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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信仰述评和展望
【摘 要】企业家信仰决定了其追求经营事业的高度和终极人生价值的方向.现阶段,企业家信仰的相关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且偏重于个体的宗教层面开展研究.企业家信仰这一主题的探索仍处于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基于此,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企业家信仰的起源、定义和分类,梳理了企业家信仰的维度测量方式及企业家信仰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并予以分析和评价.最后,文章明确了企业家信仰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企业家信仰；维度与测量；作用效果与机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18)11-0079-10
doi:1 0.3969/j.issn.1003-0166.2018.11.016
O 引言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变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企业家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已经比较普遍.企业家个人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能力的理论建构、测量和演进以及企业家胜任力与企业绩效方面的实证研究等；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企业绩效、经济增长、变量衡量的梳理等；伦理型领导的概念测定与测量、与员工绩效和满意度关系等方面的探索.通过已有研究发现,关于企业家层面的研究已经从包括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战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转向更多的关注企业家道德层面的研究．比如企业家的伦理等相关研究主题日益受到关注.对企业家更深一步的探究可以延伸到企业家信仰层面．企业家信仰是基于道德又高于道德层面的企业家内在思想价值观.企业家信仰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已经开展研究.
有学者指出,企业主信仰、价值观及其认知基础等均会对个人和企业组织的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2].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信仰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分别对企业家信仰的内涵、分类、影响因素和作用等展开探索,而且对企业家信仰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未突破个体宗教的层面．亦未挖掘出不同信仰表象背后的共同本质与内涵.主题相对零散,且缺乏系统性地整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企业家对于社会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信仰及其实践方式,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精神生活乃至信仰重建等方面无不具有重大影响甚至示范功能[3].无论是理论研究需要还是实践发展需要．都有必要对企业家信仰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鉴于此,厘清企业家信仰的研究现状十分必要和迫切.
1 企业家信仰的起源、定义与分类
1.1企业家信仰的起源
Gundolf和Filser]指出了信仰的重要性：信仰是人类精神领域无法回避的核心主题．特别是宗教传统和宗教信仰对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早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分析了宗教信仰的经济后果.近年来,对宗教角色的研究兴趣形成复苏的浪潮[4-5],而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宗教传统与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完善公司治理以及约束企业败德行为[8-9]等存在高度相关性.近20年间,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成为一种“显学”[10].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地区宗教传统和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为该地区的社会习俗所认可[11]．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来规范并约束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有效地增进了个体与群体间的信任程度.而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是文化的一种方式,直接影响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效率[12].
信仰无论是在个人层面、组织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随着研究逐渐加深和扩展,一些管理学者开始将目光从宏观层面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转向为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的个体层面．探讨包括个体宗教信仰在内的个体层面的信仰对组织和个人行为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而这一微观层面的探索,则为深入挖掘企业家信仰揭开了序幕.
1.2企业家信仰的定义
何谓“信仰”？信仰是由“信”和“仰”组合而成.百度百科中给出信仰的定义：“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1 992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定义的信仰：“一种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人的事物的固执信任.
与国外的宗教传统背景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更加悠久,人们在文化的长期熏习和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多元的信仰内涵及其形态.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企业家信仰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选取某一地域内具有信仰身份的企业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与企业家信仰关联度较高的概念和定义,但尚未形成关于企业家信仰的明确定义.有学者结合企业家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提出“老板基督徒”“老板佛教徒”“超自然信念”（佛商、道商、儒商）等概念.这类定义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还有学者从管理学视角出发,考察了现实中诸多企业家信仰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企业家信仰”的描述性定义.肖华[13]在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考察现实企业管理活动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领导者信仰的心智逻辑．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至善理性信仰型领导者”的概念.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对企业家信仰概念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表1归纳了相关概念及其代表性定义.
1.3企业家信仰的分类
与国外的企业家较为明确的宗教信仰相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企业家及其信仰归属则较为复杂.学者们结合现实中企业家所呈现出来的真实信仰状态．超越了仅仅将信仰定位于宗教取向的单一维度,并依照不同的划分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呈现出不同的信仰类型.孔润年将信仰分类为宗教信仰、准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荆学民认为信仰的形态包括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即社会信仰）.同样,李兰芬也指出,信仰不仅具有个体性,而且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内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仰共同体．故将信仰区分为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罗中枢[23]指出信仰包括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社会信仰等.
根据对企业家信仰分类文献的研究．发现企业家信仰的划分主要是以信仰内容、信仰主体、信仰发源地以及信仰的强度作为标准(见表2).除了相对明确的信仰类型外．还有些学者在研究中探究了企业家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信仰．以及信奉或赞同某种或某几种宗教的基本理念并将其引入到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当中的企业家信仰群体．称之为“文化宗教徒企业家”.
2企业家信仰维度与测量
关于信仰维度测量（见表3）的研究比较少,并且集中在宗教信仰层面.宗教信仰强度的测量方式主要有：天道信仰、宗派归属、宗教活动参与频率等指标来衡量；McGuire[32]从认知、影响和行为3个维度来衡量；Hilary等[32]和Dyreng等[8]以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宗教信徒数量与当地总人口数量的比例来衡量；Griffin等[33]采用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宗派归属数量来衡量；陈冬华等、Duc34]、杜颖洁和冯文滔[35]采用公司所在地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宗教场所数量来衡量宗教信仰强度.国内文献多采用有无宗教信仰、宗教归属、东方宗教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本土宗教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等度量指标（阮荣平；雷光勇等；周怡等[371）o也有相关文献以公司总部所在地不同宗派的信徒数量比率来衡量宗教信仰文化差异.采用该度量方法的文献主要是研究美国地区的宗教影响．通过计算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徒相对新教徒占比为度量指标,包括Kumar等[38]和Baxamusa等[39]o
辛杰[19]总结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企业家信仰的16个测量题项进一步确定和验证．最后将中国情境下的企业家信仰分为神明敬畏、对外开放、利他超越三大类因子.3企业家信仰的影响因素
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企业家信仰形成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成系统,且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
1)个人特质因素.
从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指管理者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对信仰的态度.动机元理论是指一个人在初级人格特质的基础上与情境相互作用并进而影响情感、思想和行为的层级结构[42].这一结构包括四个层级：一是人的初级特质,例如大五人格特质；二是复合特质,源自初级特质、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其学习背景等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三是情境特质,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所形成的具有一致性的行为模式；四是表面特质,在具体情境下的持续性特质和倾向.陈震红等.在研究中选取了管理者复合特质中的核心自我评价和趋利型／避害型导向两个核心要素．预测不同的人格特质是否会运用超自然信仰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
2)情境因素.
从文化环境因素而言．地域文化传统和宗族制度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家的信仰选择.在国内的一些研究中发现,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企业家其信仰具有趋同性.陈婉婷等在研究中发现．福建沿海地区的闽籍企业家在进行宗教信仰选择时以血缘和地缘为本位．祖先崇拜和地区神信仰具有优先选择性．进而在信仰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性”.这种“信仰的差序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差序化的社会责任观”．更多地体现为对族人亲戚和同乡等“小我”社会的照顾[41]．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企业主的宗教信仰带有更多的功利性目的,而非追求宗教的终极价值,因而无法产生普世化的社会责任并为其提供根本动力.
而传统地域文化对商人信仰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著名商帮早有体现.作为明代中叶最为著名的两大商帮——徽商和晋商．其治理模式和商人信仰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神祗信奉、价值取向以及商业习俗[43].也就是说．商人的文化信念产生于地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徽商将号称“文昌帝”的朱熹作为行业神信仰,“朱熹理学”重视统一的纲常伦理思想对于同宗族的约束．强调宗族内共享一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以血缘和宗族控制的商帮模式．体现徽商对宗族的高度依赖性.而晋商则选择具有“义薄云天”美誉的关公,代表异性兄弟之间的忠诚信义以及“以义制利”的观念．在经商中遵循避亲举乡原则．实行允许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并制定号规习俗吸引同乡.由此观之,不同的文化信念导致商人不同的信念模式,进而形成不同的商业治理模式.
4企业家信仰的作用效果与机制
有关企业家信仰的作用效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
4.1作用效果
4.1.1个体层面
包括个体创业选择、个体收益（幸福感、身体健康、纾解压力等）方面.
个体创业选择.研究表明,宗教传统对个体创业选择及创始资金来源等均有影响(阮荣平等；Mir-ir-is和Rizov；Doclcl和Seaman[47]).在制度层面,研究表明在一些正式体系和外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8]o Audretschc30]指出,宗教影响个体选择自主创业的制度体系．并认为宗教信仰通过对制度体系三个维度的影响进而来影响个体的创业决定.在微观层面．阮荣平等[37]指出有宗教信仰者较之无宗教信仰者选择创业的概率更大．并进一步分析了宗教信仰可能影响创业选择的四条实现机制；Rietveld等[49]也认为,有信仰的企业家更加强烈的认为工作来自于上帝的召唤．通过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是自己的“天职”；进一步,Griebel认为．企业家基督信仰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对创业和事业的态度.通过调研21位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企业家后发现．受访的企业家大多以个人的信仰作为开创新事业、打造全新工作环境的价值导向．通过工作甚至是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传达个人的信仰理念.他们认为工作并不简单是为了赚钱,而是帮助、关爱和服务他人.
创始资金来源.辛宇等[49]考察了企业家个人宗教信仰在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宗教信仰会对企业家个人行为的约束可以减少代理成本、增强企业家行为的可预测性,可为其在家族内部带来声誉效应．增强家族成员对企业家的信任水平和情感联结,更易于从家族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和创始资金.同时．有信仰的企业家的个人行为还会被与企业家个人进行互动的家族成员外的主体所观测到．基于双方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降低了外部出资主体对企业后续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理人道德风险以及相应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的预期,从而提高了外部主体出资的可能性.而外部资金的投资可以增加企业创立时可使用的资金规模,缓解企业家的自有资金限制,因而降低企业家自身的出资水平.
个体收益.宗教信仰是一股重要的心理力量,影响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oMccuUougli的研究显示,与非信仰者相比,信仰者更容易获得健康、幸福感,也更倾向于选择亲社会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宗教的普适性理念和对信徒的行为规范,使其形成较高的自我约束力,具备较好的自控力和自律性.而自控和自律又是促使人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4.1.2组织层面
主要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风险偏好、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破产率等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价值观和认知基础可以影响个体和组织的战略策略以及企业伦理[52].宗教信仰会塑造人们关于对与错的看法,关心他人的幸福,具备对同胞的信任感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故而会激发人们乐于奉献和志愿活动等亲社会行为(Bekkers和Schuytc53]；Ibrahim等).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或管理者个人伦理层面中的宗教信仰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Parboteeah等；Weer和Agle；Schouten；Du等；QU11.11.1[58]).曾建光等[59]研究发现,与不信教的企业高管相比,信教高管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更积极,并且在经营风险较高的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对私企高管层的社会责任影响存在差异,信仰东方宗教（道教或佛教）的高管信仰对其社会责任感影响更显著.有学者以企业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研究了其宗教信仰与个人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周怡等[38]则在研究中分别检验了企业主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对慈善捐赠的作用．并指出政治信仰企业主偏向于选择半的慈善组织．进行公开化捐赠；而宗教信仰企业主则偏向于选择宗教组织进行捐赠渠道,捐赠是否公开化表现不明显.与物质利益驱动企业主进行社会捐赠的主流解释不同．她认为还应当从理念利益（精神层面与行动者行动相联系的观念利益）人手探讨企业主捐赠行为,才更具客观性oBekkers等也认为作为企业的创建者和引领人物．企业高管自身的宗教理念和信仰本身是驱动其进行捐赠的原因之一.
风险偏好.宗教信仰与个人风险偏好之间存在密切联系（Dyreng和Mayew[踟；Miller和Hoffmann）,个人行为在表现上体现出信仰宗教与风险厌恶的同向变动关系,使其行为决策偏向于保守.Jiang等利用中国家族企业的数据．分析了企业主宗教信仰与风险规避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首先,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相比,拥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更加倾向于规避风险,并指出与信奉东方宗教的企业主相比．信奉西方宗教的企业主对于风险的规避性更强.随着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东方信仰强调人的内在对不确定性的接纳,而不是寄希望于上帝拯救．从而克服内心对不确定性的焦虑[32]o雷光勇等[29]进一步拓展了Jiang的研究,发现相较于高风险的研发型投资．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偏好于风险相对较小的关系型投资,更利于企业规避经营风险,缓解企业家的身心压力.而笃信东方宗教的企业家更偏好于关系型投资.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宗教背景下企业家的风险偏好行为. Baxamusa等分析表明,天主教企业家比新教企业家在管理决策上更趋向于保守．更倾向于做出安全决策．主要体现在前者更倾向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加多业务板块和跨地区的多元发展模式,减少企业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投资.
企业代理成本、政治参与和企业破产率. Du3]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对管理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有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与以下观点是一致的：宗教虔诚可以限制经理们从事不道德的商业行为[9]．提高管理者控制运营成本的效率,以及管理者配置资产的效率,从而降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近年来,宗教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引发热议.Du立足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宗教信仰数据,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作为一项社会规范．对个人的行为和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证实了宗教社会资本理论[61],并与之前的研究取得了一致性的结论[7]o Hansenc62]的研究显示,商人的教会会员身份为其提供了社会资本,使他得以避免破产.拥有信仰身份的商人经常参与教会礼拜等活动,促使其获得安全网络,在网络中可以连接到更多的人、资源和社会资本,从而降低了他们必须从破产法庭获取保护的可能性.社会资本的连接可以降低商人的破产率.
4.2企业家信仰的作用机制
企业家信仰对结果变量可能同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此检验企业家信仰发挥作用的情境变量及其调节效应比检验企业家信仰与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更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目前,调节或交互效应主要集中在社会市场化指数、企业的制度环境、个体的政治身份以及企业主管理自主权大小等变量中.对调节变量的实证检验多见于国内文献.
从社会市场化指数来看．雷光勇等[29]的研究检验了市场化指数调节下宗教信仰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企业家的宗教信仰对关系型投资更具有促进性作用.
从企业的制度环境（是否引进党组织）来看,周怡等[38]在研究中发现,与国企相比较,民企如果具备良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弱化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所构成的理念利益对慈善捐赠的作用.倪昌红[63]在研究高管宗教虔诚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正式制度感知和企业绩效对两者产生调节的作用.
从个体的政治身份来看．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会弱化宗教信仰对关系型投资偏好的正向影响．与宗教信仰有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29]o政治身份会帮助企业家获得某些稀缺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良好的政商关系可以减少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当于企业的“世俗保护伞”.企业主的政治身份主要采取是否为人大代表来测量.辛宇等[49]也在研究中选取了市场化指数和个人政治背景两个变量考察企业家宗教信仰对创业资金来源的调节作用.杜颖洁等[36]在研究中发现,企业高管的政治联系会降低和削弱宗教因素对企业捐赠概率和捐赠强度的作用.
从企业主管理自主权大小来看,也就是说,当企业主拥有的自主权越大,其在进行企业重大决策时,比如决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则更可能会受到个人宗教价值观的影响.王文龙等在检验结果中支持了这一推断,企业主管理自主权大小对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对现实的观察．发现管理学界和管理实践界对企业家信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日益提升.虽然关注度有所提升,但与管理学中其他主题相比,研究数量还比较少,且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笔者在结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汇总了企业家信仰研究的几个主要板块（见图1）.
5 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企业中的各种信用缺失和道德丑闻等事件的不断被揭露,企业家的行为规范受到高度关注.学者从广泛关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开始向企业家信仰方面转移.现有文献已经从宗教信仰层面论证了企业家信仰在企业家个人发展、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虽然信仰的话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企业家信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企业家信仰的概念界定,到企业家信仰的维度测量,再到企业家信仰的内在逻辑价值都没有科学系统的研究.国内企业家信仰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少,实证研究更是少见.国外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宗教信仰的研究.目前关于企业家信仰理论的研究还不成体系．所以企业家信仰的理论建构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5.1完善概念
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家主体的宗教信仰层面．未来研究应突破较为单一的研究视角．从文明的向度上提炼出不同的信仰表象背后共通的本质属性与文化属性．从而建构出适应于企业发展和综合价值实现的企业家信仰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是信仰的主要载体之一,然而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信仰.文化是信仰产生的土壤,信仰是文化的极致形态和精髓所在.这一认知前提可以突破当前较为局限性的研究视角．深入传统文化的土壤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信仰机理.未来对于管理学者而言,可以在借鉴宗教、政党、民间、个人和各种有关信仰的优秀因子,做出科学理性的整理与提炼,使之能够与政党、宗教相容,又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使很多对信仰有偏见的人对信仰有正确认识,并通过信仰的科学定义,找到从自己的言行举止、思维心智、生活工作、生命人生全方位可以去接近、实践、积累科学理性的信仰系统.
5.2量表开发
目前,已有学者对信仰的量表进行了开发,但是关于企业家信仰的量表还不成熟.没有成熟的量表就不能对企业家信仰进行科学的衡量,没有科学的衡量和界定就不能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关于企业家信仰在实证研究方面几乎没学者开展的重要原因.所以,企业家信仰的量表需要进一步地开发．以便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5.3加强本土化研究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管理情境．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挖掘中国本土的管理情境和典型企业.与西方浓厚的宗教传统背景相比．国内的宗教传统和宗教氛围比较薄弱.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家已经在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理念,与此同时,也在企业里宣讲、推行和推动信仰落地.比如,偏向于宗教信仰的企业家代表——中芯国际的张汝京、固锝电子的吴念博、海航的陈峰等；偏向于文化信仰的企业家代表——海尔的张瑞敏、方太的茅忠群以及坚守民间朴素信条的企业家代表——雏鹰集团的侯建芳等.现实中的企业家并没有关于信仰的理性准备,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人文情怀甚至是出于经营企业的需求．走上了信仰探索道路.这些鲜活的本土企业案例已经揭开了信仰的序幕,亟待管理学者去深入探索和发掘．提炼出更适用于中国本土管理的企业理论和管理形态．为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提供新的思想供给.
5.4挖掘企业信仰模式
未来研究可以在中国本土企业家信仰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企业信仰模式,探索如何通过企业文化形成企业全员信仰．助推员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发展以及社会商业文明向前进步.有学者所呼吁“当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性,甚至是没有道德底线的状况之下”嘲,作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企业家毋庸置疑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信仰就不是信仰者的个人私事,信仰者对于信仰者群体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去建构一种以公司、企业为共同体的休戚与共的信仰模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商业文明向前发展与不断进步.
此外．对于现有研究企业家信仰主题的研究者其自身的信仰背景关注不够.研究者要将信仰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历史当中重要的现象和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运用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获取关于信仰的足够量的知识和信息,并且用自己的人生实践来印证信仰,才能真正具备研究信仰型企业家经营管理和人生模式的能力.
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证明．坚持信仰之路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生命生活与事业发展．还是对于一个组织的前途与命运．还是对于一个企业家和国家领袖的未来都是一条光明大道；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展和社会需求的背景之下,如何把信仰,特别是企业家信仰这一主题作深入科学的研究,值得管理理论研究者们给予高度关注.当企业家懂得并拥有了自身信仰．还可以带动和引领一个企业中所有人去建立自己在正确崇高的价值观方向之下的理念与行为、外在与内在相统一的信仰心智模式和方向,从而使一个企业成为信仰型的企业,所有人在工作中都在践行自己的信仰,我们才能真正迎来管理的春天,从而达到管理最高的境界——没有管理的管理.口
研究述评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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