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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和国立音专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江西路北京路南首德昌里正式开业.后逐渐发展,1902年在北福建路海宁路建造厂房,又于1907年在宝山路购地建印刷所、编译所新舍,从此进入了商务印书馆的黄金发展期.
其中,夏瑞芳、张元济等出版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创造出了中国出版史上的许多第一,如1908年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13年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5年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年出版中国第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7年出版中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8年成立中国第一个中资电影机构——活动影戏部,1919生产制造中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年制作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等.商务印书馆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它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与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样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本文要讲述的,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极力支持国立音专,出版发行音乐书籍的事例.
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其存在的1929年至1942年间,不仅称雄全国,在亚洲也数一流,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和高质量的学生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是留德博士萧友梅先生.1920年回国后,萧友梅在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员,并在北京大学等几处学校教授音乐理论.萧友梅与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人物张元济（1867-1959）是多年的朋友.1922年7月初,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国民音乐研究部主任的萧友梅,以及张元济、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出席了在济南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张元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务是监理,据他在这年7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早餐时遇旧友萧君友梅,又介绍其友易君韦斋,号季复,亦来与会者.”当晚,他们三人还一起游览了公园.由此可见,张元济与萧友梅关系很好.
二十世纪十到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城市,在上海这个对外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显得尤为活跃,各种西方音乐和歌舞的演出频繁,人们学习西方乐器的热情也十分高涨.国立音专（即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以培养掌握西洋音乐的学生为主的音乐专门学校,开设有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管乐器和声乐等各个西洋音乐专业.这些专业的教科书在当时的中国几乎为零,国立音专的教师们使用的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教材,而上海的外国琴行出售的进口乐谱不仅昂贵,而且学校教学需要的往往没有.于是,西洋音乐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成了一个对于国立音专和其他音乐学校而言都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下,1928年5月,萧友梅撰写的音乐理论书《普通乐学》（精装：189页,32开）出版了.这本包括了乐理基础、音乐理论概说、声乐与器乐、音乐史等诸多内容的音乐基本理论书籍,是萧友梅根据德国的音乐教学方法撰写的,供普通高级中学及师范科艺术组、音乐系一年级学生使用,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和重新出版的价值.国立音专与商务印书馆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从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可以查到当年学校与商务印书馆业务来往的许多信件.从1928年到1937年,商务印书馆为国立音专出版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共二十八种三十一册.一个音乐高等学校在十年中出版了这么多由自己编著的书谱,这在民国时期是全国唯一的,其中商务印书馆可谓功不可没.
国立音专丛书中,萧友梅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和声学》原已于1932年1月底“由商务印书馆全部排竣,正欲付印,不料全馆遭日寇炸毁,此书已打成之纸板及清样均被焚去”（萧友梅《和声学》之《自序三》）.虽然之前萧友梅已经取回原稿,但原稿经过排字工之手已是污痕斑斑,多处模糊不清.学生用书不能耽搁,于是萧友梅又找廖辅叔等人费时三个月重新誊抄、制作谱例,然后转请商业印字房重新排版印刷,终于赶在1932年8月新学年开学前出版.日寇借“一·二八”事变破坏我中华文化之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这些丛书涉及音乐教育的基本理论、歌曲（独唱、合唱）、钢琴（教本、乐曲）、大提琴（教本、乐曲）、国文、散文和诗歌.作者均为国立音专的教师,其中中国音乐教师均毕业于欧美名牌大学,如萧友梅、黄自、周淑安、应尚能、李惟宁等；外国教师则均为著名音乐家,如车列浦您（即齐尔品）、欧萨可夫、佘甫磋夫等；《中国韵文史》的作者龙沐勋在当时就被称为词学大师（该书在2010年8月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世纪人文系列·世纪文库系列重新出版）.国立音专的这些丛书,不仅在本校的教学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很快在上海流传,并且成为全国各地音乐学校和音乐学习者的教材和学习用书.
其中有些书,如黄自的《春思曲》、齐尔品的《五声音阶的钢琴教本》、佘甫磋夫的《大提琴教科书》及其大提琴曲选、周淑安选编的舒伯特《模范歌曲选》等,在今天的音乐教学上依然具有使用价值.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立音专期刊1930年,国立音专出版了学术性刊物《乐艺》（季刊,主编青主）,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并代售,从1930年4月1日第1卷第1号起始,至1931年7月第1卷第6号止,共出版6期.《乐艺》是我国高等音乐院校最早的学报,每期刊登与音乐有关的照片、论文和创作作品,用纸讲究,印刷精良,也不菲（大洋1元8角）,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研究的重要文献.《乐艺》原来是有第7期的,这一期的全部稿件当时已送商务印书馆排版,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随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而全部被毁,《乐艺》不得不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他国立音专书谱由于商务印书馆实力雄厚,排版和印刷技术国内一流,所以国立音专师生们编写、创作的教科书、著作或乐谱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音乐》（1933-1935）是六册一套的中学音乐教材,供初中三年使用.黄自与张玉珍、应尚能、韦瀚章合编,乐理部分由张玉珍编写,音乐欣赏由黄自编写,基本练习曲由应尚能编写,歌词由韦瀚章编写,全书编订由黄自担任.这套历时三年编写完成的初中音乐教科书,是根据1932年《部颁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编写的,由于它以学生为本,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尤其是歌曲不仅好听而且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因此在当时对音乐的普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第六册于1935年5月出版时,三年前出版的第一册已经重印了十一版,可见其使用范围之广.这套书即使在今天,对中学音乐教科书的编写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儿童新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另一本国立音专的歌曲集,由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合编,萧友梅、黄自作序,1935年出版.该歌集曲调优美,歌词或清新或雄壮,非常适合儿童歌唱,出版后曾流传于各大城市,对当时的儿童歌曲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三位编者都是国立音专作曲专业的高材生,日后都成为著名作曲家,江定仙后来成为音乐学院副院长.《合唱指挥法》是赵梅伯（1905-1999）于1940年写成的,萧友梅亲自为之作序,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合唱指挥法的专著.1987年中国台湾又推出该书的新六版,增加了许多内容.作者赵梅伯1929年由中比庚款委员会派送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1936年回国后任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合唱指挥,后在香港、美国指挥、创办过多个合唱团,在美国几个大学从事合唱教学和指挥工作,并获得了很高声誉.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印刷出版的大量音乐书谱中很小的一部分.总之,商务印书馆无论在艰苦创业的早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期,都始终坚持音乐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音乐书刊,与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出版物相比,尽管只能算是非常少的,但对于音乐界来说,它的贡献是十分了不起的.商务出版的那些印制精良的音乐图书、乐谱和刊物,尤其是大量的音乐教科书,对我国近代音乐的普及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商务印书馆以其振兴中华文化和教育的献身精神,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赞叹的印迹,值得我们感恩和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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