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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而教
葛文林教授（A. Lin Goodwin）,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前任副院长、Evenden基金会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为薄弱学校和学区培养面向社会公正的教师,是多元文化教育和融合教育教师培养的权威专家.
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享有盛名的教师学院（TC）任教20多年后,葛文林教授于2017年11月被任命为香港大学（HKU）教育学院院长.尽管曾在TC先后任部门副主任和学院副院长超过十年,这却是她首次担任院长.
对葛文林教授而言,港大的任命,既是一场新的教育征途,却也不啻为一场还乡之旅.出生在香港,幼年移居新加坡的她,有充分的准备迎接院长职位带来的挑战.在哥大任教期间,葛文林教授就曾多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TC）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联合硕士培养项目的前任负责人,她与新加坡教育界同样联系密切.“ 接受院长一职的很大原因是能够回到亚洲,离家更近.在亚洲我感觉很自在.”她说,“但我也认为,我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与HKU完全不同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能保持某种局外人的清醒,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问题,并不断追求、挑战既定和惯常的处理方式,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教师教育领域,多年的高校管理经验,加上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副会长的身份,让她集领导者、实践者、研究者三个角色于一身.“我总是把管理和学术结合在一起.
在TC,这只是日常工作的要求,其间的界线并不像港大这样清晰.”事实上在TC,葛文林教授就曾参与推动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研究部门之间链接的打通,创设了一个教师教育领域的“领导者”角色,而最终被她的同事提名填补这个新职位——副院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很快我意识到,你不能一味倡导变革,而到了需要行动的时候却选择后退.”她坦言,副院长的工作经历,让她能够自如进行跨学院的工作,对话所有相关方,全方位地参与整个系统的运行——从一线教师培训专家到外部研究者、实践者的多个角度.
作为一名教师教育的研究者,她的学术兴趣还包括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教师教育、教师信念、教育公平.她的研究成果在全美乃至世界教师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领域被广泛引用.
学院师资管理：风物长宜放眼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针对学院的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葛文林教授持这一观点.她强调要打造有梯次的教师人才库,做好分段衔接；不仅聚焦在初级人才,更要集中营造中高层的“ 传帮带”效应.“Facultyis the most important ！”（教师永远是最重要的.）同时她也指出,各行各业都有经验的传授问题,如果从社会层面的“大教育观”来看,一名好教师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要学会与他人合作,还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以提升自己.
葛文林教授认为,教师培养的专业教育模式不应以牺牲教育理论的学习为代价,而应以“整合性”和“基于实践的问题导向” 作为教师教育课程设计和组织的核心原则,帮助师范生形成“ 关于实践的理论”.在2005至2011年间, 她在TC教师教育与学校支持部（Teacher Education and School - Based Support）担任副院长；2009 年,她向联邦政府申请并获得了975万美元的联邦拨款,在哥大创建了“ 教师住宿学院”,从而启动了新的教师教育模式———“ 驻校模式”（residency program）改革.这一项目让TC的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能在纽约公立学校实习一年,与经验丰富的教师共事学习,参与实际教学活动.项目启动九年来,葛文林教授始终深度参与并持续关注着这个项目.
同时,虽然“驻校教师培养项目”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强调带教老师与实习老师共同备课、共同教学,但葛文林教授始终坚持教师培养的责任主要还是应该在于大学,师范生应学习大量的大学专业课程,单纯以教学实践代替教育类课程的学习,并不能很好地培养教师.
“我个人认为,以大学为基础,按照专业教育的思路和方式,设计大量的大学培养课程和丰富的实践环节来培养教师,是一条可行之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香港的“长幼有序”和家庭观念都很突出,这在港大内也有充分体现.她认为港大教育学院的教职员工都是精力充沛、工作勤奋的人.“你很容易感受到他们对工作及教职的热情与投入.港大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也很突出,其中很多人就是港大的校友,这种与母校的联系是很强的.我们院有着志同道合、互相尊重的良好氛围.”当记者提及港大的教育学科在全球排名第四,葛文林教授笑着回应：“重点不在排名,而在建设一个更好的教育学院, 我的目标是让学院链接更多更好的教育人才.”在她的努力推动下,学院围绕项目创新及提升教师自我评估的开放性做了大量工作.葛文林教授很看重培养教师的领导力,“一项任务有时可能过于复杂,而领导力体现在对其中各个细节的各司其职,知人善任.”她很欣慰于学院的每个教职工都能在各自专注的领域独当一面,但与此同时,她亦不希望人或资源过于分散.在她看来,教师领导力更应涵括大的全局观,而不是仅限于某一院系或区域的小打小闹.作为一个学院,应该聚焦一两个标志性的教育议题,使其成为学院在香港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品牌,这有利于在国际上提升港大教育学院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当记者问及她目前所关注的重要议题时,她的选择是教师教育（teacher education） 和教育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for Education）. 前者是她多年来的教研重点,而后者植根于港大新增设的跨学科教研机构——教育神经科学实验室 (NfE.edu.hku.hk) ,由前N认知神经科学项目主管、旅美归来的唐璨教授创始并挂帅.“有时候,少即是多.”她强调.这个原则也代表了她本人对学院工作战略的考量.“港大教育学院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精进我们的工作？如何用更巧妙的方式创造激励,把资源集中到核心事务上,进而取得更好的效果？”“作为院长,我个人希望既能放眼全局,又关注到细节；同时作为一名教师教育者和课程专家,我也一直尽力摆脱行政藩篱,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各项教育事务间的联系.我认为这就是做院长的意义所在,教职员工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离自己的工作太近了.”为此,葛文林教授在学院里努力创设公平的教研环境,从教学的课量和学术项目的分配着手,探索一种个性化的绩效制度：40%的学术研究,40%教学任务,以及20%的公共管理服务（比例可基于每个教员的事务日程灵活调整）.
培养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教师
葛文林教授多次在公开演讲时强调洞穿自我边界、寻找多重社群的重要性：“我们的世界是复杂、凌乱的,而培养高质量的教师也需要融合多种多样的视角.”教师培养,最终要回归育人立人.“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在多元开放、中西汇融的今天,港大的教师教育模式及培养更要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来看,葛文林教授对这一主张坚定不移.她坦言,自己之所以关注多元文化教师教育研究,原因之一是她的个人经历.
“我是一个移民,成年后才去了美国.亚裔的身份,使得我的观点明显不同于那些在美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人.”鉴于早年在新加坡社区学校所了解的,伤残儿童易被忽略而未能接受正常教育,她选择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此后,她开始注意到学校课程没有兼容各种不同的观点,教材中有许多成见（stereotypes）.“ 学校中使用的教材, 以及课程和读物等,都促使我思考文化表征和身份认同.”在美国长年的教学教研经历,则让她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social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那些贫困阶层出身的孩子,那些母语非英语的孩子,以及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他们并没有受到应得的教育. ”在教师这个行业内,她开始认识到需要以新的思维来看待教师培养,“因为我们必须帮助年轻教师理解如何与多样化的学生打交道,帮助他们理解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教师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教育,就意味着一些孩子将取得成功,而另一些孩子则不会.”她的教育管理理念与此一脉相承,在她看来,教育学院应该回答三个主要问题,即：我们应当教什么、如何教、如何分配教育机会.“你必须去思考如何去教一群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家庭背景千差万别、天赋各不相同的孩子,并且始终以帮助每个孩子取得成功为目的.”而这就需要教师教育模式的转型.转型靠什么？“靠理念.”葛文林教授斩钉截铁.在她看来,教育学院的育人观和课程结构,直接决定了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教师的质量.“事实上,教育真正发生的地方就是学校、就在课堂.每个课堂中都存在多元文化,每个课堂都意味着差异.人们太关注那些外在的标签,而不是那些真正需要去做的事、需要反思的思维方式,以及该如何改变自己.”她直言教师教育需要关注那些“真问题”,在期待人们改变教育或对待孩子的方式之前,得先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她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是,既主张将多元文化及其隐含的社会公正作为核心理念,渗透在整个教师培养过程中; 同时可适当在每个教师培养专业开设一门涉及多元文化及社群的主题课程,这门课程可由各教师教育专业自行设计.
“既然学院本身就是一个社群,我们应该如何开发社群精神,打造出更多、更好的协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去超越包括性别、资历和地位在内的各种可能的圈层障碍.这些圈子其实都是自我设限的,而作为院长,我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突破传统圈层阻碍的社群,营造更包容、更扁平化、去层级的学术研究环境.”她认为在一支理想的教师队伍中,教员们应该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不断进行辩论、互相挑战,但不做指责、不带消极或否定的态度,从而构建志同道合的认同感”.任何一所世界顶级名校,其学术精神的基石都在于这种思辨的传统和同行评审制度.“我们应该审慎而全面地开展对师生的职业及学习的辅导,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帮助——不再只是针对个别成员、时不时去做这件事,而是把它变成一项常规性的工作.”为未来而教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未来,智能技术革命会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无疑首当其冲.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学习力、思考力与创造力的比拼.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葛文林教授也曾在公开场合提及,“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为31世纪的人类应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年轻人需要从教育中获得适应性,“一所好的大学不仅应该教会学生已确定的东西,还应该教会他们适应不确定性,或者说适应变化.”葛文林教授认为,“作为教育研究者,就认知目标而言,我们更认同应该关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高层次认知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以记忆和背诵为代表的低层次认知能力 .”同时,她特别提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在海量信息面前,想要有足够的定力来甄别、决策、实现自我价值的坚守,需要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教育带给每个人的学习力.“社会最终是由年轻人的抉择构造的,因此从教育的目标定位来看,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和价值观塑造尤为重要.即便未来是人工智能的天下,AI技术依然需要人的价值观来引领.”她进一步补充说：“今天的教育行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复杂的教育政策、日益多元的学生群体、被全球化重塑的世界,以及‘让每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性,这些都是对教育机构的严峻挑战.”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未来.
“ 我们是为未来而教.”作为港大教育学院的掌舵人,葛文林教授的育人理念非常明确：“ 教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人成为人,而不仅仅是培养他们的就业能力,因此教育学院的使命是帮助怀有这种雄心的未来伟大教师成长.”在她看来,未来教师素养不仅仅包括学术能力过硬、专注终身学习,还要满足多元学习者需求,包括那些有许多弱点的人.“ 培养、激励这样的老师,让他们成为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正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必须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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