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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池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器

【关键词】青池遗址；新石器时代；陶器分组；文化性质；年代判定

【摘要】1997—1999年发掘的天津蓟县青池遗址,为研究燕山南麓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文章通过对青池遗址所出新石器时代陶器进行分析,区分出三个年代组,分属于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青池二期遗存、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其中青池二期遗存为本地区新发现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两期,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500—5000年.

青池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县五百户乡青池村北1.5公里处的马头山.该遗址在1990年10月《天津文物地图集》编辑组进行文物复查时发现.1997年,由于于桥水库工程对遗址存在威胁,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遗址的坡下部分进行试掘,确定为一处埋藏于山坡沟壑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98年,考古人员又在山顶试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1999年,在1997年清理的基础上,继续清理沟壑向下延伸的部分.三次发掘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全部发掘材料最终以《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1]（以下简称《报告》）为题,在《考古学报》发表.《报告》将坡下和山顶遗存分开描述,坡下均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山顶遗存可分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西周燕国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坡下灰沟第6—9层为新石器时代第一期文化遗存,第5层为新石器时代第二期早段遗存,第1—4层为新石器时代第二期晚段遗存；山顶H13、H17、H18、H22、H23及第5层定为新石器时代第三期文化遗存.对于各期的文化性质,发掘者认为,第一期“兼含兴隆洼文化和北福地一期文化两种文化因素,并且都居突出地位”,“应是这两支文化在前沿地带形成的混合型文化遗存”,第二期、第三期是青池第一期混合型文化的承袭和发展.同时认为：“第一期、二期和三期是同一支文化的独立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面貌特征,以？河流域为分布腹地,存在达千年以上,可称为青池文化或青池遗存.”本文拟从《报告》刊布材料出发,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青池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年代等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陶器分组

青池遗址堆积较为简单.坡下遗存历年发掘的层位关系不一,发掘者将历年发掘资料统一为G1的第1—9层；山顶遗存仅第5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报告》公布陶器的单位有28个,根据遗址的层位关系以及出土陶器的器形、纹饰,可以把这28个单位依据早晚关系分为三个小组.

第一组即为《报告》中新石器时代第一期文化遗存,包括坡下部分的第6—9层.陶器主要以筒形罐为主,为夹砂红陶,深腹平底,多为敞口,口沿下饰有多道弦纹或者一周附加堆纹,主体纹饰为交叉纹、潦草的“之”字纹或刻划纹饰,代表标本有T1G1⑧∶1、T5G1⑨∶2、T3G1⑦∶2、T2G1⑧∶2、T2G1⑧∶1、T5G1⑨∶2、T4G1⑧∶2、T2G1⑧∶3（图一,1—8）.与筒形罐共存的典型器物有饰“之”字纹的钵,以T3G1⑦∶3、T2G1⑥∶1为代表（图一,9、10）,以及饰虾节纹和刻划几何纹的盆,以T2G1⑧∶4、T5G1⑦∶4、T5G1⑦∶3、T5G1⑧∶1、T2G1⑧∶6为代表（图一,11—15）.

第二组为《报告》中新石器时代第二期文化遗存,包括青池遗址坡下的第1—5层.根据陶器的器型和纹饰,还可进一步细分为2A、2B两个小组.2A组仅包括坡下第5层,出土陶器以筒形罐为主,为夹砂红陶,敞口斜腹或者微弧腹,口沿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并通体竖压横排“之”字纹,代表标本有97G1⑤∶3、T5G1⑤∶1（图一,16、17）.同时出土夹砂与夹云母盆、深腹钵、豆、支脚以及饰有“之”字纹的矮圈足碗（图一,18—36）.2B组包括坡下的第1—4层,出土有与2A组类似的口沿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并通体竖压横排“之”字纹的筒形罐,只是多为弧腹或鼓腹,以97G1②∶5、97G1④∶1为代表（图一,37、38）,另出土口部饰弦纹的盆（图一,39、40）,共存的还有圈足碗和豆等（图一,41—48）.

第三组即《报告》中新石器时代第三期文化遗存,包括山顶的第5层和H17（因H13、H18、H22、H23未公布陶器,本文暂不讨论）.《报告》将山顶第4层也归为新石器时代,当是探方地层分布不一所致,笔者尊重发掘者意见,也将这部分遗存纳入分析.陶器多为筒形罐伴红顶钵（图一,53）.筒形罐均腹部以下残缺,大多饰刮条纹（图一,49、50）,其余口部饰有弦纹（图一,52）或“之”字纹（图一,51）.

二、文化性质

青池遗址虽然出土的文化遗存不多,但是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对于《报告》所提“混合型文化”,笔者不能认同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因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不是孤立地产生和发展的,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必然和其他文化特别是周邻文化发生交流,这种交流的物质体现便是某一考古学文化中往往包含有其他因素”[2].任何考古学文化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继承母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同周邻文化产生交流,从而使一个考古学文化往往包含不同的文化因素,进而形成了文化的多元结构[3].

从已发表的陶器资料来看,青池遗址第一组陶器群由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因素组成,一种是土著文化因素,也是主体因素,一种是外来文化因素,也就是与周邻文化产生交流后的结果[4].兴隆洼文化是燕山南麓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学界目前将兴隆洼文化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类型确定为东寨类型[5,6].青池一期土著文化因素也就是主体文化因素包括饰有网格纹和“之”字纹的筒形罐、饰有“之”字纹的钵、饰有虾节纹的盆,与兴隆洼东寨类型相比较,两者的共同性一望可知：青池遗址T1G1⑧∶1、T5G1⑨∶2筒形罐（图二,1、4）和东寨遗址G1∶180筒形罐（图二,12）纹饰三段式布局颇为相似；青池遗址T2G1⑧∶7碗（图二,2）与西寨T15④∶3碗（图二,13）均饰虾节纹；青池遗址T2G1⑧∶1筒形罐（图二,5）与东寨G1∶163筒形罐（图二,11）的主体纹饰均为横排竖划纹；青池遗址T2G1⑥∶1碗（图二,3）与东寨G1∶8碗（图二,14）器型和纹饰相近.其次,通过比较发现,少量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北福地一期文化[7],特征是口沿处饰有刻划和压印几何纹的直腹盆（图二,15—20）.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是本地自身的传统文化因素,而北福地文化因素的存在,应该是交流的结果.基于以上的分析,青池一期也就是本文划分的第一组遗存的文化性质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及现有材料,在燕山南麓地区继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之后出现的是上宅文化[8],主要遗址有北京平谷上宅遗址、北埝头遗址[9],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10]等.将青池遗址第二组陶器与上宅文化陶器对比,可发现二者差异较大.第一,从纹饰来看,青池遗址第二组所出陶器最常见的纹饰为“之”字纹,而上宅文化以刮条纹最为常见.此外青池遗址第二组的方格纹为上宅文化所不见,上宅文化的三角纹在青池第二组亦不见.第二,从陶器组合来看,青池遗址常见的豆、盆不见于上宅文化,上宅文化常见的敛口平底碗、勺等不见于青池第二组.由上述的差异可以看出,青池遗址第二组陶器与上宅文化应属于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且在该地区是第一次发现,但是由于未发现居住址、墓葬等,且仅在青池遗址一处发现,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青池二期遗存.二者有些器物相像,应当是交流的结果,同时可以指示青池第二组遗存与上宅文化年代相当.

第三组陶器包括饰有刮条纹的筒形罐以及红顶钵,同样出土这两类器物的有迁西西寨遗址[11]第二期、迁安安新庄遗址[12],对于燕山南麓此类遗存的性质学界说法不一[13,14],多数人认为属于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15],笔者亦赞同这种观点.因此第三组陶器应当属于赵宝沟文化西寨类型.

三、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青池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其年代自然存在差异.

当前对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的年代和分期研究普遍认为,兴隆洼文化有从交叉纹到潦草“之”字纹再到成熟的“之”字纹的发展轨迹,分别代表着三个发展阶段[16].同时,学界对于交叉纹早于“之”字纹都表示认可,并将其作为分期的依据.青池遗址第一组所出陶器的纹饰为交叉纹和潦草的“之”字纹,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的早中期,但是两种纹饰的陶器出于同一地层中,应当是早期遗物混入晚期地层,故笔者对青池遗址所出的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暂不做分期.

青池二期遗存包含了坡下的第1—5层,存在着地层上的叠压关系.其中2A组出于第5层,所出筒形罐为斜腹或微弧腹,钵多为平底；2B组出自第1—4层,遗物特征较一致,筒形罐多为弧腹,钵多为圈足.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的演变关系,可将青池二期遗存分为早晚两期（图三）：早期以青池遗址第5层为代表,晚期为第1—4层.发展趋势表现为：筒形罐腹部由斜腹或微弧腹到弧腹或鼓腹；尖唇盆口沿处泥突从突出到平滑,并在口沿下方出现数周弦纹；素面钵由弧腹到斜腹,同时口沿内侧泥突变小；饰有“之”字纹的钵由平底到圈足；支脚由下部开豁口到四面各开一长方形镂孔.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分期只是一个初步分期,由于材料所限,能不能代表青池二期遗存所有的发展阶段,以及分期可不可以细化,有待随着材料的补充再做仔细的论证.

青池二期遗存仅发现于青池遗址一处,且叠压在青池第一组上.上文已经分析青池第一组遗存主体为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属于兴隆洼文化早中期,并包含有北福地一期文化因素.根据北福地一期文化盆的演变规律,即口沿处纹饰由窄变宽,青池遗址所出北福地一期文化陶器应属于北福地一期文化早段.因此,青池二期遗存的年代不早于兴隆洼文化中期、北福地一期文化早段.根据兴隆洼文化的分期,兴隆洼文化早中期的年代为公元前6200~5500年[17],北福地一期文化早段的年代下限也在公元前5500年,所以青池二期遗存的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5500年.

虽然《报告》将山顶遗存定为青池遗址第三期,并认为与第二期具有承袭关系,但没有确切层位关系的证据支撑,因此青池二期遗存相对年代的下限不能通过青池遗址来确定.口沿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并通体竖压横排“之”字纹的筒形罐,是青池二期遗存出土数量最多的陶器,这种陶器在燕山南麓地区流行时间较长.通过观察,这种筒形罐的逻辑演变轨迹可归纳为：口沿逐渐由窄变宽,腹部由斜腹变为弧腹,再到鼓腹（图四）.青池遗存的相对年代可以根据筒形罐在其逻辑演变规律中所处的位置来断定.位于燕山南麓地区、属于上宅文化第三期的北埝头遗址[18]也发现了这类筒形罐,与之相比,青池二期遗存出土的筒形罐腹部为斜腹、弧腹,形态较上宅文化三期早,那么青池二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应不晚于上宅文化第三期.至于其绝对年代,通过与上宅文化陶器的比较（图五）,可知二者年代相当.上宅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500~4500[18],青池二期遗存也应当处于这个范围.同时,青池二期陶器上所饰“之”字纹与兴隆洼文化晚期陶器所饰“之”字纹相似,皆处于“之”字纹发展的成熟阶段,所以二者年代应相当,为公元前5500~5000.

关于青池二期遗存的源流问题,其占主要地位的筒形罐应该是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在发展过程中与上宅文化发生交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器形方面二者均存在深腹钵、圈足碗和支脚,纹饰方面二者皆有绞云形“之”字纹.正是这种继承与交流使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至于其去向,由于目前发表的资料有限,还不能确定.

青池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存与西寨遗址第二期遗存的年代同时,所以青池遗址第三组的年代也应当在这个范围.由于出土遗物较少,虽然有层位关系,但是遗物特征一致,因此不具备分期条件.

四、结语

青池遗址兴隆洼文化陶器均出于地层,与之相距不远的上宅第8层[8]、东寨遗址的遗物也都出于地层,且青池遗址与东寨遗址均为沟内堆积,未发现房屋、墓葬遗迹,此种现象耐人寻味.这当然与发掘工作的有限开展有一定关系,但是笔者认为,所谓兴隆洼文化东寨类型应当与兴隆洼文化背后族群季节性迁移有着一定的联系,东寨类型应当是兴隆洼文化西拉木伦河以南类型的亚类型.此外,从目前发现来看,此地区应该为兴隆洼文化分布的南端,由于潮白河对岸发现了北福地一期文化北旺遗址[19],所以北福地一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二者的活动范围应当以潮白河为界.

就青池二期遗存而言,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中仅青池遗址一处发现这类文化面貌独特的遗存,是否能代表其所有的发展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此外,青池二期遗存未发现房址、墓葬等,其文化特征有待进一步确定,其流向问题也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

［1］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蓟县青池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4（2）.

［2］何强,赵宾福.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性质、年代与渊源：兼论“雕龙碑三期文化”［J］.江汉考古,2014（6）.

［3］张忠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J］.考古与文物,2001（1）.

［4］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J］.考古与文物,2006（1）.

［6］索秀芬,李少兵.兴隆洼文化的类型研究［J］.考古,2013（1）.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8）.

［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埝头考古队.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J］.文物,1989（8）.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J］.考古,1983（5）.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迁西县文物管理所.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J］.文物春秋,1992（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