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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如何善后
1936年12月25日,被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在西安已近两周的,终于得以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了西安,转经洛阳,于26日平安飞抵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伴随着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并未就此烟消云散.几天之后,事变主谋张学良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失去自由,一度后撤的国民党军也重新集结大举西进,南京与西安再度剑拔弩张.事件不仅没能和平解决,反而因已脱离西安,双方随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形势预判
首度得知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希望,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后的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报告称,已和宋子文有过接触,宋愿意劝说蒋接受西安方面“六项主张”.12月24日夜,周恩来进一步报告称,张学良告诉他,已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在口头上给予了“答复”.
鉴于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于25日晨电告周恩来、博古,准备按原计划派红军主力继续由甘肃东北南下陕西西安至宝鸡之间,以取得有利位置,完成原定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部署.
这一天张学良亲自送蒋一行回南京,临行前明确交待,一旦军后撤,“我军即在各原地待命”.周恩来据此电告,“现蒋军在东线部队确已开始撤”,因此,东北军将领明确要求红军原定南下计划必须中止,红军主力驻地问题,“张两日后回再商量”.
不难看出,西安方面这时对张学良此行可能身陷囹圄的危险几乎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事变及其善后问题.明确认为应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争取成为今后全国抗战的核心.周恩来、博古等这时的看法更为乐观.他们判断,陕甘将变成抗日根据地,南京政府改组在即,应立即准备将党的工作从陕甘扩展到全国去.
紧急应变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安所做允诺,虽然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下被迫做出的,其回宁后并未全不认账,两宋一度也在设法落实他们的承诺.问题是,蒋在西安从未直接参与过所谓“六项允诺”的具体谈判,两宋口头允诺与蒋实际允诺的内容,难免会有相当差异.再加上两宋允诺也未形成具体文字记录,因而事后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先后提到或公布的版本,不仅文字上,就连内容上也有不少出入.
实际上,蒋刚刚回到南京,就已经与张学良因此发生冲突了.
12月27日,蒋在日记中即有如下记述：“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当天晚上,张学良也在写给杨虎城的信里表达了对蒋未能马上践诺既不满又理解的矛盾心情.但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是对蒋践诺抱有信心.他当天还给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他不了解的一点是,蒋回到南京与众多干部商讨后,在29日已下决心不放他回陕了.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因此,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军向陕西推进,必欲进据陕甘两省.次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对此,无论,还是周恩来,都颇表怀疑,认为中间或存在误会.
第二天,军重新向西安方向推进的消息已得到确认.去电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联系的代表潘汉年,请其速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陈立夫接洽,了解情况,并说明红军“绝无扰乱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希望“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不过,1937年1月1日晚间,综合各方情报,等人已确信,“政局起变化了”.
1月2日,书记处首度对政局突变做出判断,称：“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指张学良）,进攻西安之危险.”对蒋的态度还要看一下,目前方针“还是要争取他”.
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
当天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因此,杨虎城已不得不决心备战了.
次日午后,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当准备作战.
军事准备
1月4日,南京方面内定在西安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并在宣布对张学良限制自由的同时,内定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以前原位置,即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则须移驻陕北.
方案确定当天,何应钦即通过徐庭瑶用电话预先告知了杨虎城,要求西安方面“发拥护通电”.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蒋实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的策略.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一起开会讨论了作战准备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作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暂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另外,“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
这时对南京此举的基本看法是,南京报复派希望把杨虎城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所以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顶住对方的军事进攻,就有可能逼蒋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而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自1936年张、杨两军与红军先后结盟以来,始终是三方共同的政治目标.
1月5日晚,根据方面的意见,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领衔发表了斥责南京方面挑动内战的通电.杨同时分别致电、宋子文、何应钦,以个人名义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允其重返陕甘复职.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南京方面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西北军政组织人事任免及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南京方面并不只是“希望吓一吓”来使西安方面就范,而是必欲一统西北军政,绝不让步.
这一情况不能不让西安方面特别是受到强烈冲击.张闻天和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瓦解.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坚决奋战,拒顾迎张.”为此,首先必须严防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将领进一步动摇与叛变,同时应使“张、杨两军速向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
坚持并强调红军应置于外线及实行野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安三方在军事行动上难以相互信赖的问题.周恩来此前就多次反映和说明,东北军所属各部队来源不一,各部将领之间原本就互不信任,军长一级高级将领与师旅团营级别的中青年军官之间更是存在着保守和激进两派.
东北军这时之所以没有迅速瓦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部队里师旅团营一级中年轻军官多数信赖张学良,一心想要救张回来,因而才会有“前线东北军师团营长情绪极高”,“急愿一战”的情况.而实际掌握着各军指挥权的将领们,多数却各有各的盘算.杨虎城虽握有张离陕时委托指挥的手令,并有代表的支持,实际上却只能起到一个会议召集人的作用.事变后杨手下只剩下17个团,且“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之于主要方面”.东北军有57个团之多.红团数与东北军相当,人数却不及东北军一半.整个军事形势相当严峻.
熟知东北军战力的胡宗南这时就曾明白告诉代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没有出路.“只有黄埔与红军能抗日,张、杨部队何能抗日？联合他们是失策”.（一）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杨奎松 文）
西安事变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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