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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和传统师道

陈祥龙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433)

摘要：我国传统师道在尊师之道、为师之道和求师之道三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塑造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著名教育家的梅贻琦熟谙传统文化,留学异域名校,对传统师道进行了创造性的再造和阐发.他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尊重教师“大师论”,提倡教授治校,为尊师之道提供了制度保障.他吸收儒家典籍的智慧,提出“善诱”与“善喻”两个“启发式”教学模式,为为师之道指明了路径.他提出了与师同游的“从游论”,发掘了传统教育重视情感和意志教育的优势,革新了现代教育偏于知识教育一隅的弊病,拓展了从师之道的内涵.

关键词：梅贻琦；师道；从游论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5-0012-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5.003

梅贻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塑造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辉煌.他生于津门望族,开蒙于传统私塾,熟谙儒家典籍,继承了传统学人温润谦和的品质,被同仁们亲切地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诠释了高等教育的真谛.梳理关于梅贻琦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可知,他的大学治理和工程教育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对他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再造研究不足,而这恰恰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非常值得发掘的内容.本文试以其论著为基础,结合其办学经历,阐发他对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师道的再造,分析梅贻琦的教师观.

一、尊师之道：教授治校与“大师论”

我国传统教育中有着比较悠久的师道传承,具体表现为社会的尊师之道、教师的为师之道和学生的从师之道.从尊师之道来说,传统教育多从教师的社会作用出发来阐发尊师的必要性.例如,《礼记·学记》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1051《礼记·礼运》曰：“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1]686《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2]256在这些论述中,都强调了教师在“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教师对于个体的社会化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所以荀况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2]381传统教育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道德的引领者,社会的楷模和文化的载体.

在尊师文化的影响下,“尊师之道”逐渐融入到我国的文化习俗中.从孔子开始就有拜师的“束脩之礼”,开学的“释菜之礼”,这些庄重的礼仪活动强化了社会对尊师之道的直观认识.很多史籍记载了令人感动的尊师故事,例如：《后汉书·任末传》记载：汉儒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3]为师奔丧,于路病死,尸体仍至师门以使魂灵不惭.明代学者颜钧（字子和）因祸下狱,其弟子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侍养在狱之师,长达六年之久,为此自己不赴廷试,乃师年迈后,罗某必手捧一茶一果以进.[4] “程门立雪”“一字之师”这些成语故事都彰显出传统社会对师道的推崇,很多尊师故事载之正史,传之后世.

作为先后接受过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学者,梅贻琦既吸收了传统师道的精华,又对其进行了改造.从梅贻琦的个人品质来看,他是传统师道的践行者.作为南开中学的毕业生,他与校长张伯苓保持了终生的师生情谊.梅贻琦初入清华教书,教学半年后的暑假回到天津去见张伯苓,表示他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够忍耐,回去教书！”[5]梅贻琦遵从了老师的教导,回到清华任教,延续了与清华一世的情缘.在各类回忆录中我们能看到他恭敬地对张伯苓执弟子之礼.尊敬老师的同时,梅贻琦也当仁不让于师.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着日军向内陆侵入,学校再次南迁被提上日程.学校决策层三位领导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对于是否南迁产生分歧,张伯苓赞同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看法学校暂不南迁,而梅贻琦却坚持南迁,最终临时大学南迁昆明,使得学校的教学研究得到了尽快的稳定.

虽然传统社会大力提倡尊师之道,但是教师在现实生活却面临着困境.我们看到传统教育中绝大多数塾师实际上过着“清闲客”与“自在囚”的生活,[6] 塾师刘大鹏甚至在日记中感慨：“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7] 宋代学者提出“八娼九儒十乞”的社会阶层分类,将教师的地位排在娼妓和乞丐之间,这些都显示出尊师之道背后的为师窘境.分析其原因,职业门槛的低下、微薄的经济收入、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缺失的话语权都使得教师没有获得社会真正的尊重.梅贻琦在清华的改革中,提高了教师的待遇,保证了教师的生活尊严；完善了“教授治校”的制度,扩大了教师的话语权；提出了教师是学校之本的“大师论”,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学校最核心的位置,这些举措都为尊师之道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梅贻琦的办学过程来看,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他就提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鼓舞,激励）.”[8]他对清华的教授们极其尊重,帮助清华延揽很多著名学者.他认为高等院校要开展高深学问的研究需要两个必备条件：设备和师资.设备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到这一方面就不难办到,而教授就比较难了.好的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对于在校的教授应该尊敬,也是招致好的教授的方法.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大师论”.

“大师论”的背景是“教授治校”制度,教授治校的假设就是学校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该由精通学术规律的教授们掌握学术管理的发言权.教授治校对于学校管理层是一种权利的束缚,清华“教授治校”模式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形成过程.1928年以前,清华学校是外交部附属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校内虽然也有模仿美国大学成立的教授会和评议会.但是它们权利都非常有限,基本类似于校长的咨询机构,除了毕业成绩审查和授予学位,其余的方面教授会无权过问.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教授会的权利开始扩大,后因师生的不满,罗家伦去职前往大学任校长,清华先后经历了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等几任校长的人事更迭,在校长与教授委员会的权力争夺中,教授们的话语权逐渐扩大,形成了清华相对的管理作风.直到1931年梅贻琦任校长为止,教授会和评议会在校长管理的空白期执行学校管理职责,权责逐渐明晰.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尊重并且完善了清华形成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陈岱孙、朱自清等都回忆了当时清华管理、教授治校的概况.当时清华管理采用教授会、评议会和校长分权治理的模式,很多教授参与到学校的重大事件管理中.成立西南联大以后,梅贻琦又将这一模式引入到联大的管理中.当然,这种模式的运行离不开校长梅贻琦的支持,曾任清华教务长的郑天挺回忆了梅贻琦在联大时的轶事：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果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不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9] 清华的教学和研究氛围非常,待遇和研究条件相比其他高校也更加优厚,以致于很多人放弃其余高校的教授职位,前来清华担任讲师.西南联大时期,教授治校制度也制衡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学校的控制,使得联大发展为堡垒.

二、为师之道：德才兼备与 “启发论”

传统师道重视教师的社会作用,对教师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提出教师应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孟子将教师分为五类：“有如时雨化之者,教之渐渍而浃洽也.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荀子则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扬雄在《法言·学行》中提到：“师者,人之模范也”.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为师之道”,梅贻琦在吸收传统师道的基础上,提出教授的职责是“指导知识”和“启发修养”,而且他尤其重视教授的以身示范对于学生精神修养的鼓舞和启发.

不管是在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授的知识素养毋庸置疑,但是品行有亏者仍然面临着被解聘的危机.刘文典被西南联大解聘成为反映梅贻琦教师观的经典案例.刘文典是著名的文史专家,他的庄子研究和淮南子研究都名噪一时.1943年,普洱盐商张希孟许以重金和礼聘,刘文典遂前往普洱磨黑中学任教.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强烈不满,决定将其解雇.刘文典于当年11月返校,但是学校决定不再聘用.从史料来看,刘文典因解聘之事与梅贻琦、蒋梦麟和闻一多等人进行过多次沟通,但是梅贻琦默认了他的解聘.恃才傲物的刘文典对梅贻琦非常尊重,在梅贻琦从教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他为纪念题名录作序,认为梅贻琦“功既伟矣,德莫大焉.……同人等俱沾凯泽,咸挹风猷”,[10]对其极尽赞美.虽然两人私交不错,但是在西南联大授课师资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刘文典的行为显然引起了众怒,梅贻琦也并未执意挽留,使其成为为数不多的被联大解聘的教授.据黄伟考证：“当时联大的教授吴宓前往浙大任外文系主任,校长梅贻琦数次竭力挽留,与刘文典的解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文典的解聘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至少还得到了西南联大管理层的默认”.[11]在中国传统的人物评价中,“名节一坏,道亦不足观”的观念影响深远.在全面抗战的困难时期,对于教师的德行要求更加苛刻,刘文典的解聘显然与他的私德有亏有一定关联.西南联大对教师德行的严格要求,塑造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陶冶了师生的爱国情操.

梅贻琦的“为师之道”还表现在他对我国“启发式”教学传统的继承和阐发.在《大学一解》一文中,他总结了《大学》、《论语》与《学记》中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善诱”和“善喻”两个教学原则.他认为：“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自我之认识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12]320

“善诱”是指善于把握具体的教学时机.孔子在教学中曾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正是“善诱”的最好表现.朱熹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提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13] 意思是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过努力思考而陷入一种困境非常焦虑之时；或者说虽然有所领悟,心里想表达却很难用语言表达之时；就是教师进行教学的良好时机,教师适时给予恰当的指导,就能让学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加深学习的印象.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学生主动认知的过程,只有符合教育时序,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正是因为孔子高超的教学技巧,他的学生颜渊评价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善诱”是对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形成的高超的教学技巧,它要求教师熟知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进而因材施教,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善喻”是梅贻琦提出的另一个教学原则.《礼记·学记》曰：“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通“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1]1061-1064喻,有启发、诱导之意.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主动认知的过程,需要学习者自主进行,学生只有具备强烈的认知内驱力,才能与教师相互配合,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梅贻琦批评当时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灌输教育,他进一步引用孟子的话：“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教学过程,需要学生“深造自得”,教师应该运用多种方法,恰到好处地引导学生,使得学生主动获得学习兴趣,变“苦学”为“乐学”,达到“善喻”的教育.

三、求师之道：亦师亦友与“从游论”

传统师道讲究师严道尊,《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1060 “严师”本是敬师之意,后世多有曲解.荀子提倡“师云亦云”,强调学生对老师的服从,他提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2]378汉代以后传统教育提倡“侍师如事父”,美化体罚在教育中的作用,“夏楚”二物,成为传统教育延续千年的利器.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除了严厉的体罚,传统教育也有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乐趣.暮春之初,孔子与群弟子“沐于沂,游于舞雩,咏而归”的惬意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宋儒将其称为“曾点气象”,大加阐发.明代大儒王守仁在滁州任官时,“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14]传统书院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从舒新城,蔡元培等近代著名学者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

梅贻琦开蒙于传统私塾,对于传统教育的利弊体会颇深.结合传统教育的优势,他提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12]321他自称这一观点源于孟子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实则是吸收了传统书院教学的优势.很多学者将他的这一观点总结为“从游论”,一个“游”字揭示出教育过程悠然自得的状态.理想的学习过程应该是悠闲舒适的,梅贻琦多次强调了闲暇对于学生修养的重要性,他主持的大学改革,压缩了不必要的课程,将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们通过大师的濡染,模仿感知,获得情感升华和知识积累.

“从游”强调的是教师的“身教”,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从师生关系来说,基于制度和知识权威建立起的威权型师生关系,注重知识获取和道德说教,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慑服”；而建立在德行与信仰的认同基础上的型师生关系,强调信仰的认同和情感的皈依,学生对教师更多的是“悦服”.梅贻琦在《教授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15]梅贻琦批判了现代师生关系的冷漠,强调教育过程是知识授受和德行培养的统一.

梅贻琦认为现代教育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全人教育,导致很多人经历了大学教育,道德品行和工作能力仍存在严重缺陷.他认为：“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12]320 梅贻琦认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在知、情、志三个方面都要获得充足的发展.情感和意志的教育,普通的教学方法很难达到效果,需要通过教师树立楷模,学生“与师同游”自然感召濡染. 教师要锻炼意志,裁节情绪,实现对两者有相当之修养,则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从游之学子无形之中有所取法.梅贻琦用“从游”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阐发了传统教育“身教重于言教”的优点.

传统教育重视身教的特点还表现在重视情与志的教育.孔子曾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孔子的弟子颜渊曰：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正为其人格所感动也.孔子去世,群弟子心丧三年,尊师之道也.正是因为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样一些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弟子及后学,这种情感的皈依需要的是潜移默化的学习.梅贻琦认同这种将情感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治学的精神和思想的方法虽然是理智一方面的心理活动,但是与意志的坚强和情绪的稳定有着密切关系.[12]320治学贵在严谨,思想切忌偏弊,要想达到好的治学效果要意志坚定而且用情有度,这就要求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不但有一己专长的特科知识,还要在意志和情绪生活上有所操守,这也成为梅贻琦在教师选聘上的基本要求.

梅贻琦认为当时的大学生最缺乏的就是个人修养.首先,学校学程太多,上课太忙,学生时间不足,没有闲暇从而很难做到涵养自我.其次,学生居住在集体环境中,空间不足,没有独处的环境而不能做到“慎独”,从而养成“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性格,容易随波逐浪,难成中流砥柱.第三,学生师友古人之联系阙失.梅贻琦认为当时大学中史学必修课程太少,时人对于过去的经验并不重视,认为前人言行随时事变迁不再具有价值,专门研究史学之人又将史学看成“化石”,使得史学与人生并无联系,这些都导致了青年学子的修养有所欠缺.[12]322-323梅贻琦的批判是切入现代教育病根的,现代教育采用工业化流程培养人才,注重知识授受而忽视情感陶冶,其实是一种对人的异化.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类似于农业”.[16] 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教育过程就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教师提供陶冶品德、启迪智慧、锻炼能力的种种条件,让学生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成长起来,而不是按照规定的工艺流程,制造符合设计的产品.重视教育的伦理性,塑造符合人性的教育,建立一种“师生同游”的和谐关系成为梅贻琦对现代教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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