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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辈故事亲历邓宝珊将军二三事
我叫王焕文,老家在陕西榆林.我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厨师,在榆林开了一个饭馆,叫味珍楼,那时候是当地最好的一个饭馆.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病逝,饭馆由两个堂兄接管,因为经营不善,生意逐渐衰落,最后欠下一屁股债,直至倒闭.由于家里困难,我上到高小六年级就辍学了.
1937年,日本人发动了七七事变,很多地方被日军占领,人们就往大后方撤退,包括陕西、甘肃、新疆、内蒙、绥远.内蒙就是包头过了黄河以后的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就在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今天叫鄂尔多斯市,绥远后来撤销了.有些人往榆林跑,榆林一时比较乱.我印象中,好像有国民党第53军的军部,还有绥蒙指导长官公署的参赞叫石华岩,察哈尔的张励生等,而且当时也驻扎在延安,离榆林不远.日军侵占包头以后,就开始打内蒙古的“主意”,当时德王、李守信已经投降日本,所以,陕北的情况是比较乱的.但榆林当时只有一个驻军,86师,力量有限,很难掌握局面.因此,就任命邓先生到榆林去,给他的军衔比较高,担任21军团的军团长,按现在的话说就等于集团司令这么一个职务.邓先生接到命令以后,带了一个参谋长俞方皋,就是俞正（现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编者注）的父亲,另外还有一个参谋处长赵一清,以及几名机要人员就急急忙忙地飞到榆林去了.
我有个堂兄,给邓先生当厨师,他推荐我到邓先生部队里当兵,于是我就去了.那时候大概是1938年,最初就是勤务兵,负责邓先生饮食起居,后来做到了卫士、中尉副官,但一直都在邓先生身边.日本的飞机有时候会飞到榆林实行轰炸.邓先生当时愿意住在城东南三里路的一个地方,叫金刚寺——其实是一个庙.他在金刚寺附近选定地方,修了几个窑洞.窑洞修好以后他就搬到窑洞里住,还起了个名字,叫做“桃林山庄”,实际上那里只有一棵桃树.
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邓先生的夫人住在兰州,为躲避日本人的空袭,躲进窑洞防空洞,结果防空洞没有加固坍塌了,邓先生的夫人和他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里面遇难了.消息传到榆林,对邓先生打击非常大,不吃不喝,当时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最后邓先生说事情来得太突然,心里面难受,不过不要紧,他说他还要活下去.
那时中国在延安,就住在那里.抗战时候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延安和榆林的关系处的很好.派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到榆林去,我记得,有高岗、萧劲光,还有王震、袁任远.有一次邓先生过生日,南汉宸和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也去了,再往后,还有曹立如和刘文蔚等人.在这个期间,绥德有一个绅士,叫刘绍庭,是22军的参议——邓先生到榆林后,86师改为22军,还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他作为信使经常到榆林来,所以给邓先生写的信,有些是他带来的.其中一封信,让我印象最深,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信中对先生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我认为这封信可以看做是对邓先生的最高评价,充分反映了榆林和延安之间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1943年在重庆召开会议,要求邓先生去参会,电报上指明不让邓先生经过延安,要求绕道过去.邓先生没有听的那一套,而是骑马从榆林出发,到达米脂,杨拯民那时在米脂工作,陪着邓先生到绥德,住在刘绍庭先生家里.绥德当时的驻军是徐向前,专门给邓先生举行了招待会,会上还有文艺节目,演的是山西梆子晋剧《徐州革命》.邓先生在绥德住了几天以后,就向延安进发,沿途都有接待.到了延安以后,南汉宸和他爱人王友兰,另外还有王震在飞机场迎接.邓先生和他们在飞机场检阅了军队,然后就住在了当地,没多久就来了.来的时候坐了一辆汽车,跟医院里一般用的救护车一样,有些破旧,估计是某次战役中缴获的.我们把领到邓先生的房子,以后就常来和邓先生一起吃饭.邓先生在延安看了西北军,看了高岗和习仲勋先生,到枣园去看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当时住在枣园,朱总司令有个卫士长叫李树槐,我就认识了那个人,在一起相处的很好.住在杨家岭,邓先生去驻地拜访,吃过饭以后,在杨家岭的大礼堂为邓先生召开了欢迎会,两个人在欢迎会上都讲了话.我记得邓先生讲的话,里面提到要把延安的路修好,我的理解就是要修一条公路,另外就是处好延安和榆林的关系.由于年代太久,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只大约记得一些.延安住了几天以后,邓先生坐车前往西安,从西安出发去了重庆.从重庆回来,邓先生又跟我们一起到了延安,在延安住了几天.叶剑英陪着邓先生看了陕北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南泥湾》等节目.
解放战争时期,大概是平津战役开始以后,我们到了呼和浩特.到了1948年12月,大概是28号这天,忽然接到傅作义打的电话,叫邓先生到北平去,他说派飞机来接.当时呼和浩特的天气要比兰州冷,冬季温度很低,经常下雪,下雪以后融化很慢,飞机场专门派士兵清理了跑道,飞机才降落下来.来的这架飞机叫“追云号”,飞机的机头用蓝字写的“追云”两个字,是四架专机之一.有四架专机,一个叫“中正号”,一个叫“美龄号”,还有一个叫“天雄号”,另外一个就叫“追云号”.当时把“追云号”派给了傅作义使用.这架飞机降落在呼和浩特机场,我们就上了飞机,一共四个人,邓先生,我,还有邓先生手下一个副师长,叫张云衢,另外一个是军需处长叫张景文,是邓的一个亲戚.但是,北京的西苑机场、南苑机场都已经不能降落了,有些飞机会在城内的东单操场降落,但我们这架飞机降落在天坛外坛——外坛砍了好多柏树,修出一个临时跑道,地方比较隐蔽,傅作义亲自坐车到机场迎接,然后直接开到司令部去了.平津战役开始以后,傅作义放弃了原来那个司令部,搬到中南海里边,中南海有个地方叫居人堂,傅将其作为他的临时司令部,邓先生就被接到那个居人堂去了.
邓先生多数时候是居住在隆福寺孙家坑51号孙岳将军家里——孙岳与邓先生很早时候就结拜为兄弟,但有时也会到中南海去住.有一个晚上邓先生住在了中南海,他和傅作义两个人正在谈话,我进去了,听到一段对话.傅作义说：“在南京会议上,咱们显得非常重要,要求把军队开到长江以南,在那个地方给我一个最高军政长官职务,在江南所有军队都归我指挥.”这话是指,平津战役以前,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目的是叫傅作义放弃北京,把军队开到江南去.邓先生接过话来说：“这个人靠不住.”我很快退出了屋子,后面的对话就不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傅作义已经有和谈意向了,所以他派了崔载之——《平民日报》的创建人,曾当过傅作义部绥远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去和解放军接触,但是没有结果.大概元月13号,解放军提出谈判条件,要求傅作义最迟元月14号进行答复,并要求派高级代表来谈判.傅作义给解放军打了个电报说准备派邓先生去,解放军回电表示欢迎.傅作义有一个处长,是少将军衔,叫周北峰,还有一个人,是傅部的一个参谋,叫刁可成,他们到邓先生这来,我们四个人一块坐上车,从德胜门出了城.德胜门驻军师长叫慕新亚,他以视察为名,陪我们走到了城外前沿阵地.
出去以后,解放军已经在前沿阵地准备好了人员、马匹等着欢迎呢.我们骑上马,走一段路程,后来换了一个美式的吉普车,然后经过沙河,最后绕到东边,往通县走.通县有个五里桥,那里有个地主庄园,解放军把那个地方作为临时招待所.这个地主庄园很大,三四个院子.14号上午林彪来了,罗荣桓来了,聂荣臻来了,还有刘亚楼,谈判就正式开始了.邓先生在会上代表傅作义表示了傅的态度,意思说打了多年的内战,死了不少人,这个不能怪他的部下,应该由他来负责.之后聂荣臻就开始说话,说当时计划叫平津塘绥,就是北平、天津、塘沽、绥远,这四个地方实行一揽子和平计划,不过天津已经下了总攻击令,就不包括在内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到第二天,也就是早上十点,天津如果打不下来就停火,纳入到谈判的范围之内,结果到后半夜天津就解放了,天津的驻军司令陈长捷被俘,驻扎塘沽的军舰跑了.北平和谈成功了.
剩下一个绥远问题.提出一个指示,叫绥远方式,意思是搁到最后解决.到了元月16号上午,林彪来了,陪邓先生吃饭,然后说让邓先生回北平,因为和平已经达成协议了,就准备如何施行的问题,同时派他的一个参谋处处长,叫苏静,还有一个作战科科长王朝纲和我、刁可成,我们五个人一块去北京见傅作义.临走的时候林彪掏出一封信,交给邓先生,让邓先生带给傅作义.之后我们几个人坐上车往北京走,从西直门进了城.到了4月19号,双方签字,解放军的代表是苏静,傅作义方面的代表是王克俊——当时是秘书长——并达成协议,决定在元月22号上午十点停火开城.
这里有个插曲,就是在时间问题上林彪卡的比较紧,但邓先生考虑到处理几十万军队需要多一点时间,需要从容一点,就提出需要多一些时间.邓先生问林彪,这个事情是不是由你最后决定.林彪赶忙说,他不是最后决定人员,由最后决定.于是邓先生就提出来打电报请示,结果回电：“按邓先生的意见办.”最后双方就决定在元月22号上午十点停火开城.到了22号,城开了,林彪进城,住在北京饭店,傅作义、邓先生就到北京饭店见了林彪.林彪在天安门前面检阅了入城部队,北京的老百姓万人空巷,高呼解放.
过了几天,接到一个电报,说让傅作义、邓先生搭乘飞机去石家庄.到了石家庄以后又到了西柏坡,傅作义、邓先生见到了.傅作义首先向表示他是罪人,答复说,你不是罪人,是功臣.到了8、9月份,傅作义、邓先生又到包头解决了绥远问题.
此后,邓先生回到北京参加了新政协会议.在这次政协会议上,邓先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傅作义是常委,领着全国政协委员到天安门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到了10月1号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先生也参加了开国典礼.
这中间有两个小故事,我印象很深,也顺便讲一下.
第一件事情,1949年3月,决定从西柏坡进驻北京.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进驻北京,西苑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于是傅将军和邓先生都去了.有一张邓先生和握手的照片就是那天在西苑机场握手时拍的.那时天比较冷,还没有到换季的时候,邓先生穿的依然是国民党军队的军服.进行阅兵的时候,我们也得到通知坐汽车进去,绕场一周.傅先生坐的是46式的美国福特车,邓先生坐的是39年的福特车.当时延安电影制片厂延安电影队拍摄了现场情况,不过没有公开.到建国60周年,有一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其中一场戏就再现了进西苑机场那个场面,还原度很高,后来得知,制片人参考了原来延安电影队拍摄进北京的片子,所以真实.
第二件事情,大概是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后,邓先生在北京请领导人到家里吃饭.邓先生当时住在北京隆福寺街孙家坑的小胡同里面,有一次宴请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等到家里吃了一次饭.菜是从前门外北京一个饭馆叫丰泽园处订购的——丰泽园,和住的地方名字一样,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当时我和秘书、警卫、司机在隆福寺街天福饭馆吃饭,邓先生、各位首长在胡同里吃饭,附近警卫、巡视确实不少.在我印象里,类似的事情很少见,恐怕只有这么一回,但显示出邓先生与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往来.
1949年10月,政务院会议决定任命邓先生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得到任命后,邓先生刚过完1950年的元旦,就离开了北京,飞回兰州.他在北京南苑机场登机,上了飞机一看,这是一架起义飞机,驾驶员我们认识,过去坐过这架飞机,所以跟驾驶员认识.大家见了面以后都会心地笑了,说共同走向了光明大道,走向了革命.当时飞机上坐着好几个人,还有一个是沈求我.邓先生和沈求我是抗战时期在榆林认识的,当时沈求我是进步青年,后来离开榆林到了苏州,再以后北平和平解放,又到了北平.这次是邓先生把沈求我请到甘肃来的.从北平到兰州飞了大约5个小时,在兰州机场,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省委常委王世泰等好多人都来迎接.到1月8号,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先生为省政府主席,副主席有王世泰、张德生等——王世泰还担任着省政府的党组书记.过了些日子,我们又到西安去,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仪式.彭德怀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是副主席,张治中也是副主席,邓先生等担任委员,开完会以后,邓先生就回到兰州,沿路住的旅馆,没有惊动地方.■
（以上资料由民革甘肃省委会采集提供/责编 金绮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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