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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是一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仿佛已龟缩进历史记忆的深处,可它却承载着老毕节发展中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记忆.

第一次听到“南下干部”这个词汇,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晃已是45年前的事情了.

我童年的一个小伙伴名叫刘向东,乳名为小鲁阳,他不是南方人,他常常对我说,他爸爸是“南下干部”.听多了,在我的潜意识中,不觉滋生出一丝对“南下干部”好感.

在后来的人生岁月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关注那些带着浓厚北方口音的在毕节工作的人群.渐渐的日积月累,我发现在毕节的父辈人中,这些被称为“南下干部”的外乡人还真不少.

如今,这些被贴上“南下干部”标签的父辈们,许多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子孙却扎地生根,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毕节人.

在毕节市阳山公园环山公路中段靠右背阴的山坳处,有几所南方典型的坟墓,它们隐藏在绿树掩映之中.许多市民都不知道,这里有一所有故事且承载着一段尘封历史的夫妻坟.他们不是毕节人,却把毕生的事业根植于毕节这块热土,并最终长眠于毕节这块热土之下.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对来自山东单县的老革命夫妻,男的叫刘福永,女的叫王玉兰.

驻足在老革命夫妻坟前,墓碑上有这样一幅挽联:“五十载战齐鲁建乌蒙忠心报国,千秋业赖高风继传统激励后人.”碑联由已故老领导李登峰生前为他们撰写,“战齐鲁”指他们的出生地和投身革命的地方,“建乌蒙”指他们南下毕节并参与建设乌蒙山区的后半生人生经历.

墓碑上还有另一幅挽联:“音容莫睹伤心难禁千行泪,养育未报哀痛不觉九回肠.”这是按毕节民间习俗,表达其子孙对这对老革命夫妻仙逝、养育之恩难报的哀惋之情.

据史料记载,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在此特殊背景下,党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当时,山东解放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从1947年至1949年,先后8个批次近10万名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军,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其中有1949年南下赣东北和贵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1949年南下到云南、贵州和四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

他们南下,抛家舍业,别妻离子,离开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新区“献了青春献终身”.他们无论是在征战征粮、土改反霸,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革命转折时期,1921年12月出生于山东单县孔店村和1930年出生于张寨村两个贫农家庭的刘福永与王玉兰,分别在1945年和1947年7月加入中国后,以山东单县湖西支队成员的身份,南下进入贵州,转战金沙、水城和毕节等地的解放事业,并在革命事业生涯中结为伉俪,扎根在乌蒙大地这块热土,参与了毕节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土改反霸、城市接管、剿匪肃特和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

南下后,刘福永先后任金沙水城等县区委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行署副专员等职, 1 9 8 3 年离休后享受正专级待遇,1 9 9 6 年3 月4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毕节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刘福永青年时代积极投身革命,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把毕生精力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良品德,永远铭记在后代心中.

南下后,王玉兰曾任水城县妇联主任、县委福利部长,毕节地区处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86年离休,2011年4月2日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2岁.

王玉兰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国家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党性和党的光荣传统,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对子孙教育严格,对亲邻团结和善,慎人克己贤淑可亲的道德风范,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作为父辈一代人的他们,在我成长的记忆中,在毕节还有很多.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老人们的渐渐离世,他们这些共同称为“南下干部”的老人们,仿佛已被时光带进历史的深处,而成为一种老毕节记忆,所以,我要追忆他们,缅怀他们.

(来源:《贵州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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