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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与前景
甄炳禧
〔提 要〕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稳定向前发展.目前,中美经贸合作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稳定扩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地方层级合作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合作加强；另一方面,经贸摩擦成为新常态,规则之争成为新焦点,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有新表现,营商条件之争趋于激化,新产业竞争拉开帷幕.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基本走势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竞争是支流,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波动中稳步持续发展.中国应顺势而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新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应以“共享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合作框架,而不是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进行竞争或对抗.
〔关 键 词〕中美经贸关系、规则之争、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甄炳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25.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1 期0077-18
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又是全球经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但中美经贸竞争也很突出,摩擦不断发生.目前,中美经贸的合作与竞争呈现出新的态势.
一、中美经贸合作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美已发展成为互为重要和全面互利的经贸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债权国；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两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20 国集团（G20）等双、多边机制,就各自国内经济事务及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协调合作,引领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一）双边贸易稳步扩大
中美建交37 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与建交之初相比,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了近230 倍,2014 年达到创纪录的5551 亿美元.中美贸易扩大不仅惠及两国经济,而且引领全球贸易增长.在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增长低迷的时期,中美贸易仍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一大亮点和主动力.据统计,2007—2014 年,中美贸易额从3021 亿美元增至5551 亿美元,年均增长9.1%,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4.5%）的2 倍.[1] 同期,美国对华出口从774 亿美元增至1672 亿美元,年均增长12%,而美国对全球出口从15761 亿美元增至23432 亿美元,年均增长约6%,即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相当于美国对全球出口增长的2 倍（见表1）.2015 年1—10 月,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33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6%,也相当于全球出口增长率的近两倍.值得关注的是,前三季度,中美贸易额达5029.9 亿美元,超过美加贸易额（4898.7 亿美元）.[2] 这意味着中国自1985 年以来首次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二）中国在双边投资中发挥“后发”优势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持续扩大,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国商务部相关统计,美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从1982 年底的2 亿美元增至2014 年底的754 亿美元,32 年来增长了377 倍,年均增长达20%.但近几年美国对华投资步伐有所放缓,对华投资流量从2000 年的近44 亿美元回落到2011 年以来的30 亿美元以下.与美国对华投资不同,在中美建交头20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速度大幅提高,投资规模也显著增大.表2 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规模（即存量）从2000 年的5000 万美元增至2014 年底的205 亿美元,即14 年增长410 倍,年均增长高达54%.值得关注的是,2013 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42.3 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流量（28.2 亿美元）,这是中美双向投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开端,也折射出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呈此升彼降的新态势.
同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也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是对美投资日趋多样化,从最初集中在金融业逐步转向能源、房地产、服务业以及高科技制造业等.引人注目的是,2014 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高科技领域投资总额骤增至60 亿美元,超过2009—2013 年五年投资额的总和.[1] 二是民营企业提升为中国在美投资的主体.2003—2010 年,民营企业投资占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仅35%；2013 年,76% 的中国在美投资额都来自民营企业.
（三）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自2008 年中美在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正式启动BIT 谈判以来,谈判走走停停,一波三折.经历了7 年磋商和23 轮谈判,中美BIT 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3 年,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该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准入环节的各个投资阶段提供国民待遇,并以“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基础.2014 年,中美BIT 谈判取得重要进展,达成了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 年就BIT 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 年早期以各自负面清单出价为基础启动负面清单谈判,这被称之为“历史性进展”.[1]
2015 年,双方重申BIT 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认为在第19 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承诺将加大力度,于2015 年9 月初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在主席2015 年9 月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推进BIT 谈判达成重要共识,重申达成一项高水平投资协定的谈判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事项,同意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2015 年11 月下旬,第23 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同意,将继续落实两国领导人就谈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迄今为止,中美BIT 尚未达成,主要在于双方在负面清单上的分歧.对于中方开列的负面清单,美国坚持认为其“过长”；而对美版负面清单,中方认为其过于“模糊”.但中美达成BIT 势在必行,达成一个高标准的BIT,不仅可更加放松中美市场准入限制,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为两国企业进入对方市场创造更加开放和有利的条件,还将为未来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奠定重要基础.
（四）地方层级合作不断深化
近些年,中美经贸合作更加“接地气”,地方层级合作非常活跃,建立了省州、城市间的合作机制.一是中美省州长论坛.迄今为止,省州长论坛已召开了三届：第一届于2011 年7 月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双方签署了数十项经贸、投资、环境、能源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协议；第二届于2013 年４月在北京、天津举行,主要探讨“中美地方政府合作”及“共享环境治理经验”两大议题；第三届于2015 年9 月主席访美期间在西雅图举行,促成了一些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项目.二是中美城市合作会议.2011 年4 月,首届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市举行,双方围绕“在全球化时代加强中美地方层级经济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政策对话和研讨；中国企业家与美方市长代表就拓展经贸合作机会进行了交流.2012 年6 月,第二届会议在南京举行,双方代表签署了42 项合作协议,金额达34 亿美元.此外,相关省州还建立了“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
中美省市、地方经济合作是中美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是支撑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也是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的切实体现.地方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是有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中美已建立起44 对友好省州和201 对友好（或姐妹）城市关系.[1] 近年来,每年两国各级地方政府互访次数已超过100 次.这有助于将两国地方政府纳入机制化交流的轨道,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二是有利于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借助中美省州长论坛等,两国地方中小企业实现更多对接,为两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产值.当前,在全美50 个州中,40 多个州与中国有直接贸易往来,45 个州获得了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三是有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企业在联邦层面特别是国会遭遇阻力时,可通过州及地方层级合作机制应对,让州或地方政府为中方做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是有利于拓展中美外交的基础.省州长论坛工作直接服务于地方政府,比正式外交更灵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方要员、联邦官员及国会议员,有助于塑造两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当过州长,不少重要参议员也当过州长,其州长生涯对未来的执政、决策理念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五）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多边协调合作日益频繁.一是加强在G20 机制下的合作.金融危机不仅激活了G20,也使其取代8 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危机期间,中美在G20 峰会加强协调,同舟共济,共同推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近年来,在稳定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方面,无论是在G20 峰会还是在财长会议上,中美都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在推进G20 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等方面达成一定共识.二是共同推动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机构资金份额和权的改革.经过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美协商,G20 推出了2010 年IMF 治理改革方案,规定将IMF 份额和权的6% 以上从发达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三是多边金融合作出现新进展.在2015 年9 月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双方承诺共同维持现行全球金融体系格局,对新的金融机构及未来将成立的机制达成共识：双方认识到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这些机构将像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一样,与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1]此外,中美在将人民币纳入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美国一直表示,在人民币符合IMF 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SDR 审查中纳入SDR 篮子.这些为人民币最终加入SDR 货币篮子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 年11 月30 日,IMF 批准人民币加入SDR 货币篮子.[2]
二、中美经贸竞争的新态势
金融危机期间,美方对两国经贸分歧进行“务实”处理,暂时不纠缠于贸易失衡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但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奥巴马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恢复了两面性常态,加大对华施压力度,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凸显,结构性问题沉渣浮起,新的争端也不断发生.
（一）经贸摩擦成为新常态
随着中美经贸规模不断扩大,摩擦已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新常态.首先,经贸争执范围扩大化.近年来,中美经贸既有老矛盾,也发生新摩擦.美国在经贸失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纺织品配额等方面不断对中方施压.本来属于战略方面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也将其列入知识产权等经贸范畴,并无中生有,声称中国政府是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来源.其次,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措施被频繁使用.自1995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次数占全美反倾销调查总数约1/5.2013 年12 月,中国就美国对中国油井管等产品采取的13 起反倾销措施,与美国对簿公堂,正式启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程序,本次争端涉及中国企业年出口金额84 亿美元.[1] 第三,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日益突出.技术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对中国出口产品产生极其不利影响.受影响较严重的为食品、土畜产品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机电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美国频繁更新能效认证标准,新的认证标准技术性更强、更严格,大幅提高了中国输美产品的附加成本,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普遍提高.第四,政府采购制度对中国歧视倾向愈加明显.奥巴马总统于2013 年3 月26 日签署的《2013 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中,包含了限制美国部分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内容.该法案发出了极其错误的信号,直接影响了中国企业与美国商业伙伴开展正常的贸易、投资合作.
（二）规则之争成为新焦点
近年来,由于世界多边贸易谈判不顺畅,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发展如火如荼,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中美之间展开了新的博弈.
一是新一轮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之争.随着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诉求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不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和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但美国一直以“中国不遵守经贸规则”为由,压中国遵守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并反对中国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奥巴马总统多次表示,全球经贸规则必须由美国制定,而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1]
二是新一轮经贸规则的标准之争.中国主张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贸安排,是驱动国际经贸体系改革完善,形成公正、合理和透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两个轮子.在2015 年11 月举行的G20 领导人峰会上,主席发言指出：“要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不同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空间.我们应该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要继续为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提供强有力指导,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平衡、有意义、符合发展内涵的成果.”[2] 在同年11 月召开的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针对国际社会对区域合作碎片化倾向的担忧,进一步指明了亚太自贸区建设应当秉持的原则,强调“开放”和“包容”：“要平等参与、充分协商,最大程度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1] 另一方面,美国以WTO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为由,加紧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贸体系乃至新的全球经贸体系,通过商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加快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在制定新一代亚太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方面占据制高点,并最终促使中国接受这些新规则.这也折射出美国深层次的战略性考量：中国经济崛起是遏制不住的,但必须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之内发展.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曾经声称,TPP 是应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佳方式,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本身及其经济都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利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政治上可靠的大型私营机构来达到政治目的,这让美国等国家的海外企业很难与其竞争.[2]
三是双方加快引领经贸规则制定的步伐.中国加紧实施自贸区战略,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进区域或双边自贸建设,迄今为止,已达成协议的自贸区达14 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为6 个,涉及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3]主动引领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争取于2016 年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并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和中欧自贸区建设.而美国则尽力加快TPP 的批准和实施进程.据报道,奥巴马急于在任内收获TPP 成果和留下政治遗产,使用所有政治资源,争取于2016 年初通过国会批准TPP 并尽快付诸实施.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2016 年1 月总统可能签署TPP,TPP 实施法规的草案可能在2016 年前几个月准备好,并将在夏天完成国会辩论和环节；在最乐观情况下,TPP 将于2017 年开始实施,但如果美国起草实施法规的过程出现争端,具体的生效时间可能被推迟.[1] 此外,美国趁热打铁,加速TTIP 商签进程.2015 年10 月23 日,TTIP 第11 轮谈判结束,美方一改此前的消极态度,就包括政府采购、农业市场准入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提交了新的谈判方案.美欧已达成共识,力争在2016 年完成TTIP 谈判.
（三）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新表现
21 世纪以来,中美之间正常的商业活动或经济问题被美国某些政客、利益集团炒作成政治问题,不断地“妖魔化”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牵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自然成为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目标.
一是对中国建立亚投行设置障碍.美国不仅自己持反对态度,还大力劝说并阻挠其重要盟国不要参与.美方持反对立场有其政治考量和忧虑：第一,担心中国牵头建立亚投行具有挑战并削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战略意图；第二,将亚投行视为中国用来拉拢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是通过经济利益承诺在邻国间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种软实力攻势.
二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忧心忡忡.第一,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竞争关系,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把“美国的亚太”转化为“中国的周边”.第二,担心“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削弱美国在相应地区的影响力,以经济合作为先行力量,逐步带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作,从而在诸多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第三,声称“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产生碰撞,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中亚增加影响力.
（四）营商条件之争趋于激化
近些年,两国企业都相互抱怨投资环境趋于“恶化”,并要求尽快加以改进.中方表示,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称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但事实上美方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美投资设置歧视性限制,与中国公司在欧洲得到红地毯式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最突出的是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商业并购活动.自2005 年以来,随着中国在美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审查日益增多,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阻挠和干扰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正常商业投资活动.从2005 年8 月中海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铩羽而归,到2015 年7 月中国紫光集团收购美国美光科技集团遭到封杀,中资企业十多起大单并购美国企业的正常交易都被限,均是因为没有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这不仅打击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积极性,也使美国失去巨额引资机会.据不完全估计,2005—2013 年间,由于美国以国家安全等理由阻挠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重大并购活动,使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受挫,假如过去9 年进展顺利,那么现在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总额可能超过2000 亿美元.[1] 中国企业要求美方要减少政治干扰,不要动辄使用“国家安全”大棒,以公平开放的政策对待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赴美投资和并购活动.
与此同时,美方也埋怨在华营商优惠大不如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2013 年中国投资商业环境报告》中提出,中国政府对待美资企业不如以前“友好”,在华投资环境总体恶化,中国政府对来自美国的投资设置了各种无形壁垒.[2] 美国商界对在中国的营商条件感到“失望”,中国美国商会及其会员企业尤其对以下中国政府限制其进入并参与市场竞争的诸多政策和做法表示担忧,如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歧视性产业政策,包括那些已经完全实现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投资审批程序不透明,当某项投资审批被延误、加设条件或否决时,缺乏有效的行政和法律追偿制度；执法过程中缺乏透明性和程序正当性；在经济和商业规章条例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国家安全规定.[3] 美国企业要求中国打开大门,允许美国企业立即进入金融服务、保险、农业产品、法律服务、媒体和娱乐、工程和施工、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
（五）新产业发展竞争拉开帷幕
新一轮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并将改变全球产业发展态势和竞争格局,主要大国特别是中美都加紧排兵布阵,相继推出各自新的产业发展计划,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台了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新一代机器人”及“制造业创新网络”等高端制造战略布局,在创新基础上不断提升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权,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2013 年,奥巴马政府“为确保新的产业革命首发于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整合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资源,提出了十年内创建45 个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的倡议,迄今为止,已经启动了近十个中心,涵盖当今世界前沿性高端制造技术,如3D 打印、数字化制造、先进复合材料制造、集成光电子制造、智能制造、清洁能源制造等.高端制造一定程度弥补了美国劳力成本高的比较劣势,加之能源成本下降,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回归,谷歌、苹果、微软、摩托罗拉等公司已经将其部分业务回迁美国.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较长时期,美国高科技企业将主要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回流.
与此同时,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二〇二五》,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通过增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使中国到2025 年跻身制造强国行列.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中国要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未来十年,中国将重点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扩大.[1]
三、中美经贸合作竞争的前景
伴随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持续增长,担心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并颠覆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猜疑仍将在美国大行其道.为了抑制中方的“战略意图”,美方将继续对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对中国发展设限、干扰,以及通过新规则予以“规范”.在中美经贸关系被意识形态“绑架”的背景下,未来即便中美达成BIT,经贸问题被政治化的倾向亦未必能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上述制约中美经贸发展的消极因素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但我们亦无需对中美经贸发展前景过于悲观,因为维护中美经贸稳步发展的积极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
1．中国改革开放夯实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中美经贸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展相伴而行.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重大决策.随后,党决定在深圳等地创办经济特区,在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沿海沿江,开始“入世”谈判,启动国有企业改制,等等.这些重大举措的相继实施,不仅为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发展开辟了道路,也启动了中美经贸快速发展的进程.2001 年底,中国成为WTO 第143 个成员国,标志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进一步融合.加入WTO 后,随着中国经济全方位和深层次地融入世界经济,中美经贸关系也从货物贸易逐步扩展到服务、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各个领域.以为总书记的在十八届三中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地位,推出了330 项重大改革举措.目前,中国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又遇到了历史上难得的最佳发展机遇.美国副总统拜登认为,中国领导人表明了使中国向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迈进,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中国的改革举措中许多与美国多年来向中国提出的重要诉求相符,如：为私营公司和外国所有的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向私人及外国投资开放服务部门.[1]
2．中美关系稳定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中美建交37 年的历史证明,在中美关系正常发展时期,中美经贸关系就顺利发展,反之,双边经贸发展就出现缓慢趋势甚至陷入停滞状态.从1979 年中美建交到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贸易和投资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但1989 年夏季以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给中美经贸合作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华出口.由于美国政府对华实行制裁,并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年审,美国大企业的大批订单没有落到实处.1993 年,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机,此后,两国经贸重新回到了快速增长的轨道上.中美于1999 年11 月就中国加入WTO 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了长达14 年的“马拉松”式的中国入世谈判进程.2001 年底,小布什总统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消除了困扰两国经贸关系十多年的一大障碍.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经贸关系向全方位和多领域扩展.2006年9 月,在小布什总统的提议下,中美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9 年4月初,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G20 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2013 年6 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非正式的“庄园会”；2014 年11 月,习奥举行“瀛台夜话”；2015 年9 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就治国理政及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为中美经贸关系拓展注入了新的政治动力.
3．两国经济互补性和互利性是中美经贸持续发展的动力.由于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不同,两国目前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第一,美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市场发达且流动性强；而中国还处于市场转型阶段,金融市场正在开放和完善过程中.第二,美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消费和进口为主转向扩大出口和投资,服务业高度发达,并重点推进先进制造业；而中国经济正从依靠出口为主转向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消费,并着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第三,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及开发新能源的技术,正考虑输出能源产能及产品；而中国对能源资源需求巨大,开发新能源需要引进先进技术.经济差异性带来的互补性使中美经贸合作增加,并导致两国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种特性不仅显示中美经贸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而且凸显经贸关系对中美各自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经济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经贸协调机制是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稳定器.自建交以来,两国就不断进行经贸政策协调,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等经贸协调机制.这些协调机制对规划两国宏观经济发展与合作、管控分歧和摩擦发挥了重要有效的作用.S&ED 主要涵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安全和经济议题,迄今为止已召开了七轮对话会.经济对话主要涉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提升国际规制和全球经济治理、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以及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等.JCCT 迄今已召开了26 届会议,其协调主要涉及商品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工业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JCCT 对相关问题和领域进行磋商,保障双方关切的问题得到及时应对和处理,有助于缓解双边经贸矛盾,避免危害性极大的“贸易战”爆发,从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稳定发展.
5．在国际广泛领域的合作为中美经贸发展提供“润滑剂”.中美都是世界政治大国,在许多国际领域具有共同利益,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加强协调合作.两国关系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不断向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等各个领域扩展.近些年来,两国就伊朗核、朝核、南苏丹、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和联合国事务保持着密切磋商与协调；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疾病控制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更加密切.这些成果丰硕的“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亮点和双边经贸发展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在中美经贸关系因摩擦而陷入困境时,国际广泛领域的合作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润滑”作用,助推双边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中美经贸发展将在波动中稳步持续发展,两国之间虽有竞争,但仅为支流,合作才是主流.这既是中美建交37 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新发展使然.
四、结语
毋庸置疑,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存在着两面性,中美经贸本身也存在着两面性.美方在两国经贸交往中图谋“鱼与熊掌兼得”,既要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又要实现牵制中国的战略目标.然而,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机遇大于挑战,合作面大于竞争面,经贸摩擦是可以有效管控的.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时,经贸合作扮演“以经稳政,以经促政”的角色.中美经贸给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广大工商企业和民众既是中美经贸的获益者,更是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力量,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能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无论是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必须重视中美关系,必须加强与中国经贸合作.中美应顺势而上,官民并重,双多边配合,扩展合作,管控分歧,深化融合,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新发展.
1．加强战略互信,实现经贸合作共赢.强化战略思维,发挥政经结合优势,双管齐下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一是以经促政,通过经济务实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二是以政促经,从政治高度看待经贸问题,从两国关系全局角度考量和处理经贸分歧,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加强战略互信,有效管控经贸摩擦.
2．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与渠道,加强两国在新能源、先进制业和装备制造、金融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中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加强合作将产生“1+1>2”的效果,不仅造福中美两国,也惠及世界各国.
3．积极协调沟通,妥善处理中美争端和摩擦.面对摩擦新常态,中美应继续通过S&ED 等协调机制妥为应对和处理,也可以诉诸WTO 争端解决机制.采取灵活措施,求同存异,照顾对方的重大关切.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美应以“共享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合作框架,而不是以“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进行竞争或对抗.
4．保持战略定力,理性应对TPP 的达成.在TPP 可能成为未来国际经济关系新基准的趋势下,中国既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的事情,又要创新模式调适国际规则新基准.加强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互动关系,不仅可用国际新规则“倒逼”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还应以更积极和自信的姿态,加快形成同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双、多边经贸合作,加快RCEP、FTAAP、中美BIT、中欧BIT 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谈判,构建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完稿日期：2015-12-23】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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