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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报人私恩
韩国总统朴槿惠深陷“闺蜜干政门”事件,颇为世界所关注,国内媒体亦有不少报道和评论.由这一事件导致的韩国政局的动荡,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对于掌权从政者来说,都值得深思.
一个曾被称为“励志女神”的人,支持率从当选时的高支持率,已经跌至5%,创下了韩国化以来在任总统的最低支持率.一些中国人原来对她颇有好感,不仅因其形象清新,也因其性格坚毅,遇难不馁,温婉平静,还有一重要的原因是因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论语》《贞观政要》《明心宝鉴》和《近思录》是她的案头书.她也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汲取了智慧和教诲.但她自今年1 月同意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始,这种以邻为壑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和安全的事,却使她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坠.
朴槿惠何以落得四面楚歌,值得为政者思考.
对中国传统文化熟悉的朴槿惠,应该知道对如何待友、如何报恩的一条原则：公恩不私谢,私恩不公谢.本刊曾刊登过《“公恩”何须“私谢”》（ 2016 年第8 期）《公烛无私光》（2016 年第11 期）两篇文章,谈到在用权行政时如何做到公私分明.
这种例子在中国多得很：
南宋长沙制置使赵方,进士登第刚作“尉”时,经常拜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赵方虽为一年轻官吏,但学识广博,谈吐不凡,深得辛弃疾喜欢,因而留下了辛、赵连续三日深谈政、军方略的佳话.辛弃疾特别欣赏赵方,在跟妻子商量后,将十块绢和很多书送给赵方,以示奖掖.赵方非常感动.辛弃疾去世后,赵方做了京湖制置使,而辛弃疾的儿子正好在其幕下,并颇浮人望.他先以为赵方会因为父亲对他的奖掖之恩而对自己加以提挈,没想到赵方对他非常严厉,时时都在督责他,实在令他难以忍受,有时候甚至对母亲哭诉其处境.辛弃疾的儿子三年任满,向赵方辞别.赵方说：“我请你多待一天.”次日,赵请辛弃疾的儿子和他母亲一起吃一顿饭.饭桌上赵方对辛母说：“我这三年不是有意薄待您的儿子,而是因为我受辛公厚恩,深怕令郎以此为恃,生出非份之念,不敬业爱职,才严格要求他的.根据他三年的表现,我已为他考虑,替他某了一份差事.现在我送他一点微薄的经费,权作上任之贺.”辛母子一听此言,原来的误解顿时化成了万分的感激.（元薛证汝《湖南新闻夷坚续志》）
不以公权报私德,这才是“大贤”报恩的原则.
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用私款还公债.
1920 年春,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向章士钊求援.章即向沪工商界名流募捐了2 万块银元相助,表示对勤工俭学的支持.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到重庆谈判,曾与章士钊会晤.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旅费向章求援事表示感谢,章听了非常感动.
1961 年,对章士钊说：“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打这以后,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 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发现了,又对左右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 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来了两千元.这时章士钊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当年向章借钱是为公,40 年后用私款还钱,更彰显其大公.
对中国文化相当稔熟的朴槿惠在头脑中不知何因屏蔽了这些于用权特别重要的内容.
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即使其闺蜜崔顺实敛财、崔的女儿走后门上名校等事朴槿惠不知情,她也有失察枉纵之责,而“闺蜜干政”之事即使以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形来看,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即此,朴槿惠已犯了以公权力酬谢私恩的大忌.这个坚定冷静的“女神”,恰恰在最该坚定、冷静的地方出现了致命的软肋.
受人恩德,当得报谢.但如何报谢,大有讲究.如果恩德衍变为权钱交易,则恩断义绝,于人于己,有百害而无一利,于国于民是更大的祸害.朴槿惠之车虽暂未覆,但其艰难之状,亦可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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