在大学之外.文艺复兴虽然让人文主义“新知识”走进了大学课堂,然而,大学的传统系科与组织仍旧和中世纪一样,教学与科研没有根本性改变.十七、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大学一直处于衰落状态,学术研究工作是大学的份外之事,这种学术研究工作被新建立的学术机构承担了,在法国是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 of France),在英国是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the United Kingdom),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学并不足以作为国家学术的代表.[9]

此时,德国大学洋溢着时代精神,人们期翼它在解决科学和哲学问题的同时,也能对于民族兴亡的大事提供解决的方法和动力.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与哥廷根大学(Unisersity of Gottingen)的创办,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重要的大学改革运动.1694年哈勒大学成立后,在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弗兰克(A.H.Francke)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等人的努力下,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哈勒大学采用现代哲学和科学,把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作为教学的基本准则.受哈勒大学的影响,哥廷根大学也积极进行改革:现代哲学与科学知识走进了课堂,鼓励师生进行观察和实验,支持自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等等.哥廷根大学还建设了收藏广博的图书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室、植物园、古生物博物馆等,这为教授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科学研究得到了重视,学术自由在这里得到了重建.

改革后的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显现出了科学研究的趋势,教学和科研自由开始成为其办学原则,研讨和实验开始代替往日的照本宣科,注重科学研究的近代大学特征开始初见端倪.德国大学成了学术与科研的代表,大学研究所在德国的大学中“破茧而出,化蛹成蝶”成为了必然.

1737年,格斯纳在哥廷根大学创办了哲学研究班,这是在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研究班.1763年,著名的古典语言学家海涅(Chr.G.Heyne)在哥廷根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研究班.随后,威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埃尔朗根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哈勒大学等先后设立了类似的语言学研究班.但是,从整体上看,当时教授们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教学:大学当局希望教授把科研作为次要任务,学生的目标是成为合格的语言学教师,而不是从事研究.把科研作为主要任务始于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柏林大学设立的研究班数量很少,且主要集中在神学与哲学学科,采用习明纳的教学方法,其作用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而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医学与自然学科实验室为数极少之外,大多规模较小,仅能容纳1至2个学生进行实验,且无固定的场所,这些“师徒制”式的实验室名义上设立于大学之中,实际上属于教授私人所有.总的来说,此时大学的研究班与实验室对大学的学术影响有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早期的研究班与实验室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研究所,只能算作研究所的萌芽阶段.

乔浩风周川:试论近代外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及其社会服务1826年,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创立的吉森实验室(Giessen Laboratory),可以视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学研究所.指出,吉森实验室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近代教学——科研实验室的方向和实践”.[2]25吉森实验室由实验室、天平室、化学药品贮藏室、洗涤室和助手室组成,李比希在实验室里用自己发明的简易实验仪器,激发学生对实验项目发生兴趣.他把实验引入教学,在大学里开设化学实验,扭转了当时欧洲大学教育中忽视实验的倾向.吉森实验室是近代大学实验教学的起点,对推动整个欧洲的实验教学和培养化学研究人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吉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一改过去其他教授单匹马式的工作方式,所有工作都是处于李比希的计划之中:实验方法的改进与新仪器的设计;实验项目的设计及工作的进度;实验结果的诊断以及新理论的提出等等.吉森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成了一项集体科学活动,开创了现代大学研究所制度的先河,成为近代大学研究所的原点.“李氏1825年(应为1826年)在奇森(即吉森)所开办的那所简单的实验室,便是辅助机关称为研究所的起点.”[10]719

在李比希的不懈努力下,吉森实验室规模不断扩大,到1840年已经发展成为闻名欧洲的化学学院.同时,吉森实验室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 1901 年到1910 年颁发的十次诺贝尔化学奖中,有七位获得者是吉森实验室的成员.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趋势的出现,德国大学研究所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849年,柏林大学的研究所增加到了18个,德国统一前其研究所又增加了9个,其中医学6个,哲学3个,研究所在大学的发展中日益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受柏林大学的影响,德国各大学纷纷设置研究所.到1870年,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共建立了13个研究所和5个诊疗所,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bingen)共创设了18个研究所.[11]175到1900年时,海德堡大学的研究所和诊疗所的数量已增至36个.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中大量涌现的研究所主要在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也较快,神学和法律学科发展相对缓慢.[11]280

19世纪最后几十年,德国大学研究所的数量增速迅猛.在普鲁士,从1882年到1907年,柏林大学、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马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等9所大学共建立了77个研究所,86个医学实验室和诊所,9个法律研讨班和4个神学研讨班.[11]281德国大学研究所的普遍设立,使德国大学的发展遥遥领先于英美法等国,显示出了科研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为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近代美国、法国和英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在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上叶,由于研究所制度的施行,德国大学教育始终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顶峰,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也处于世界前列.德国大学成了世界各国科研工作者心中的麦加圣地,他们怀着朝圣的心情奔向德国,归国后将德国的研究所制度和科研训练方法引入国内,促进了本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德国大学研究所模式很快在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大学里得以传播.

(一)美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学生掀起了留德热潮,60年代赴德学生约有300人,70年代增至1000人,90年代激增至2000多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柏林大学前后接纳的美国学生就超过五千人.[12]当时,许多留德学者把德国研究所的办学形式带回美国并付诸实施,如亚当斯(Henry Adams)、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1870 年,亚当斯第一次将研究班引入哈佛大学.

1876 年,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成立,其首任校长吉尔曼曾到德国访问,深深折服于德国高等教育理念,为了把霍普金斯大学办成高水平的学术性大学,他引入德国大学的研究所制度,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具美国特色的研究生院制度.吉尔曼鼓励教师自由探索真理,进行高水平研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完全采用德国的研究所制度,允许学生自由自由选课、自由听课,并为学生提供参加高级研究的机会.霍普金斯大学采用研究所制度使之在美国众大学中异军突起,声誉日隆.19世纪末,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已经遍布美国各大学和学院,这些年轻的博士将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所制度带入美国其他大学,为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和研究院的设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哈佛、耶鲁等大学纷纷设立了研究生院.此后,大学(Clark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等都设立了研究生院,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科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

(二)法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法国进行科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529年就创办了法兰西学院(College of France).1635年,法国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1793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French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建立,1887年创办了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这些研究机构都为法国的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些建立于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处于两条轨道之上并作了明确分工:大学主要从事教学,研究机构进行科学研究.虽然大学并没有脱离科研的责任,但却不能像德国大学那样处于科研的制高点.

当德国大学声誉享誉全球之时,法国的大学由于过分注重实用功能与缺乏科学精神而逐渐落后于德国,这种情况引起法国各界的强烈不满.19世纪60年代后期,教育部长杜卢伊(Ernest Duruy)认为,德国大学的卓越成就归功于研究所取得的成效.他建议借鉴德国大学做法在大学设立研究机构时说,德国在“我们还处于忧心忡忡之中的实验科学领域取得了高速发展,在莱茵河的彼岸,它们受到如此高的尊重,但目前却得不到我们足够的重视”.[14]在杜卢伊主持下,法国1868年创办了一批高等试验学院,这些学院仿效德国大学研究所,开展教学与科学研究.

真正让法国警醒的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的战败,社会各界一致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的缺失.法国政府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对大学及国家的重要性,开始仿效德国对大学进行改革.一些留德归来的学生将他们在德国受到的科研训练方法引入法国,注重科学研究,在大学中设立研究所.研究所制度在法国得到了广泛推广,科学研究在大学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大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到一次大战前,法国的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再度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和知识中心,为法国挽回了曾经失却的荣誉.

(三)英国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德国大学的科研体系对英国产生影响始于19世纪中期.在此之前,科学没有在英国古老的大学生根.吉里斯派(C.C.Gillispie)曾指出,1830年以前,英国仍然没有一个可以开展科学事业的机构.[15]当时,英国最古老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固守传统,继续从事培养牧师与世俗绅士工作,主要教授古典课程,拒绝新思想和自然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与科研相对立,遑论大学中的科研机构的设立.

这一状态的改变始于1845年,德国化学家霍夫曼(A.W.von Hofmann)受聘为英国皇家化学院院长,他首次将德国大学的研究所制度引入英国.19世纪60年代,帕蒂森(Mark Pattison)公开发表论文,主张按照德国的大学模式对英国大学进行改革.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T.H.Huxley)也对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推崇备至,他在同纽曼(J.H.Newman)等保守派的论战中指出,“现代大学是进步的,它是生产新知识的工厂,它的教授处于进步潮流的最前列.研究和批判肯定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实验工作是学习科学的学生的主要职责”[16]152.他甚至认为,德国一所财力不足的三流大学在一年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要比英国财力充足的大学在十年中取得的成果还要多.[16]152在社会各界的激烈批评声中,英国政府开始为大学提供经费,用于自然学科的研究与建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放弃了固有的理念,开始增加自然科学课程,模仿德国大学研究所建立了许多实验室.其中最著名的是1868年牛津大学建立的克莱伦顿实验室(Clarendon Laboratory)和1873年剑桥大学建立的卡文迪什实验室(Cendish Laboratory).此后,实验室与研究所在英国大学中普遍设立,如剑桥大学继卡文迪什实验室之后,又相继设立了医学、化学、农业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实验室等,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设立了工程学实验室等.

(四)其他国家大学研究所的产生

德国大学研究所除了对美国、法国和英国大学研究所的设立产生深远影响外,还对日本、希腊、俄国、瑞典、丹麦等国大学研究所的设立也产生重要影响.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面仿效西方国家,将科学技术引入大学教育中,模仿德国在大学中建立了大学院(Graduate School),日本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跃居世界前列,这和移植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不无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大学研究所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蔡元培曾三次赴德国学习,他系统考察了德国的大学教育,深为德国大学中施行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理念打动.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留学期间,他翻译了包尔生(当时译为巴留岑)的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即《德意志大学》)一书的总论部分,并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介绍德国的高等教育.[17]回国后,他仿效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在北大创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大学设置研究所的先河.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指出[18]:

德国大学的模型也给蔡先生很大的启发性.他以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并且在民国教育总长任内把通儒院改名为大学院,在大学中分设各科研究所,并仿德国大学制精神,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研究所……蔡先生重视研究的功能,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发展,都是因为他要纠正大学“专己守残”的学风,要长远地为中国学术建立自主性、独立性.

三、近代大学研究所的社会服务

(一)近代大学研究所社会服务功能的确立

近代大学研究所的早期阶段,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并不在研究所的职能范围之内,其主要的任务是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大学研究所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组织制度等与近代研究所相去甚远,如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的研究班,一般是由组织研讨的教授或专家向学生提出问题,或者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在其指导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此时,科学研究主要是教学的辅助形式.19世纪初,大学研究所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者们设法把科研和批判的学识带进大学,与教学和训练融合起来,并在操作的层次制定出来.[2]31

大学研究所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目的是培养人才与发展科学,而培养人才与发展科学最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社会.一般认为,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以美国1862年《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的颁布作为标志.但是,通过梳理史料发现,早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大学研究所已经与工业生产、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开始为社会各界服务,显现出研究所的社会服务功能.因而,可以说,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最早产生于德国.

19世纪40年代,随着大学科研重要性日益显现,德国政府希望高等教育在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当时政府对于科研的见解与态度是[10]726:

国家对于科学的责任,不是在自己去参加,而是在于供给学者以必要的设备和帮助,使他们得以进行研究,政府对研究者的工作绝对不加干涉,因为如此,仅足以引起障碍.政府相信他们的研究,在政府不加干涉条件之下,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二)近代大学研究所为农业服务

19世纪40年代后,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已经完成,但是农业仍旧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是各国大学研究所的重要任务.近代大学研究所为农业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大学研究所进行农业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被推广使用.1840年,李比希首次发明了人造肥料,很快被工厂大量生产并被用于农业生产.之后他又发明了磷酸肥料、窒素肥料(氮肥)、加里肥料等.到1850年,制造窒素肥料所需的硝石,需从智利进口大约200万吨左右,足见此时人造肥料之繁盛.当时,德国农业产量低下,农产品匮乏,每年从国外购买农产品需花费十亿元.[19]131德国大学研究所的农学研究及时满足了社会诉求,化学肥料的发明与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农业发展.

其二,大学研究所与政府合作建立农业研究机构.如1870年威斯康星大学与农业部门合作创建了美国第一座农业试验站,为美国农业研究和推广做出了贡献并起到了榜样作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则致力于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农作物肥料的应用以及农业机械的研究.1887年,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研究所紧密结合,兴建了一批农业试验站,促进了美国农业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至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这与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其三,政府积极引导大学研究所从事农业方面的研究.英国政府1909年成立了农业和渔业方面科学研究的开发委员会,委员会通过资金资助的方式引导大学研究所开展农业方面的研究,委员会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有力地提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

(三)近代大学研究所与工业的协同合作

近代大学研究所在为农业提供服务的同时没有忽略工业的需求,大学研究所与工业协同合作的方式有多种,但以下四种形式具有典型性.

第一,在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同时,应时势所需积极创办应用科学研究所,直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188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设备完善的矿业实验室,进行试验研究,为矿冶厂提供技术服务.哥廷根大学教授克莱(Felix Klein)希望在哥廷根大学创立一个物理工艺研究所,他在1894年写给德国炼铁同志会(Verein Deutscher Eisenhüttenleute)秘书的信中说[10]722-724:

化学和工业的关系,已经是大学所知道的,我很愿意物理和数学也同样的和工业发生关系,并且希望工艺界也考量数理和工业发生关系以后,对于工业的良好影响,来扶助我实现这种主张.

第二,高校研究所与企业通过契约形式合作,互惠共生.1917年,一次大战期间,史托克(A.Stock)教授屡次撰调化学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指出高等学校的化学课程和研究所的设备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德国化学工业界对他的呼吁积极响应,并给以慷慨的资助:一方面给予各大学化学实验室拨以巨款,一方面资助化学系毕业生的生活费,让他们充当助教,以便继续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10]733通过这种合作,大学研究所解决了战争造成的经费不足问题,从而得以继续进行研究活动,同时也解决了工业界的技术难题.英国化学家白希(现在通常译为珀金,W.H.Perkin)教授评价德国的化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关系时说,“大学及化学工场,设立完备之研究机关,德国数十年前,已植此佳种,至今日工业界中,遂收雄冠世界之美果.”[19]138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大学研究所的科研与工艺生产相结合,对提高德国的工业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与企业的资助,对德国大学的研究所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在大学研究所培育新兴工业企业.1871年,贝尔(A.G.Bell)利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物理实验室与该学院教授合作研究声学,1877年贝尔创办了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Telegraph Company,AT&T).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成立在美国首开高校研究所开创新兴工业企业之先河,是美国大学研究所与企业合作的一大创举.

第四,通过国家行政干预或政府拨款的形式使大学研究所为企业服务.在国家政权干预下校企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法国.近代法国高等教育的集权制使大学的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国家的干预下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国家化和实用化的高等教育研究使法国的工业快速发展,如19世纪70年代,在巴黎当局的支持下,法国的理学院建立了一批研究所与实验室,并加强其与企业的联系,法国的应用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法国大学的研究过分重视社会需求而忽视了基础科学研究,导致20世纪上叶之后法国科的学技术整体上落后于美、德等国家.

英国是通过拨款方式促进大学研究所与企业合作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以服务地方工业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红墙大学使传统大学感到巨大压力,剑桥和牛津等大学开始与工业界建立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极为松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学的研究事业被置于国家存亡的位置,为了赶上德国的科技,英国政府对大学研究所进行拨款,使其与企业合作,参与到航空、燃料、冶金、纺织、化学、农业、水产、土壤、海洋生物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和战争有关的学科的快速发展,有一些领域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德国.

(四)近代大学研究所为公共事业及国家政治服务

近代大学研究所为国家的公共事业及政治方面的服务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第一,在政府的帮助下设立非盈利性研究所为社会提供服务.19世纪中叶,随着生理化学及实验生理学渐次进步,实验医学取得了飞速发展.针对都市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德国政府大力资助大学建立公共卫生学、传染病、皮肤和性病、肺病、神经错乱研究所和法医学研究所等以开展医学研究.大学医学研究所对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教授及学生通过对大量病例的分析与研究,研制出治疗方法.大学医学研究所的设立,改善了公共卫生,为减轻社会病痛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许多大学研究所设立的旨趣就是为服务社会,而不是以营利目的的.吉尔曼(D.C.Gilman)认为,大学研究机构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意味着[20]:

贫穷人的苦难、学校中的无知、医院中病人的痛苦、商业欺诈、政治上的愚昧的减少;此外,还意味着财产更加安全、城市人更加健康、农村人更具加有美德、立法更加明智、人民更加幸福…….

因而,霍普金斯大学积极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联系,应用其科研成果,为巴尔的摩市、马里兰州和联邦政府的卫生改革提供帮助;为地方供应水的纯净提供科研支持;通过研究,改革了巴尔的摩市和马里兰州的税收政策,减轻了商人与市民的经济负担;通过提供智力支持,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等等.

第二,通过设立人文社科类研究所为社会发展及国家需要提供服务.针对近代工业化发展引起的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治需要,大学研究所设立了诸多人文社科类研究所,如德国大学研究所设立了犯罪学和安全保障等研究所,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研究所的设立,不仅是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经济竞争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德国海外扩张与殖民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境况以及培养未来的“海外”官员,德国政府大力支持大学创办东方语言、印度学研究所等.在发展速度较慢的神学领域的研究所,也开始积极转变固有模式,如哈勒大学1897年创办的“传教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海外传教人员,进行文化侵略.

四、结语

从国外大学研究所的萌芽与产生的历程来看,教学与科研自由是大学研究所产生的必要条件,大学研究所的发展需要国家在人力与物力上的大力投入以及制度上予以保证,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干涉,让大学研究所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好结果.重视研究所的短期效益,或者只考虑局部利益,忽视对国家科研事业的整体统筹规划,不仅不能促进科研的发展,甚而会阻遏其发展,近代法国大学研究所的发展经历就是一个佐证.大学研究所对大学及国家的作用不言而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后发型国家的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在减少行政干涉的基础上,学习借鉴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能有效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近代美英法等国学习与引入德国大学的研究所制度,在短期内跻身于高等教育强国之列,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同时,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研究所在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同时,要处理好发展科学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社会需求保持一定的联系,关注国家与社会现实需求.与企业选择合作研究或知识产权转让等形式,通过获取外部的资源与支持以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但是如何把握好“度”,需要大学研究所仔细斟酌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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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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