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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董建辉（1966－）,男,江西流坑人,三峡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2018年6月8—10日,在国家民委港澳台办、研究室和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指导,和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的协助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厦门白海豚大酒店隆重举办了第十届海峡论坛分论坛“两岸民族乡论坛”.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国家民委研究室巡视员、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会长李红杰,国家民委港澳台办副主任兰海滨,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厅长黄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郝时远,台湾两岸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协会会长黄仁凤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博物馆、兰州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台湾政治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东大学、慈济大学等海峡两岸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少数民族乡代表共约100多人参会,其中台湾与会学者、少数民族代表近40人.论坛共收到论文（含摘 要）48篇,内容涉及两岸少数民族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两岸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艺术交流、两岸少数民族乡镇发展等方面.本栏目摘登其中3篇论文,主要侧重于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互动.
邓相扬、周慧慧的《“以蕃制蕃”：姊妹原事件之真相》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结合对事件幸存者后裔的采访,揭示了“姊妹原事件”的事实真相.日本殖民当局据台后,计划调查台湾南北纵贯铁路及山脉东西横贯道路,其中“山脉横断探险队”由埔里社进入雾社山区,深堀大尉一行14人因违反赛德克族的Gaya,被德路固群视为“越界犯忌”,因而集体被杀.出于报复,日警埔里社支厅除了对雾社地区实施“生计大封锁”外,更在“深堀事件”的6年后,假借生活物资之提供,策划了“姊妹原事件”,导致德克达雅群104名族人被杀.但在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殖民者却推卸责任,将事件的起因归咎于德克达雅群与布农族卓社群之间的宿仇,称之为“雾社蕃膺惩事件”,以掩盖其“以蕃制蕃”的殖民实质,达到其政治稳定之统治目的.
赛夏族是台湾原住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支,清中期以后由于汉人的侵垦,被迫不断向内陆山区迁徙,最终以鹅公髻山和横屏背山为界线,分成南北两群,南群散居于苗栗县的南庄乡与狮潭乡,北群则集中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定居.因为两群所处的社会空间不同,他们与周边族群的关系格局也相去甚远.董建辉、易紫君的《日据以来北赛夏族群与泰雅族的关系互动》对日据时期以来北赛夏群与泰雅族的族群关系演变进行了梳理.文章认为,日据初期,北赛夏群与周边的泰雅族因生存资源竞争等原因经常发生件,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日据后期开始,两族通过通婚、收养、日常交往、生产合作等多种方式,在交流过程中增进彼此了解,从而建立起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双方的族群关系经历了由冲突到共生的演变过程.
每个族群都有其自身“多元一体”的衍变逻辑,这种复合的文化性来源于族群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毛伟、刘留的《流动的共同体：大王部落的形成与发展》以台东市太麻里乡大王部落为例,通过对大王部落从初步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这一过程的回溯,揭示了族群构成的多元性及其文化的复杂性.大王部落最初为卑南族知本群所创,后来又通过通婚等方式,与东迁的排湾族接触、融合,混居在一起,开始了其“排湾化”的进程.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和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大王部落分化为加拉班、利力武和里三个部落.短期的分居之后,血缘的纽带又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并再次通过婚姻的联结,将原本依附里部落的拉加伦部落也纳入其中,从而使得大王部落日益壮大.作者提出,大王部落的个案提示我们,族群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自身血缘与文化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也是环境与文化交互作用中与其他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族群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流动的共同体”.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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