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辨证四则方面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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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辨证四则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虽收佛书不多,但提要中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通过文献资料研究,认为《总目》子部释家类中存在4个需要辨正的问题:其一、释道宣为“吴兴长城人”非“丹徒人”;其二、《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为三十卷,非三十四卷;其三、《宋高僧传》赐绢应为“三千匹”,而非“三十匹”;其四、释迦牟尼应生于周昭王十五年,而非二十五年.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广弘明集宋高僧传佛祖通载

[分类号]G257

《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二百卷,清永瑢、纪昀主编.《总目》共收录古籍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其中释家类典籍收录十三部,三百一十二卷;存目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历来有关释家类考证研究成果主要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陈垣《中国佛典史籍概论》以及研究论文《〈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道家类补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释家类之〈广弘明集〉条辩证》等.这些成果在释家类研究中提出了不少保贵的意见,纠正了《总目》不少错误.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笔者认为《总目》释家类提要中存在4个问题需要补正.

1 《广弘明集》提要释道宣“丹徒人”之误

释道宣,隋唐律宗的创始人,著有佛教典籍十八部,弟子千百余人,对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对于他的祖籍地典籍记载差异很大.《总目》曰:“《广弘明集》三十卷,唐释道宣撰.道宣姓钱氏,丹徒人.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凈业寺.”[1]《总目》关于释道宣丹徒人的说法与其它典籍记载差异很大.

关于释道宣祖籍地,典籍记载大致有3种说法,除《总目》称其丹徒人外,一种说法认为是吴兴人,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载:“沙门释道宣,俗姓钱氏,吴兴人也.彭祖之后胤.”[2]另一种说法认为是长城人,后唐景霄《四分律钞简正记》曰:“钞主法名道宣也.道者法也,宣者遍也.显扬弘演遍示有情也,大师三生,持律第一,生在齐朝,法名僧护.……僧祐律师即第二生身,俗姓俞氏.……第三生即今身也,生隋朝,俗始钱氏.诸记中,皆云湖州长城人.表云:准钱氏谱说,祖父即长城人.大师在京兆生也.”(卍新续藏第43册No.0737)对于这3种说法古人也难断真假,因此,在典籍记载中会发现几种观点兼而有之的现象,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曰:“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3]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道宣何许人,历来说法不一,然而大至有丹徒人,吴兴人,长城人3种说法,因此,对于释道宣何许人的考查,首先要对丹徒,吴兴,长城三地进行研究,辨析其关系.

1.1 丹徒

“丹徒”据《旧唐书》卷四十载:

丹徒,汉县,属会稽郡,春秋吴朱方之邑地.吴为京口戌晋,置南徐州,隋为延陵镇因改为延陵县,寻以蒋州之延陵.[4]

武徳三年,杜伏威归国置润州于丹阳县,改隋延陵县为丹徒.[4]

《丹徒县志》曰:

秦置会稽郡,始称丹徒属焉.[5]

《隋书地理志》:扬州江都郡延陵县,旧制南徐州东海郡,开皇九年州郡并废,又废丹徒入焉.[5]从以上材料可知,“丹徒”为秦灭六国后所设之县名,立属会稽郡.隋开皇九年,隋灭陈实现大一统之后,改丹徒县为延陵县.唐武德三年,隋延陵县又改为丹徒县.

1.2 吴兴

“吴兴”之名较“丹徒”晚出,三国吴元兴二年,“吴兴”之地名才见史册.《三国志·吴志》卷十四载:“休薨,晧即阼,其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月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阳为吴兴郡.”[6]“文皇帝”为孙和,孙皓之父,“后年”即元兴二年,据《建康实录》载:“元兴二年春正月,分吴郡、丹阳等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7]由此可见,“吴兴”为郡,三国吴孙皓所置,下辖九县.吴元兴二年后,吴兴郡几经废改,隋开皇九年,废吴兴郡,后又置湖州.《元和郡县志》曰:“吴归命侯置吴兴郡.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呉兴郡.隋平陈,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8]由此可知,吴兴之地名隋开皇九年之后,以不再使用,后仁寿二年又被湖州所替代.

1.3 长城

《元和郡县志》曰:“长城县,本汉乌程县地,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其地置长城县.”[8]由此可知,长城县太康三年分乌程县所设.《晋书》卷十五载:“吴兴郡,吴置统县十,户二万四千.乌程、临安、余杭、武康、东迁、于潜、故鄣、安吉、原乡、长城.”[9]据此可知晋时“长城”乃“吴兴郡”所辖之县.又《吴兴志》卷一:“《隋志》平陈,复废吴兴郡,又废长城入乌程,隶苏州.仁寿二年复分长城再置湖州,大业三年州复废县仍属苏.”[10]又《旧唐书》卷四十载:“武徳四年置雉州,领长城、原乡二县,七年州废及原乡并入长城,属湖州.”[4]由此可知,长城县晋时从乌程分出,隋灭陈后,又将并入乌程县,仁寿二年又设长城县,后属湖州.

从上述资料分析来看,丹徒县秦时已置,而吴兴郡三国时期才出现,并且二着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而长城县则隶属吴兴郡,隋废吴兴郡后又属湖州.3个地名分析清楚之后,再来分析释道宣究竟是何许人?释道宣《释门章服仪》曰:“余以贞观末历,摈景山林,终于显庆二年.……终南山沙门吴兴释道宣,记其程器时序.”[11]从《释门章服仪》“吴兴释道宣”可知道宣自称其吴兴人,“吴兴”为郡下辖有县,道宣称其“吴兴释道宣”乃是从郡而言.又唐释澄观《四分律搜玄录》曰:“道者,法也.宣者,尔雅云,遍也.谓以三乘道法,遍化有缘也.俗姓钱氏,吴兴长城人.”(卍新续藏第41册No.0732)释澄观唐人去道宣未远,又同为释门之人,应该对道宣比较了解,其说“吴兴长城人”应该可信,隋仁寿二年吴兴郡了被湖州所代替,因此,有时也称其湖州长城人.由此可以得出,释道宣吴兴人是从大而言,长城人是从小而言,吴兴长城人是从古而言,湖州长城人是从新而言.唯独丹徒人之说法存在问题,唐代文献关于释道宣无丹徒人之说法,这一说法始自宋代,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中始见丹徒人之说法,《总目》未加考证,继承“丹徒人”之观点.

2 《广弘明集》提要“三十四卷”之误

《总目》虽然是在《四库全书提要》的基础上汇编而成,但在成书过程中对《四库全书提要》时行了较大改动,使提要内容更加完善,但其中也不乏改误之处.关于《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的卷数,《总目》与《四库全书提要》记载不同.《四库全书提要》曰:“《唐志》载:《广弘明集》三十卷,与此本合.然二十七卷以后,每卷各分上下实三十卷.”[2]而《总目》曰:“《唐志》载:《广弘明集》三十卷,与此本合,然二十七卷以后每卷各分上下,实三十四卷也.”[1]

《总目》将《四库全书提要》中的“三十卷”改为“三十四卷”,从提要文字本身来看,似合乎情理,但深入研究,此实则是为改误.

《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陈垣《中国佛教典籍概论》曰:“(《广弘明集》)《四库》著录者三十卷,与《弘明集》同为纪昀家藏.《弘明集》,《四库》用吴惟明刻本,知此书亦用吴刻,因吴氏两《弘明集》合刻也.吴刻出于宋、元藏.”[12]由此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版本实则出自宋、元大藏经本.查宋、元大藏经可知,《广弘明集》三十卷,卷数从第一卷到第三十卷皆有,将之与《四库全书》所收之《广弘明集》相比,则《四库》所收《广弘明集》实为二十八卷,缺二十九卷、三十卷.然《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三十卷者,是将宋、元本《广弘明集》第二十七卷,二十八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因此,将其合为三十卷.《总目》又将其改为三十四卷,是因编者未见《四库全书》所收之书,而误将所收书理解为实有三十卷,又按二十七卷以后,各有上下,因而得出三十四卷,此应属《总目》修改之误.《总目》又曰:“其(《广弘明集》)书续梁僧祐《弘明集》,而体例小殊,分为十篇.一曰归正,二曰辨惑,……十曰统归.”[1]《总目》所叙述之书与《四库》所收之书不符,《四库全书》所收《广弘明集》只有九篇,缺统归篇.

3 《宋高僧传》提要“三十匹”之误

《总目》云:《宋高僧传》三十卷,宋释赞宁撰.赞宁有《笋谱》已著录.是书乃太平兴国七年,奉太宗敕旨编撰.至端拱元年十月书成,遣天寿寺僧显忠等于干明节奉表上进.有敕奖谕,赐绢三十匹,仍令僧录司编入大藏.[1]

《总目》“赐绢三十匹”在《四库全书提要》中作“赐绢三千匹”.《四库全书·进高僧传表答批》中亦作“赐绢三千匹”[2].从《四库全书》中“赐绢三千匹”,到《总目》中的“赐娟三十匹”,是《总目》对《四库全书提要》进行修改的结果.此处的“千”字变成“十”字,是《总目》编纂者有意为之,而非字形相近之误.《总目》将“三千匹”改为“三十匹”,是《总目》编纂者依据宋、元藏本所改的结果,因为在各种大藏经版本中,只有在宋、元藏本中写为“三十匹”,其他大藏经如《永乐北藏》《嘉兴藏》《龙藏》《中华大藏经》等皆作“三千匹”.此点可由《中华大藏经·进高僧传表答批》校勘记得知,校勘记曰“(《宋高僧传》)以《清藏》为底本.……‘三千’,资、碛、普作‘三十’.”[13]“资”为宋代《资福藏》,“碛”为宋《碛砂藏》,“普”指元代《普宁藏》.《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以《房山云居寺石经》《影印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藏》《龙藏》《高丽藏》等藏经为参校本.因此,从校勘记中可以得出,宋、元大藏经作“三十匹”,明清大藏经中作“三千匹”.再如清纪荫《宗统编年》曰:“赞宁撰集宋高僧传成,传凡三十卷.……本传五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表上.诏褒答之,赐绢三千疋,令编入大藏.”(卍新续藏第86册No.1600)“疋”同“匹”,“三千疋”即为“三千匹”.

关于《宋高僧传》“赐娟”多少的问题,宋、元藏本“三十匹”在明代入藏时被改为“三千匹”,是因字形相近而误,或是明人有意为之,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宋高僧传》的成书与入藏时间,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进高僧传表》曰:“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僧赞宁上表.”[14]“端拱”是宋太宗第三个年号,“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由此可见,《宋高僧传》成书于公988年以前,编入大藏经应在其后.《答批》曰:“勅通慧大师赞宁省所.令左街天寿寺赐紫僧显忠进编修有《宋高僧传》三十卷事.……其所进《高僧传》.已令僧录司编入大藏.……想比清休否.遣书指不多及.十八日勅.”[14]《宋高僧传》呈进之后,宋太宗对此十分重视,下令僧录司将其编入大藏经.此时中国第一部刻木大藏经《开宝藏》已完成(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始刻于益州,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全部刻成),后对《开宝藏》进行补刻时,是否编入《宋高僧传》,学者观点不一,但从现存大大藏经收录情况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宋高僧传》被编入宋《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北藏》《径山藏》《龙藏》6种大藏经中.而六部大藏经中的《宋高僧传》皆是以《资福藏》中《宋高僧传》为底本,因此,明清大藏经中《宋高僧传》本应也是赐绢“三十匹”,为何将“三十匹”改为“三千匹”?文章认为这很可能是明人在校勘大藏经时,依据当时流通的刻本或抄本所改.明代大藏经编纂是要经过详细校勘的,如《赞宁〈宋高僧传〉研究》一文中指出:“(《永乐北藏》)用新刻的《永乐南藏》经本与庆寿寺藏本、彰德府藏本、苏州承天寺藏本对校.”[15]庆寿寺藏本、彰德府藏本、苏州承天寺藏本等皆是不同的校勘本,此充分说明明人在编纂大藏经时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工作.明代大藏经中“三十匹”改为“三千匹”应是根据当时流通的非藏本《宋高僧传》所改.因此,《宋高僧传》赐绢当为“三千匹”更为合理.

此观点还可以从其它资料中得到佐证,如王禹称《小畜集·右街僧録通惠大师文集序》曰:“八年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进御之日,玺书褒美,居无何征…….”[2“] 褒美”是褒奖赞美之意,《宋高僧传》既然能得到太宗的褒奖与赞美,那么与之对应的奖赏自然就不会太少.此一观点在《大中祥符法宝录》有所体现,《大中祥符法宝录》曰:“《大宋高僧传一部三十卷》诏撰集勒成三十卷端拱初上之.召见锡赐优异,诏编入藏.”(金藏第112册No.1501)“锡赐”意为赏赐,“优异”《汉语大词典》解释为“特别优厚”.因此,“锡赐优异”可以理解为赏赐特别优厚.若赐娟“三十匹”与“褒美”、“锡赐优异”不符,因此,“三千匹”更为合理.

4 《佛祖通载》提要“周昭王二十五年”之误

《佛祖通载》提要曰:“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后,始据内典编年.”[1]又《释氏稽古略》提要曰“据藏经所记佛生于周昭王九年.”[1]从以上可以看出,《总目》编纂者对释迦牟尼出生于周昭王哪年观点不一,前后矛盾.其实在学术界关于释译牟尼的出生年代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但是在中国典籍中释迦牟尼出生的时代与周昭王的时代密切相联.中国典籍中关于释迦牟尼出生的时间大致有4种说法:一曰周昭王二十六年;一曰周昭王二十五年;一曰周昭王二十四年;一曰周昭王九年.佛诞生于昭王二十六年之说源自隋代修历博士姚长谦,如唐法琳《辩正论》:“《长谦纪》云: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生,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之岁佛始灭度.”[16]二十四年之说源自《周书异说》.如唐道宣《广弘明集》曰:“案《周书异记》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当此之时,佛初生王宫也.”[17]九年之说源自宋契嵩编的《正宗记》,《记》曰:“如来之生也当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当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灭度也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18]二十五年之说,始自《总目·佛祖通载提要》.从以上关于释迦牟尼诞生的资料来看,虽然说法不一,但前3种说法差距不大,仅1年之差,第四种说法与前三种说法差距较大.在4种说法中“甲寅”一词是个关键信息,因此,关于佛诞生的时间,可通过对周昭王甲寅年的推断来确定.因此,佛诞生时间的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周昭王甲寅年的研究.

关于周昭王甲寅年的考证,需要利用《竹书记年》这一重要文献资料.《竹书记年》有“古本”与“今本”之区别,是记载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史书,原本在南北宋时已佚失.明代时出现一部《竹书纪年》,清人朱右曾认为此本是明人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以及《太平御览》等书的零星引用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认为其是伪书,因而将以上书中所引用《竹书纪年》的文字辑录出来,汇成一册《汲冢纪年存真》.国民时王国维在此基础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清人对于明代出现的《竹书纪年》一书也有不认为是伪书而在其著作中论述者,如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二十六:“据《竹书纪年》:周昭王元年庚子,则甲寅是十五年,乌在其为二十四年也.十四年癸丑夏四月恒星不见,十九年伐楚丧六师于汉,王陟.明年己未为穆王元年.”[17]徐文靖所引《竹书纪年》是为“今本”,今本《竹书记纪年》记载周昭王在位时间为19年.“今本”《竹书记纪年》关于周昭王在位时间与“古本”《竹书记纪年》相同,张富祥《〈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今本《竹书记纪年》西周年代表)与现存古本佚文相对照,只有昭王在位共19年二者相同.”[19]再者《竹书纪年》中关于周昭王在位19年的观点,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青铜器铭文等资料所得到的结果相同.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周昭王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995—977年,共19年.[20]《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发表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批评,但对周昭王在位19年的判断基本认可.既然周昭王在位共19年,那么关于释迦牟尼生于周昭王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的说法皆不能成立.至于《释氏稽古略》所说的佛生于周昭王九年的观点,表面上看符合在位19年的条件,但其实也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因为《释氏稽古略》说佛生于昭王九年,二十七年出家,三十三年成道,穆王三十六年涅槃.此种推算法明显将周昭王在位时间定为51年,与今天的研究不符.因此,关于佛出生于周昭王何年的问题,传统的说法皆不可信,那应该在周昭王哪年呢?

今本《竹书纪年》清人朱右曾认为是伪书,然而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来看,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造,并且学者研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如《〈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一文中说:“将《路史》、《通鉴前编》所引《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对照,《今本竹书纪年》显然不是从前者辑录而来.既然如此,二者同源就可以肯定了.”[21]又《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由于今本《纪年》首尾基本完具且自成体系,较之只言词组的‘古本《纪年》’更具参考价值.”[22]因此,今本《竹书纪年》可视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加以利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昭王,名瑕,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复设象魏.”[23]

“元年庚子春正月”,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由这一资料我们可以推定出周昭王甲寅年应为周昭王十五年,“甲寅年”为昭王十五年符合其在位十九的说法.因此,释迦牟尼应诞生于周昭王十五年更为合理,《总目》提要及其它典籍记载皆误.

综上所述,《总目》中关于释道宣为“丹徒人”,《广弘明集》三十四卷,《宋高僧传》“赐绢三十匹”,释迦牟尼生于周昭王二十五年等观点皆存在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的研究,认为释道宣为“吴兴长城人”,《广弘明集》为三十卷,《宋高僧传》赐绢为“三千匹”,释迦牟尼生于周昭王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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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元文广1986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文学与文献研究.(收稿日期:2017-07-25;责编:姚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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