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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上的惨案》：一封告状信引发的风波
冯至的“告状信”
1978 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为此,我决定在1979 年11 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这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的不小震动,初版20 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加印20 万册,还不够卖.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1980 年4 月中旬,北京方面就传出,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4 月7 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 年第1 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作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 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
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局长高斯态度十分鲜明地认为,“在电影院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
我们的申辩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 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 部小说拍成电影,17 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 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 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的作者阿瑟·黑利,是加拿大籍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而出名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小说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认识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形象的材料.
《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法,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的人,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而且可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珍妮的肖像》是美国当代一部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上海的周煦良教授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多见识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应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5 0 年以来的时代变化.80 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30 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50 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期刊会议上的不同声音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此时《译林》的编辑工作虽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平息了.1980 年5 月上旬,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荣幸地被指名邀请参加.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大多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在会上送请代表提意见的3 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们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也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注：冯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
1. 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
2. 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
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50 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
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
5. 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刊登在新华社1980 年5 月8 日《国内动态》第1194 期上.
王任重一锤定音
会议上多数人的类似看法,我想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同志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 月9 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部长王任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胡乔木同志写的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作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70 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事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曾有友人对我说,《译林》才创刊,就惊动到高层,引发文化界广泛关注,冯至那封信,不啻帮《译林》做了一次难得的广告.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不过今天回想起来,这件事确实令人诸多感慨.
戈宝权同志曾告诉我,早在1979 年10 月30 日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分组会上,冯至就针对《译林》在烟台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上赠发的3 本美国当代小说,批评“现在出版界把外国人扔在垃圾桶的书也捡来翻译出版”.这个发言登在会议简报后,引起不少与会翻译家的非议,要求冯至澄清这个问题.后来,他请陈冰夷到小组会上做了解释,说是“听汇报时误传了”.11 月底戈宝权来无锡参加《译林》创作座谈会时,还带来所里的口信,说冯至在文代会上那个说法,是个误会.
不意次年4 月,冯至就写了那封信.多年后,我才从原外文所研究院葛林同志那里得知,那封信其实是胡乔木同志授意,由冯至和陈冰夷共同起草的.
现在回想.当年我算是幸运的.正是得益于拨乱反正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译林》和我才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场风波.
后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社会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了解多了,偏见少了,以至对待西方通俗文学的看法也有了转变.从授意批评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到后来冯至向《译林》投稿,以及胡乔木主张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能一禁了之,表明即使像胡乔木、冯至这样的高级领导和学者,同样有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长官意志,也是会有变化和长进的.这种转变所折射出的,正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前进的步伐.
（摘自商务印书馆《风疾偏爱逆风行》 作者：李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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