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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开启和新阶层诞生

制下,国家意志决定体制,体制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催生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城打开了“一道门缝”.

1984年,1号文件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10项政策》作为1号文件发布,标志着农村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改革的开始.

如果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次农村改革带来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的解放,那么,第二次农村改革则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重新分布,同时,也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允许农民工自理口粮进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首次在政策上出现松动.农民中的佼佼者正是借着这道“晨曦”,开始冲击城市服务业的大门.

最早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工,当属“修鞋族”“缝衣族”“弹棉花族”“保姆族”和“卖菜族”.正是这些掌握生活技能的能工巧匠,硬生生地把城市的大门挤出“一道缝”来,在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一则报道称,在北方“有山必有城,有城必有江浙人”,主要是指散布于北方城市的修鞋、擦鞋、弹棉花和缝补衣服的江浙农民.这些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吃苦耐劳精神,不畏世俗,走南闯北,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发端于安徽的“保姆族”由老乡关系而逐渐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直接带动安徽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妇女进城当保姆,家属或亲戚便跟着进城卖菜.他们携家带口,奔走于北京等大城市的街巷,栖居在窝棚、桥洞甚至公共厕所.

来自江苏扬州的搓澡工和修脚工,则是凭借“一条毛巾”和“一把修脚刀”闯天下.城市里的公共澡堂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浴室,成为这些离乡谋生农民工的打工场所.

现在已经找不到1984年进入城市服务业的农民工的准确数据,但从当年媒体的报道中仍然可见一斑—“ 温州10万鞋匠和弹棉花郎走全国”“安徽10万保姆进京城”“江西10万斗笠闯天下”.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服务业的农民工人数虽少,却正在汇聚成涓涓细流.当这股细流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民工潮相交汇时,就变成了一股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城市的大门再也无法关上.

1984年5月4日,、国务院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港口城市,再加上1980年确定的4个经济特区,沿海从北到南连成了一个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国际舆论认为,“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是“35年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

同样是在这一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如果说1978年是思想解放年,1979年是农村改革年,1984年是对外开放年,那么1986年则是企业改革年.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议题被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劳动制度改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继城门开启一道缝之后,国有企业的围墙也打开了一段栅栏,农民进入国有企业务工成为当时重大的体制突破.

资本不是施舍和慈善,那些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人又“夹着钱包回来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登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推力;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 、进城提供了可能;农民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民工自此正式加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合唱”,拉开了改革开放“人口红利”的序幕.在深圳,从1979年到1987年,外来人口从1500人猛增到80多万人,为原住居民数量的两倍多.

从全国来看,农民工的数字同样在快速攀升.

19 8 4 年,全国农民工的数量约200万人.

1986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进城农民达480万人,未登记入册者更是超过1000万.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宣布,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8000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

坦白地说,从1978年至1989年,中国并没有关于农民工的制度设计,从高层决策到体现国家意志的各类政策都没有涉及农民工问题.但是,当户籍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巨大城乡差别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碰撞时,巨大的撞击和反射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最终促动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政治上,他们没有特殊的要求,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打工机遇持朴素的感激心态.

在经济上,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虽然每个月的工资都比较低,但与农村种地相比,依然有比较强的满足感.在生活上,他们没有多少福利保障,但农村留下的责任田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底钱.因此,他们虽然羡慕城市生活,却能以平和之心坦然面对.在社会定位上,他们没有城市职工的优越感,却也没有农民的失落感,在与过去比、与农民比的过程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毫无疑问,中国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特殊阶层.它的形成纯属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结果,不带有任何政治属性,但它作为“第三元”的存在,客观上又赋予工农联盟以新的内涵,成为新时期工农联盟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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