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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立新和本土化开端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
中国近代自战争被打开国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百年间风云跌宕.蒙文通曾将孟子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引申到史学领域,指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1],而中国近代正可谓是蒙氏所言“大转折处”的鲜明例证.
在这段壮阔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传入并发展壮大的过程无疑是一道炫目的波澜.从涓涓细流到波涛汹涌,这波澜至今仍然推动着中国前行.这景观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思考：近代中国曾经有多种选择,社会有多种走向,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在最初并没有特别的优势,为什么历史会做出这样的最终选择？对此众多学者已做出极有价值的研究,本文作管豹之窥,仅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问题谈一点浅见.
1 破旧：中国史学传统在近代所受到的挑战
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风雨千年的忠实记录者,其本身也构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史为鉴”,这种史学观把教化、资政作为治史的根本目的,认为研究古往今来的朝代更替、民心变动有助于吸取教训,趋利避害,“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强有力的挑战,史学传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思想对史学传统的否定,学界一般认为以1902 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发端.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弊”之外,还有“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氏呼吁开展“史界革命”,主张改造传统史学,创立和完善新史学.随后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提出了主张,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科学”模式的历史学,将传统史学从经世致用的政治工具改造成符合西方学科分类模式的一种纯学问.一时间,科学主义的新史学观蔚然成风,成为引领潮流的时尚之选.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新史学的几位大家虽然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梁启超自幼饱读诗书,思想深处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烙印.他一方面主张摒弃专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旧史写法,另一方面坚定地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他认为历史研究是为了“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从而实现“以增幸福于无疆”,其新史学的目的还是在于探求历史的“公理”、“公例”并为现实所用,并且他还将史界革命上升到了与国家命运相关的高度,“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3]他的“新史学”在“器”的层面彻底背弃了传统史学,但却依然深合于传统史学之“道”.
与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不同,科学主义新史学的拥护者则走向了思想的极端,主张全盘借用西方学科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史学的模式与框架,创造“为学问而学问”的历史科学.他们大多少年时在国外留学,对传统淡漠而无情,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时候,呈现了时代性的矫枉过正,以决绝的态度抛弃一切带有传统印记的东西.罗志田先生指出,“20 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史学理念基本未曾进入研究者的思想资源之中”,“很多时候,传统史学理念反倒成为质疑的目标.”[4]
2 立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
近代中国是世界思想的大超市,古老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渐趋于瓦解,各种西方理论、学说、主义纷纷涌入.
梁启超在近代引介了大量西方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第46至48 号）一文,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简短而颇有趣的解释：“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田制度,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依据.”西来的马克思主义被梁氏硬生生披上了一件土产的千年外套,这大致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初期的境况.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近代传入中国众多思想中的一种,并且一段时期影响甚微,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主义等都曾经有过一时的风光.瞿秋白曾说：“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楚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潮大半都是如此.”[5]
学界公认,早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大钊所做的杰出贡献.李大钊身兼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尤专精于史学.1919 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介绍,1920 年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在北大史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向青年学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1924 年,李大钊史学研究集大成式的作品《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要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史学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6]
基于上述成就,李大钊被视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旗帜性人物.正是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从无人问津渐到闻者甚众,并逐步从众多学说流派中脱颖而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大钊无疑就是这撒下星星火种的人.时人对李大钊的史学研究评价如下：“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7]
3 融合：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土化的开端
荀子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8]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发展中有某种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力量,但是受时代所限,他们将其归结到渺不可知的“天命”.而马克思史学则对传统史学的“天命”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虽不否认人的自主活动,但强调必须按照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行动才能成功,否则便要失败.
虽然在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有着决然不同的解释,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发展壮大,却又与传统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深入骨髓的实用性与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同时,传统史学仍然在学术领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吸收一切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营养：“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9]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似舶来品,实际上是传统史学观在新时代的自我演进和发展,是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一个经典范例.1923 年,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做出了这样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将来中国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0]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长的预设.
历史证明,当初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人看到了希望.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加上新史学对传统的否定,中国似乎既输掉了当下,又失去了古代,几乎陷入无可救药的境地；而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中国人发现,原来西方列强也不过处于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阶段,中国落后并不是因为天命已失或者人种劣等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仅仅是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比列强差了一级.中国人只要努力把社会形态向前推进一级,就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了；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中国人能够先于列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终极形态,建设共产主义,则中国不但不会再落后于列强,反而能够成为社会形态最顶端的最先进国家,这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主张！
虽然我们在认识客观规律方面有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失败教训,但更有着成功的经验.以近现代的革命历程为例,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意识形态,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高速增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已经产生了强大生命力.萌生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令全世界惊叹的大国崛起模式.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与吸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不竭动力,过去是如此,新世纪也必将是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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