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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自我和超我《金陵十三钗》中玉墨的人格结构分析
摘 要：《金陵十三钗》是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描写了一群被边缘化的.小说不仅艺术地描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内心世界,而且着力挖掘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极端并且封闭环境下人性的变化.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人格构成理论出发,探讨书中主人公——群体的代表玉墨的心路历程,并为玉墨最终做出的选择找出原因,以引发人们关于人性的思考.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人格构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113-03
《金陵十三钗》是作家严歌苓的中篇小说,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描述了13位风尘女子与唱诗班少女们共同在天主教堂避难的经历.由于出身、职业等原因,她们之间很快产生了矛盾分歧,但当灾难降临时,为了使女学生们免受日军迫害,这些风尘女子们挺身而出,英勇赴难,展现了人性的另一面.作家严歌苓另辟蹊径,选取了鲜有作家涉及的领域,将一直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诉诸笔端,并将她们置于战争的极端背景下,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演变,而且着力挖掘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极端并且封闭环境下的人性,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的激励交锋,最终善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呈现给读者人性中最朴实、最本真的自然之态.在小说结尾,们慷慨赴难的行为使她们由被人鄙弃的下贱身份升华到了救赎的神的地位.这一转变给在读者心灵以强烈震撼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读者的困惑：“们的选择是否过于突兀？”“为何要对鄙夷她们的女学生施以援手？”
小说的作者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1996年,患有严重失眠的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治疗.她也开始对弗洛伊德及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大量阅读了相关的文献和著作[1].精神分析理论对她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人格构成理论出发,探讨书中主人公群体的代表玉墨的心路历程,并为玉墨最终做出的选择找出原因,以引起人们对人性的关注与思考.
一、人格构成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从整体上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本我作为人们无意识的结构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热情源自其中.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发泄内外部引起刺激的兴奋,获得无拘无束的本能满足[2].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下,本我中的一部分分化出自我,与本我的“唯乐原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我遵循“唯实原则”,在本我与现实环境中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将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去,帮助本我趋利避害.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它接受社会禁忌、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教戒律的约束.因此超我是“追求完美与实际”,并且它像一个威严的警戒者而存在,当自我屈服于本我时,超我便会惩罚自我,使人产生内疚感甚至负罪感.而当自我战胜本我时,超我便会奖励自我,使人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并非彼此绝缘,完全分离,它们只是作为一种简略方法用以表达整个人的不同心理过程、精神动力.当三者处于平衡状态时,个性就会正常发展；当三者处于矛盾之中就会造成精神的非正常状态.
二、本我——求得生存,逃避苦难
战争将玉墨及其他从秦淮河的妓院赶了出来,她们因为自己低贱的身份而无法进入安全区,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美国天主教堂就成为她们的救命稻草.然而,这是教堂的神职人员所不允许的.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们使尽浑身解数,死皮赖脸,不择手段.小说对们求生过程中厚颜狼狈的窘态进行了详细描写：领头的白眼一翻,倒在了神职人员怀中,借机露出了貂皮大衣里精光的身体.趁着神职人员不知所措的时候,其他纷纷跳入教堂墙内.为了留在教堂,们无所不用其极,装死的装死,哭嚎的哭嚎,将教堂弄得一片混乱.一名居然要在公众场合,借丝绒斗篷的遮挡,大行方便之事.这场闹剧出现在小说开始,们以群体的方式出场,所以并未交代她们的具体名字,但是玉墨作为其中一员,她的表现显然也很丑陋.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问题.当人们身处残酷的环境,尤其是身处战争环境中,如何保障生命安全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极端的环境下,玉墨及其群体的求生存与避苦难的本我欲念得以显现,并且在人格结构中占据上风,打破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本我的操控下,“玉墨们”冲破了教堂神职人员的棍棒阻拦,不顾一切地跳进教堂围墙内,并且不惜暴露身体,出卖色相,以求得教堂的收容,保得自身平安.此时此刻,伦理、道德、社会禁忌、世俗目光全然不在这个群体的考虑范围之内.
然而在成功赖在教堂、取得暂时安宁之后,们的表现又回到从前,好像她们已经身在远离战争的世外桃源,仍旧每天涂脂抹粉,莺歌燕语,打,偷酒喝,甚至与同为在教堂避难的伤兵打情骂俏,把教堂弄得乌烟瘴气,在日本兵屠城的炮声中上演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荒唐剧目.在这场闹剧接近时,玉墨粉墨登场,逐渐成为众人瞩目的核心人物.她将以前作为顶级名妓的舞姿展示给伤兵,卖弄风情：“玉墨跳着跳着,解开狐皮护肩,向戴教官一甩.里面是件厚毛线外套,她也一颗颗解开绒球纽扣,边跳边脱衣.她想：可把长久以来曲起来的肠子伸直了.伸张浪女人的天性太痛快了.”[3]在逃亡的路上,玉墨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吸引男人目光的本能及荒淫的职业本性,国仇家恨全部抛诸脑后.事实上,这一切荒唐行为还是源自玉墨人格结构中的本我.本我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并且遵循着“唯乐原则”,它毫无顾忌地追求本能的满足.玉墨她们在棍棒之下而入,以不光彩的手段住进了教堂的仓库,开始了寄人篱下的逃亡生活.她们与代表着世间最天真、最纯洁、最美好的唱诗班女学生们同处一个屋檐下,抢夺教堂所剩无几的生活物资被教堂的神职人员看作“堕落、腐化、肮脏、污秽”的代表.生存的困境,世人的鄙夷,无不刺激着心高气傲的玉墨.在极端的环境条件下,本我跳出来,再一次操控玉墨的行动,使她以一种狂欢的方式发泄这一切,麻痹自己,用以逃避现实的苦痛.
三、自我——遵循现实,保持清醒
虽然玉墨在10岁时被抵押给堂叔,14岁被堂婶卖到了花船,沦为,但是她在幼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读过四书五经,通晓琴棋书画,这注定了她与其他在思想与认识上的不同.
教堂神职人员认为是不洁的,为了使教堂里的唱诗班女学生免受们行为举止的不良影响,对两个群体进行隔离,教堂被一分为二,们被安排在教堂一角的仓库,并用严苛的规则来约束她们的行为.面对这种“区别对待”,玉墨并没有像其他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愤恨不满,她的反抗是用有别于其他方式——庄重、正派的行为举止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她的高明之处.
在与教堂神父打交道时,玉墨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妄自菲薄,她甚至还要刻意强调自己名字中的墨字是文墨的墨.她的努力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几乎忘掉了她的的身份,即使对于怀有恨意的唱诗班女学生书娟也承认从上到下并未看出玉墨任何的轻浮之态.这就自然确立了玉墨在群体中的领袖地位.玉墨的轻微矫情其实是出于她想一改人们对们印象的目的,她竭力想和其他划清界限,避免同流合污.在她认出书娟就是她以前情人的女儿后,就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她按照淑女的标准打造自己,对自己苛刻到背影都要显得姣好无比.在看到自己的姐妹们点数细软、打盹、踱步取暖、抠鼻子挖耳朵、争吵拌嘴,将教堂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她说出：“有错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在人家矮檐下躲难,缩头做人吧.”[4]这说明她对自己的地位和困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其他抱怨教堂伙食不合胃口,与教堂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将要被赶出教堂时,玉墨一直表现出不与其他为伍的姿态,并对教堂神职人员阿多纳多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5]此番话平息了教堂神职人员的怒火,调和了矛盾,使得们得以继续获得避难的容身之处,这都归功于玉墨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战胜本我的结果.自我作为理智和常识的代表,遵循现实原则并努力对抗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根据外界的情况不断调整适应.它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属于意识的结构部分.在受人歧视的环境下,玉墨的自我战胜了本我,使得玉墨能够正视现实境遇,始终保持清醒,采用理智的方式,与教堂人员斡旋,最终达到了保证生命安全的目的.
四、超我——实现理想,完成救赎
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遵循至善原则.它包括两个重要方面：良心和自我理想.它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是人格的最高境界.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高地,是理想的东西,需要努力才能达到[6].
以玉墨为代表的群体和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群体,为了躲避屠杀,被命运安排在同一个屋檐下,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而在战乱之前,玉墨居然是破坏书娟父母婚姻的第三者.代表“圣洁”“高贵”的书娟与代表“污秽”“低贱”的玉墨狭路相逢,尴尬的身份使得二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微妙.在玉墨卖弄上流社会的伦巴舞姿的时候,对充满仇恨与鄙夷的书娟像菩萨看待蛆虫一般看着她跳舞,书娟淡漠的表情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深深地刺痛了正在纵情欢舞的玉墨,这时候玉墨的“超我”与“本我”产生对抗,刹那间玉墨明白了自己的“心虚、理亏”,更明白了无论自己如何矫情,书香门第的身份是冒充不了的,她真正体会到了“自惭形秽”.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下,无论如何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负载着浓浓的道德罪孽.事实上,无论是刻苦学习上流社会的伦巴舞姿,还是假扮优雅、企图勾引双料博士——书娟的父亲；无论是在避难教堂充当娼妓领袖,还是刻意与其他保持“距离”,玉墨的种种行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跳出烟花地,摆脱世俗界给定的“低贱”身份,成为“高贵”“圣洁”的女性,这是她人生的理想,是她精神人格中超我的自我理想部分.小说中也描写过她对自己低贱、社会下九流身份的愤愤不平.而同为避难的唱诗班的女学生们恰恰被世俗认为是“纯洁”“高贵”的代表.在玉墨的潜意识中,她就有变为纯洁女学生的意愿,甚至渴望与一直鄙视她、视她为破坏自己父母婚姻元凶的女学生书娟和解.玉墨就是要通过某种途径证明自己,实现理想,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另外,教堂中英格曼神父无私的宗教博爱,伤兵戴教官为保护大家以身赴死的英勇,唱诗班少女们夜夜天堂泪珠般的经文吟唱,都对玉墨的内心造成很大冲击,甚至是对她灵魂的涤荡.玉墨在自己的姐妹豆蔻遭受日军的后,变得暴躁乖戾,一改往日淑女形象撒泼骂街；在5个中国伤兵被日本兵屠杀时呜呜大哭,肝肠寸断,都是她的人格由自我向超我升华的表现.
因此,当日本兵来到教堂,向英格曼神父发出唱诗班的女学生们到日军司令部庆贺圣诞的邪恶邀请时,玉墨平静地说：“神父,我们去吧！”这样普通却震撼所有人心的话消灭了教堂内所有的对立与仇恨.战争具有超出寻常的冷酷无情,并且可以激发战争环境下的个体对身份、尊严及使命的重新认识,激发人性深处的良知与自我意识.玉墨最后怀揣剪刀,同自己的姐妹们,身着白衣黑裙,手拿圣经及乐谱,在曾经鄙视她们的唱诗班女学生们的注视下,走向日本兵的卡车.甚至在面对日本军官的时候,玉墨还表现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娇羞地一笑,用以掩饰自己的身份,迷惑对方.这个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曾经被女学生书娟视为“蛆虫”的人,在危难之机,挺身而出,在拯救别人的同时,她自己也终于实现了超我中的自我理想,由“污浊不堪的”变为“纯情圣洁的学生”,由“下贱”变为“高贵”.在像天使驱走黑暗的同时,也为自己完成了救赎.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玉墨的选择并非偶然,也绝不突兀.她并非像作者的提线木偶一般突然地转变成了“神”,她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有着自己的本能,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她的选择是人性中善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的复活,她谱写了一首人性本善的赞歌.
参考文献：
〔1〕郝丽萍,黄振林.论严歌苓的抑郁症与文学创作[J].华文文学,2015,（131）.
〔2〕〔6〕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4〕〔5〕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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