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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模式的出路在哪里
东莞是我的家乡,我上大学之前的时光都是在东莞度过的,对这个地方充满感情.改革开放40年,东莞从一个农业县演变成一个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城市,其经历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难以复制.作为一名“老莞人”,我认为很有必要对东莞40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梳理,为下一个40年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改革开放的城市奇迹
总体而言,东莞40年的发展其实是广东发展的缩影,是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即高度依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加工制造业.众所周知,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下,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土地.在该模式下,东莞1980年代的外商投资主要源于香港,1990年代扩展至台、日、欧美等地.换言之,资本并不是来自东莞本地,属于外来生产要素；东莞的技术和管理当然也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至于劳动力其实也是外来的,主要源于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真正属于本地户籍的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少之又少.在加工制造业处于顶峰时期的2007年,据不完全统计,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数超过1000万,与160万的本地户籍人口形成鲜明对比.在四种生产要素中,只有土地是真正属于东莞的,由于当年的土地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不少农民可以把原来用于耕种的土地改而用来建造厂房,出租给港商或台商,收取定额租金,其收益远远高于耕种,这就是所谓的“种田不如种房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显著的：
一来地方政府并不需投入太多财政资金,就能招商引资,既实现GDP增长,又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对于镇级政府而言,由于加工制造业的产品主要拿来出口,无法向外商投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即使有少量的增值税收入,数目也不大.但镇政府却可以向企业收取一定数额的人头费,声称用于为相关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这类人员的基数庞大,可为镇级政府提供相当可观的政府性收费,并完全由镇级政府支配.二来是东莞本地居民特别是拥有土地耕种权的农民,除了可以取得租金收入外,还可通过制造业活动把“生地”转换为“熟地”,而后取得更高的与土地相关的收益.
三来由于有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进驻,衍生了对本地商贸、餐饮、零售、物流行业的大量需求,而由于加工制造业的畅旺,又带来了对酒店、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从而在产业结构上让东莞逐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
四来由于外向型经济的需要,东莞需要建造更多的高速公路、桥梁及其它基础设施,甚至因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村村通集装箱运输车的城市,而基础设施发展先行的战略又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前行.时至今日,这些基础设施已成为东莞拉动内需的重要“筹码”.东莞作为一个地级市,其经济总量甚至可以与内陆地区的一个省相媲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个奇迹.
“东莞模式”缘何难以为继
“东莞模式”难以在全国其它地方复制,因为如此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进入一个地级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当内陆地区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户籍所在地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时,东莞对于他们的吸引力自然就会下降.换言之,“东莞模式”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东莞模式”要得以持续,其前提必须是加工制造业的订单持续流入,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国家对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以及对环保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加工制造企业的运行成本将越来越高.根据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200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美国劳动力成本的1/10,但到了2014年已跃升到相当于美国的60%.相比之下,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要素成本更低,对来自欧美地区制造业订单的吸引力更大.加上自2018年1月开始,越南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协议（EVFTA）生效,越南制造的产品进入欧盟实现零关税.受此吸引,原本在东莞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工厂大量外迁越南,莫说“东莞模式”在我国其它城市难以复制,就是在东莞本地,“东莞模式”也似乎无以为继了.
从经济数据看,尽管东莞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产品主要是加工制造业产品,但由于多数属于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因而又可归类到高科技产品出口的范畴.换言之,东莞的加工制造业越红火,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就越高.问题是,没有人关心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知识产权到底是否归东莞所有,长此以往,人们就越没有积极性投入资金进行科技研发,而企业研发越缺乏,越难以让加工制造业响应地方政府号召,在订单数量无以为继时实现以内销为目标的转型升级.
自2008年来,东莞市政府一直积极推动加工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并配合省政府主推的“腾笼换鸟”和“双转移”策略,但无奈来自加工制造企业甚至镇政府的阻力较大,尽管从数量庞大的加工制造业群体中,也可找到一些成功转型升级的个案,但许多企业还是采取观望态度.
从深层次分析,东莞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取决于企业家群体的态度.但东莞的企业家群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很值得深入研究：首先,东莞有影响力和实力的企业家主要是从事酒店、房地产行业的拥有本地户籍的“土豪”.然而,酒店和房地产行业并非高新科技,在现阶段难以得到政策扶持,加上在加工制造业行情依然看涨时,这些企业家们还是路径依赖般看好酒店和房地产行业的前景并投入巨资,对于政府鼓励往高新技术行业投资的政策并不积极.
至于从事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东莞本地户籍企业家,则属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新莞人”,相当一部分是早期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曾为港台企业主打工.随着经济环境变化,港台企业主发现,如果企业订单快速增加,就需要聘请大量工人,而万一订单不可持续,就要解聘工人,并支付相当数额的遣散费.因此,为了对冲不可预测的风险,港台企业主就“打本”给一些资深员工,让他们自己建厂承接部分订单,或把部分工序外包给他们,而自己只做最后一道拼装工序的总集成商.由此,东莞就多了不少民营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由于客户单一,产品也以半成品为主,谈不上什么自主品牌或自有知识产权,相比当地“土豪”,这些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实力和行业影响力也相当有限,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此外,“新莞人”企业家中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如学历因素,而无法入户,故一直把东莞视为临时居住工作地,归属感不强,如果其户籍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愿意提供一些投资优惠政策,这些企业家可能随时离开东莞,把工厂迁回家乡.
如此一来,东莞就陷入了一个困境：有实力的企业家“土豪”所从事的行业并非地方政府所鼓励和支持的,于是他们有可能“出走”,对已处于下行的东莞经济产生雪上加霜的影响；对于从事实体经济的“新莞人”企业家,由于企业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地方政府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支持,加上对东莞的归属感不强,自然不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产品和技术研发,从而制约了东莞的产业转型升级.
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只有另辟蹊径：既然制造业的存量调整如此困难,鼓励本地创业、创新也存在较大难度,不如直接引进外地的大企业和大项目,试图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增量来稀释加工制造业的存量.例如过去数年致力于引进华为、粤海等项目,当然,这对于缓解加工制造业企业的外迁会有一定帮助.然而,项目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一方面,东莞的土地资源供给已相当有限,难以再提供可持续的土地配套,“三旧改造”（指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编者注）尽管有些成效,但主要侧重在制造业项目的用地审批,对于要改造已成为员工宿舍、空置厂房的土地,使之成为商业用途的土地,成效有限；另一方面,个别项目在立项时,可能都没弄清楚所生产的零配件到底要卖给谁.总之,尽管东莞企业资源丰富,民企和外企也相当集中,但由于存在着上述企业资源错配的现象,会一定程度上拖慢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如何打造“新东莞模式”
那么东莞该如何上述发展难题？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为东莞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首先,国家正在制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而大湾区建设的目的是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因为未来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个行业的竞争,也不是单一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城市群之间的竞争.东莞处于广深之间,如能把身段放得更柔软,为两个中心城市提供服务,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仅会得到巩固和提升,而且还可以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动力.
其次,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下一个工作目标是通过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以打造“中国硅谷”.“中国硅谷”的建设需要大量企业作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试验平台,如果试验成功,则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制造业体系把创新成果市场化、具象化.换个角度看,广州、深圳、香港作为中心城市,又是高端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先行试验地区,加上这些城市的居民消费能力较强,对于高新技术产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如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小试成功,以东莞为代表的大湾区制造业城市就可进入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中试阶段,甚至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这些都是作为制造业中心城市的东莞所能把握的重大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东莞也可借此机会摆脱仅是加工制造业城市的形象,通过积极融入大湾区建设而跻身先进制造业城市之列.
再者,东莞正在大力建设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是东莞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而滨海湾新区则作为东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两个发展战略“双龙出海”,应该可为东莞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注入活力.
我认为,东莞未来可在以下领域实现突破：一是在创新人才和创新产业的集聚上下大力气.东莞的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较高,加上房地产显著低于临近的广深,洼地效应显著.得益于湾区城市内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络,对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创新人才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东莞要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让人才及其家人暂时不用离开所在地也可以为东莞企业服务,还要为人才发挥所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是打造“新东莞模式”,把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元素融入模式之中.具体来说,就是致力于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创新融资工具和手段的应用,把东莞庞大的民间资金通过融资证券化等方式加以盘活,使东莞成为“现代金融+先进制造业”的创新中心.为此,东莞需充分接受来自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创新人才、科技资源方面的辐射,也应该自觉接受来自深圳作为重要创新城市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资源上的辐射,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距离更近.
三是让滨海湾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互动起来,并充分实现与南沙自贸片区和前海自贸片区的对接,借助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政策助推上述“新东莞模式”的形成和实施.在我看来,目前滨海湾新区与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都是主打大项目的招商引资,但要形成“新东莞模式”,仅着眼于招商引资是不够的.因为“新东莞模式”是否有活力,取决于其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创新型产业是否耦合,也取决于其能否充分把握临空经济、轨道交通等高速运输技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在可预见的将来,东莞的东城区、南城区等市中心区域可能专门从事数据信息的处理和传输、技术研发等行业,而大岭山、长安、虎门等镇则主要从事制造业的生产,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则充当新经济和旧经济有机融合和对接的缓冲地带,从而让“新东莞模式”既能继承原来“东莞模式”下加工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强、生产体系完整等优势,又能兼顾“新东莞模式”下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例如,“东莞模式”下可能人们更注重以麦当劳、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大企业,而“新东莞模式”下人们将更重视以谷歌、微软、思科系统、苹果为代表的新跨国企业.相应地,“东莞模式”下人们更注重企业和投资项目的“大”,而“新东莞模式”下,人们会更注重企业和投资项目的“小”：因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小微企业和网络化组织更能代表共享经济背景下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力.“新东莞模式”应着力于新经济范式的创新和流程再造.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导,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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