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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河间献王的学术和政治倾向

聂济冬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学界通常梳理、分析西汉河间献王的学术目的和学术活动,重视他的伉直的秉性和本真的学风,而对他的学术背后的政治倾向多有所忽略.河间献王刘德重视保护儒学的古文经典,招纳儒生汇聚,认同士人主流政治思想.这其中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味：既是对新政的一种构思,也是对当时武帝政策的一种策略性的批评.

关键词：河间献王；政治倾向；学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2-0007-05

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武帝的异母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诸侯王.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广纳儒生,在河间国,形成了具有儒家古文经学特色的河间学术.他被清代四库馆臣赞为儒宗.①河间献王重视儒学,并非仅是简单的赋闲游艺,或为学而学,而是蕴含了深刻政治见解,并与时代思潮的发展密切关联.从河间献王的学术与政治倾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经学初兴期的一个儒学发展引领者的人文情怀和政治才思.

一、河间献王的学术特色

蒙文通先生《经学抉原》曾将秦汉学术分为齐学、鲁学和晋学,将韩魏燕赵地区的学术划归三晋学术,并以治古史为晋学学术特征.[1]（P28-30）王葆玹先生《今古文经学新论》将河间学术归为赵学.[2]（P142）就地域划分而言,河间学术当归于晋学、赵学之中.但若细究河间学术的属性,它既属古文经学之始,而又接近鲁学.

（一）注重古学

《汉书》本传载,河间献王在国二十六年,被儒服,好儒术,致力于儒家文化建设,收集先秦旧书,得书之多,“与汉朝等”.并且,广纳贤才,“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在河间国,形成一个儒学中心.

河间献王的学术态度非常明确,不追求浮夸虚辩,而务求本真质实.《汉书》本传载,河间献王好儒学,曾立“毛诗”和“左氏春秋”博士.所收典籍不仅多且与官学不同,“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3]（P2410）还曾收集到古《论语》,王充《论衡·正说篇》即言：《论语》,“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4]（P1139）但《汉书·艺文志》未载河间献王所收集的《论语》,估计王充当是见过河间献王所收集到的《论语》.从河间献王收集的书目看,他注重古文经学,注重儒学的本真特色.《汉书》评价他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二）崇尚礼乐

汉初礼乐制度薄弱.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乐,但他的礼乐并不纯粹,曾遭到鲁地儒生的严厉批评.《史记·叔孙通传》中言叔孙通徵鲁生与他一起去长安制定礼乐,有两个鲁生断然拒绝说：“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 [5]（P2722）高帝十二年,叔孙通再次任太常一职,再次制定礼乐,他承袭秦乐制宗庙乐《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定宗庙仪法及诸仪法.但是,就是如此,叔孙通所定礼仪也并未独立存在,而是与律令同录,且失传.《汉书·礼乐志》载：“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3]（P1035）由此可见,因条件所限,西汉礼乐制度建设缓慢,礼乐文化不兴.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定乐,是西汉礼乐文化建设的第一人,河间献王是其后的又一人.从二人所本来看,河间献王承袭的是儒家雅乐,而叔孙通是承袭秦乐,最多是《国风》中的一种.从礼乐的正统性而言,河间礼乐更胜一筹.这一点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也可得到证明,“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入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3]（P1712）鉴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河间献王发掘古雅乐,并阐明了其古义.所以后代儒生对河间献王的献礼乐有极高的评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即言：“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观.但当时君臣间有所不晓,遂至无传.故先儒谓圣经不亡于秦火,而坏于汉儒,其说亦好.温公论景帝太子既亡,当时若立献王为嗣,则汉之礼乐制度必有可观.” [6]（P2193）甚至认为河间献王若承统继嗣,汉代的礼乐文化将会大有可为,于国于民极为有利.

（三）倾心子学

《汉书》载河间献王不仅收集大部头的儒家经书阐释著述,如《毛氏诗》《左氏传春秋》,而且还重视先秦子书的收集,《汉书》本传载他收集“《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些“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在传统目录学中归为子部,①除了因为汉初好黄老之术,他收集《老子》外,他所收集的其余子书都归为子部儒家类.对子部儒家类的重视,反映了河间献王积极的而非保守的儒学认识.

（四）致力实用

河间献王对儒家学术的倾慕,并非仅是叶公好龙、纸上谈兵,他关注古学、崇尚礼乐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汉书》本传载,河间献王来朝时,武帝发策问三十条,河间献王皆能对,“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关于此次策问的内容和应答已不得而知,但是,此时期武帝策问的特点是,提出一系列的看似矛盾的问题要求应策者回答现实解决办法.如《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继位后策问天下贤良文选之士,“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3]（P2496）此策问以儒学故事发起,连提6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观《武帝纪》及《汉书》所载同时期的列传可知,武帝策问基本都是这种模式.由此推言,河间献王所答之武帝策问也应该是这种模式.推测当是从儒家观念出发,要求提出治理的方法和方式,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班固作《汉书》时,可能尚存河间献王的儒学研究心得.如《汉书·艺文志》中即载：“《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现从题目不能得知其内容,只能约略推测当是有关《周官》的笔记.河间献王曾收集《周官》,还曾为补齐所缺的《冬官》一篇,悬赏千金.而《周官》一书,张荫麟《中国史纲》推测是战国后期所作,是交织了周制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的一部书.[7]（P112）王莽、王安石都曾借鉴施政.清代孙诒让曾作《周官正要》,力图引起慈禧太后注意,希望推行,以实现治国理政之夙愿.由此推论,《河间周至》很可能是河间献王依据《周官》而设想的一些理政思路.

鉴于上,我们可以分辨出河间献王既非闲散游乐的诸侯王,也非迂腐迟钝的儒生,而是一位心系天下、好古修学的儒学中心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赞》中说：“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二、河间献王的政治见解

关于河间献王刘德的史料,仅限于《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和《说苑》四则故事,但是在这些记载的基础上,我们结合武帝前后的历史背景,可以蠡测河间献王具有以德治国的儒家政治理念,怀有匡正风俗、救世淑世的政治意愿,进而感受到他深邃的人文情怀和政治才思.河间献王强烈的政治倾向,曾让汉武帝感到了威胁.裴骃《史记集解》引《汉名臣奏》曰：“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聴乐.因以终.”[5]（P2094）从汉武帝恼怒的言论和河间献王耽于酒色而避世的举止,以及很快谢世来看,河间献王在政治上是有想法的,而且他的政治意图是有别于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治倾向.下面简要分析河间献王的政治倾向.

（一）信奉圣人政治

先秦儒学以圣人为社会秩序建构主体,主张通过圣人的人格力量来感化民众,把“仁”推广到社会共同体中去,认为仁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河间献王古文经学,其本质就是对先秦儒学的崇拜.他信奉先秦儒学中的圣人政治理想,奉行仁政思想.《说苑》中与河间献王相关的四则材料,都是与儒家所言的圣王尧、舜、汤的传说有关.《说苑·君德篇》载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8]（P5）清人汪继培的《尸子注》引辑录《说苑·君道篇》的一条佚文：“河间献王曰：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9]（P29）这两条故事讲述的尧舜禹与天下百姓同忧乐,对他们的疾苦感同身受的故事.反映了河间献王崇拜尧舜禹具有超凡的圣人人格力量,希望能够以德化民,用高尚道德感化万民百姓的政治愿望.这两则故事都来自《说苑·君道篇》,从《君道》篇目的命名来看,讲述者和复述者的目的都不在娱乐上,而是希望君主以尧、禹为榜样,身体力行地实践圣人政治的理想.

（二）力推重民思想

河间献王承袭了先秦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力推爱民、重民的认识.《说苑·君德》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8]（P7）《说苑·建本》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8]（P73）河间献王认为要爱民、富民,使民安居乐业.

河间献王倡导重民思想,多因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武帝时期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形势.《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曾批评当时以富欺贫危及社会安定的情况,富者“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3]（P2521）河间献王的重民思想,与他信奉圣人政治,推崇仁政思想是一致.

（三）重视礼乐教化

汉儒极重视兴教化、正风俗.《汉书·礼乐志》中说贾谊曾言：“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3]（P1030）贾谊认为移风易俗非俗吏所能为.河间献王清醒地意识到教化在正风俗中的重要意义.《说苑·建本》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8]（P69）《春秋繁露·五行对》记载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10]（P314-315）并以为董仲舒的回答“善也”.从中可见,河间献王对“孝”的高度认识和对其现实意义的重视.

河间献王重视儒家教育.《汉书》本传载：“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在他的藩国内,立《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形成了一个既有个性同时又符合共性的仁义道德宣化中心.

他不仅重视教育,他更重视礼乐教化.当时社会浮靡风气泛滥,《史记·平准书》言：“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僣于上,无限度.”《史记·货殖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面对混乱纷扰的社会风气,河间献王希望以古代雅乐正风俗.《汉书·礼乐志》载：“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河间献王复兴礼乐的努力,并未得到汉武帝的真正重视,仅在太乐中备一格而已.这非常可惜.

总之,河间献王政治见解和愿望就是两点：一是重德,二是兴礼乐,以德感化百姓,以礼乐教化百姓.河间献王的仁政思想和治世理念引发了后代士人的共鸣.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云：“司马公为《献王赞》谓：‘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11]（P1198）清人李光地《榕村续语》卷八：“当日以汉文帝为君,以董子为相,而以河间献王调停其间,三代庶可复乎！”[12]（P655-656）宋代以后,对河间献王的诠释与接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拔高.这反映了诠释者、接受者的政治期待.

三、河间献王的思想与时代思潮

河间献王的政治见解与西汉大儒的思想是一致的,与时代思潮密切关联.

“过秦”是西汉的时代思潮.面对秦帝国的迅速崩塌,士人进行了全面反思,焦点集中于批评秦王的骄奢淫逸和横征暴敛,指出朝廷要行仁政、施王道.陆贾是“过秦”的第一人,从陆氏之后,“过秦”成为西汉政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汉士人“过秦”的目的,在于为新政建言献策.他们在“过秦”的基础上,将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进一步推进.贾谊《新书·大政上》云：“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13]（P338）

在批评秦王之时,士人还归纳了新的为君之道.《新书·君道》：“君国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法先王,上古三代是汉代士人建立的理想典范.《淮南子·人间训》言：“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他们多以尧、舜、禹、汤、文、武的故事作为示范标准,以说明自己言之有据.《说苑》所载河间献王的四则言论和《尸子注》所辑佚文,都是讲述尧、舜、汤上古先王故事.《说苑·君道》所引河间献王所言尧的故事,同文又互见于贾谊《新书·修正语上》.由此可见,河间献王以积极地态度吸纳了汉儒的思想.

河间献王的政治意愿,是建立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平实自然,不带有当时通行学术依附政治的谄媚性.“实事求是”,是河间献王的学术特色.同时我们说,这四个字也是他学术实践的根据.

河间献王的政治见解,看似仅是汉士人通行的“过秦”认识；仅是吸纳了贾谊、董仲舒等大儒的思想观念,平淡而无新奇之处,但是他的从善如流的言行,表明了他对汉儒的认同感,具有时代意义.公孙弘、董仲舒以《公羊春秋》名扬天下,位居要职后,天下学士靡然风向,但其中多利禄之徒.《史记·儒林传》讲辕固生曾告诫公孙弘要秉正直言,“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5]（P3124）而且官员中多以儒术饰法吏,他们外避法吏之名,内行法吏之实.《汉书·张汤传》：“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3]（P2639）在这种外表仰慕儒学、儒术而内实不从的士风里,河间献王实事求的学风,实是难能可贵.河间献王的学术追求的背后,也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河间献王与汉武帝一样,好儒学,《汉书》本传载,他“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5]（P2093）但二人的政治观有些格格不入.学界通常是梳理、分析河间献王的学术目的和学术活动,重视他的伉直的秉性和本真的学风,而忽略了学术背后的政治倾向.河间献王重视汉儒,吸纳汉儒的主张,推行礼乐教化,是有政治意味的,是对当下武帝政策的一种批评.“过秦”,是对秦政苛酷的反思,对新政建设的构思.昭帝时期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不断的“过秦”.并通过“过秦”来批评武帝所行的行酷吏、伐匈奴、重赋税的政策.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观,河间献王尚古学,纳儒生的活动,是一种政治表达.河间献王在对汉武帝建言献策后,汉武帝对他说汤七十里,文王百里,你要加勉啊！河间献王归藩后,不得不改为耽于酒乐以求自保,不久谢世.从字面上看,这番话有勉励的意思,无恶意.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这句话所本及其历史渊源,那这句话的意义就不简单、不一般了.汉武帝的这番话本于战国末平原君游说楚王合纵时,楚王犹豫不决,毛遂自荐之言.《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按剑而前曰：“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5]（P2367）汉武帝所言中暗含了他对河间献王“据其势而奋其威”之猜忌.这对河间献王的政治热情和政治理想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河间献王的思想与西汉时代的社会思潮密切呼应.他积极地发掘儒家古文经典,提出实事求是的学术主张,是西汉中期儒学发展的一个地方引领者.河间献王倡言以儒治国,并身体力行,发儒家之言,行儒家之道,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诸侯王.与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政策相比,河间献王“仁政”的政治表达和理想诉求,具有理想化色彩.但他代表了汉儒的一种政治努力方向.河间献王不同于一般的诸侯王,被后世广泛称为贤王.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中称道：“古称宗室藩王之贤者曰‘间平’,谓汉河间献王、东平宪王也.”[14]（P69）而且,在宋以后的学者的诠释中,河间献王的形象和主张,被注入了诠释者的政治理解和追求,具有被拔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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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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