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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王维：同住长安却不相往来
李白（ 701 － 762） , 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又号「谪仙人」, 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
王维（ 701 － 761） , 字摩诘, 号摩诘居士.唐代诗人、画家、书法家.
公元730 年( 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
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了上门女婿,遂定居下来.这期间,他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漂”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漂”一族,遂下决心到首都长安发展.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
这位大师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风采、突出他的.李白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
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
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中国文人统统都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什么叫作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大师.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的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穷光蛋,因此他所表现出来的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时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也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
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
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来说堪称经典.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入《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的地步：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做风雅状,装门面而已.
当政治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入权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
但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有足够的清醒.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
无独有偶,早在公元727 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它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23 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一个,总不免感觉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这两位大师,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以求得出头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己,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王维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761 年.李白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762 年.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个时代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从公元730 年至733 年,从公元742 年至744 年,先后共有5 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这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尤其是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时,李白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王维也很“抖”,成为从七品上的左补阙,高轩华盖,随从骖乘.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御用文人,同为诗界泰斗.但不知为什么,他俩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大为惶惑了.
如果这两位诗人,不故意闹别扭的话,那么同在长安,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佛教徒,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开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
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他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漂”一族的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政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狭路相逢,绝有可能.除非他俩刻意回避,有心躲让,否则,这种不照面、不往来、不相识、不过话的背后,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令人费解.
何况,《李白集》中,有《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其交情匪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其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李白和王维,就这么别扭着,岂非咄咄怪事？
孟浩然对待这两位朋友,估计也是很不自在的.难就难在与王维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李白,而与李白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有王维.
孟浩然肯过努力,但这哥儿俩就是别扭着.
作为这两位诗人的共同朋友,他应该了解,李白也好,王维也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们内心深处里,存在着难于交聚的“瑜亮情结”.
公元730 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挫折,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
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断不了要吃历朝历代皇帝所恩赐的苦头.苦头之先吃,还是后吃,对于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便产生若干的不同.
王维是先吃苦头,李白是后吃苦头.先吃苦头的王维,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间的自己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故而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让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后吃苦头的李白,在掌声中、在鲜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间,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文人.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进攻,他的敢作敢为,常常不计后果,这大概也是王维要同他拉开距离的一个原因.
李白到长安来,可能还是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时任右丞相张说的关节,肯于舍出脸来为之说项.而他的诗名,也为张说的儿子张垍这位驸马爷所看重,愿意帮他这个忙,这样一来,更是胜券在握.在唐代,无论科举,无论求仕,介绍人的举荐非常重要,十分关键.李白所以十拿九稳、心性颇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维摆在眼里,因为攀附上张说父子,门路不可谓不硬,后盾不可谓不强,大有静候佳音、坐等捷报之势.
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
王维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炭不容、相互扞格的隔膜.这两位大师都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王维23 岁中科举以后,就被任命为太乐丞.他在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岗位上犯了错误,纯因少不经事的过失.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演只能供皇帝观看的《黄狮子》舞,而被降职贬放.但李白显然没估计到,这个最高乐府的职务,正是王维的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以及他诗歌、书画方面的成就得以体现出来的机会呀！“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尤为岐王所眷重.”（《旧唐书》本传）
从《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王维所作的诗,看来他与岐王有着过从甚密的关系.再则,除宁王、岐王、薛王外,王维所交往密切的贵公子,也非等闲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都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奥援作用的中坚力量.
“长漂”一族李白,在京城就没有这种如鱼得水的幸运了.首先,高层社会,他缺乏根基；其次,权力中心,他难有依靠；再其次,王维结交者,当权派、实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辈,无一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结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罗大众,都是帮不了忙的平民百姓.虽经张说、张垍父子推介,得以住进玉真公主的别馆,等待接见.可远在城外,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时来不了,也许说不定已把他忘了.
虽然王维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对争强好胜的李白来讲,这是多么没面子、多么扫兴、多么无趣的结果啊！
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李白与王维,遂成为永无交集可能的平行线.
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若是两个不相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走到一起了.文坛的不安生,无不由此而来.
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的教训（上册）》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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