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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戏到体育论身体在竞技体育中的规训、异化和复归

朱杰1,袁野2

摘 要:身体是体育的物质载体,从游戏到体育、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身体逐渐沦为夺取比赛优胜的工具.现代的竞技体育在商业、政治等因素的干预下已远离游戏的范畴,身体的规训与异化泛滥,致使身体主体地位失落,身体复归的呼唤也愈加强烈.现代竞技体育只有在游戏的“自主”“自决”的精神下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训才能展现身体竞技的真正价值,复归身体的自由本性.

关键词:游戏;体育;规训;异化;复归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6-0012-05

收稿日期:2016-05-09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4SJB186).

作者简介:朱杰(1979-),男,江苏徐州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体育教育研究.

作者单位:1.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210014

关于体育的起源,劳动说、祭祀说、军事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体育是维系人类自身生命发展的一种内在客观需要,而游戏则是这种内在需要的一种鲜明表达” [1]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学者认同.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相当多的体育项目都是从民间传统游戏发展而来的,一直以来体育都有一种属于游戏的解释,尤其在古希腊体育运动就被定义为游戏.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动物行为都必须借助身体才能得以实现,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亦不例外,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在游戏与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身体从被贬损、驾驭的对象逐渐翻转成为它们存在的基础和准绳.人们对身体认识的深入,给予身体在游戏与体育中的展演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引发现代游戏与体育的快速发展.然而,与游戏相比,体育需要付出更大的身体努力,尤其是竞技体育,身体是其最基本的社会化平台和物质载体,没有身体的直接参与竞技体育社会化是无法完成的[2].在从游戏到体育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体育社会实践载体的“身体”在被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游戏中的自由天性.

1体育:“身体”的“游戏”

游戏活动是人类社会极为古老、原始和普遍的文化活动与实践行为,它出于本能的行为,源自天性的表达,始于自然的纯真,是人类野蛮与文明的集合.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游戏活动就发展成为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游戏活动与体育运动相互交融、嬗变,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游戏与体育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以致人类都无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分辨.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对近似于体育运动的游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投身于体育运动,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狩猎,重新找回受人类基本需求约束的、真实的、动物的身子骨儿”[3].游戏源自人类的天性、原始的野性和文化的幽默;体育始于身体的本能、运动的天赋和自然的冲动,这两者的相遇发生在远古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成为一种寻找快乐的手段.游戏活动是体育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帮助体育运动归纳和整理出自身的运行体系,原本体育运动只是一些与身体能力相关联的因素,是游戏让体育运动上升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古希腊这种文化得到最为充分的证明.“体育是什么?体育是以既定的客观统一的规则进行的,以竞争为目的的游戏性行为”[4].

从游戏活动视角的解释就是:体育运动就是人类身体本能之中蕴涵的那些运动能力、行为方式、活动内容和能量发泄,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一种身体锻炼的手段,一种文化传承的途径和一种延缓种族衰退的努力.它是一种自愿的行为选择,是游戏活动消遣之余的竞争、决斗、比试的“正经”过程.体育运动就是游戏活动本身隐含的那些最为实在的、自然的文化和行为内容.阿伦·古特曼在其著作《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通过班尼斯特的运动过程阐述了游戏与体育的基本理念,并形成了一个区分游戏(play)、有组织游戏(games)、竞赛(contests)和体育(sports)的基本模型(见图1).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体育是“游戏性的”身体竞赛这一结论.从游戏到体育,增加了有组织性、竞争性、身体性的限定.组织使人变得规训,竞争关系着胜败,而身体却是执行规训与竞争的本钱,三者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人类从游戏向体育的转化.

身体是人和动物共同拥有的物质基础.没有身体,就没有人的一切,更没有人类迄今以来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所有的游戏活动和体育运动都必须借助身体才能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基本事实.从身体的视角看,游戏与体育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都是将身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为工具.奥林匹克代表着西方的竞技体育,其形成之初,追求身体的强健,完美被认为是接近希腊众神的一条客观之路.但是,游戏毕竟不同于体育.尽管我们无法给游戏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康德开始,自由作为游戏的本质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康德认为,游戏的重要特征便是感到愉悦与没有目的.因此,游戏与艺术一样,其本质是自由.即,游戏是一种思想和活动在摆脱生存羁绊下而获得的一种愉悦状态.在游戏中,游戏者通过身体的自由舒展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力,宣泄身体的能量.身体活动的形式丰富多样,同时也往往是分散、杂乱的.但是,当游戏被体育化之后,作为“体育”的游戏则提出了将身体活动加以规范化、技能化的要求.而竞技体育的竞技性、规则性对人类身体能力提出了更多的专业化要求,加之商业与政治的影响,必然产生与竞技目的相适应的身体社会化改造.

2体育中的身体

2.1身体的规训

在从游戏到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标准化”是一个关键的变革.“一村一寨各不相同的游戏被逐步标准化,制定规则,形成组织,组织大规模比赛等,游戏逐步和工业时代的一个新兴名词——体育(Physical Education/Sports/Competition等)变得不可分割”[6].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有些人的身体适合跑步,而有些人则适合摔跤或者掷铁饼.在竞技体育中,为了实现“夺标”的目标,体育活动在基本身体练习的意义之上,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体层面上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仅是一种游戏意义上的狂欢,更是一种争夺状态中对身体卓越的追求与体现,是有着明确胜负观念的身体竞争”[7].为了比赛的胜利需要发挥身体卓越性的最大潜力,使之与专业性的运动项目规则相匹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运动员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身体“练习”,更需要一种全面的身体“规训”.

“规训”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在其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发掘并最先使用的概念,用以概括近代以来一种新型的管理权力,即通过精确的计算与控制达到对人的生产与组织,这是一种技术性与肯定性的权力力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提到,“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8].反观现代所有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规训原则适应所有体育项目,在规训框架下无论是身体的集中式训练或分散式训练,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胜.身体在这种规则体系下“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福柯指出,“规训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8].对于运动员来说,这种“运作机制”的主要外在表现就是运动训练,然“规训”亦不同于运动训练.运动训练主要指为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9].也就是说,训练关注的是身体技术、身体素质、人体医学等范畴,是一种身体物理层面的练习;而“规训”是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化的“身体管理”(body administration) ,创造出新型的、顺从的、训练有素的身体.在实施身体规训的同时某种规范和标准必须被引导进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身体和灵魂统一成了一个完整的规训主体,身体的细节姿态、身体的精力和时间,都被用于发挥最大的利润和价值[8].

人的未特定化、不完善性与环境保持着非特定的开放性关系,使人通过身体获得教育(也就是体育)既成为可能,又显得必要.人类面对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不可抗拒的威胁,若不借助文化、身体教育(即体育)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然物种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作为遵循自然界竞技法则的竞技体育亦如此.纵观现代的竞技体育,处处都充满着“规训”:运动员为了赢取比赛的胜利,不仅需要反复练习技艺、强化体能、磨练心智,还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作息等生活方式;为了自身商业价值最大化,需要非常人般约束自己的言行,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可以说,正是规训促进了竞技体育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体育职业与其他行业区别开来,也正是规训成就了天才运动员精湛的技艺,提升了人类的审美,丰富了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可以说是充满了随意性和自由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随意性和自由性逐步受到社会理性思维的规范和改造,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规则体系对竞技体育的规训和改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规训与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到运动员的身体当中,成为一种内隐的行为指令,引导着运动员的各种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竞技运动中“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准备,才可以成长为成熟的、羽翼丰满的运动员.为此,运动员们不得不训练自身,不断重复整合自己,甚至惩罚自己” [10].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人类在自我找寻那些原始记忆中的生命符号.身体运动是长久的过程,是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必须学会坚持、忍耐、惩罚和克服,这是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竞技体育中的规则体系实质上就是社会体制对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其最终目的是使身体日渐适应这个社会,并最终为这个社会服务.

2.2身体的异化(危机)

竞技体育是运动员以竞技比赛为基本手段,满足人们审美享受及刺激等需要的社会实践,是现代体育的基本形式之一[11].创造优异成绩、夺取比赛优胜是竞技体育的首要目标,因此,相对其他体育形态,它对身体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现代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色彩的不断加重,加之一些国家社会体制的影响,“冠军效应”日益明显.运动员为了名利双收,不断地开发竞技体育中夺取比赛胜利的物质载体——身体——的潜能,一些无节制的开发必然导致身体健康性、平等性的破坏.

在身体选材方面,现代的教练员一般都借助科学的测试,首先选择那些具有所参与竞技项目特定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与身体素质的少年儿童;而一些天生羞怯的、身材与所参与竞技项目不符的选手即使再有兴趣也只能靠边站.在一些国家,在少体校中“业余训练”的孩子只要在某个项目中显现出一定的运动天赋,他们很可能成为长期集训名单上的一员并从此开始他们的运动生涯.年少的他们很少懂得自己享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以及健康权、教育权、发展权、受保护权、不受歧视权等各种权利.现代的选材方式实质上就是竞技体育管理者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对其参与者主体身体的控制来实现身体资源的最优化配置[12].在身体训练方面,竞技体育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成功论成为训练当中教练员激励运动员的主要手段.为了追求奖牌, 无视训练客观规律,过早地专项化训练、片面地加大训练负荷、盲目地增加训练的强度、难度,直接导致运动员训练伤病的事件层出不穷.据新华网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的,常年超负荷训练和向极限挑战,致使绝大多数运动员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12].比较有影响的“王德显事件”中的艾冬梅由于长期超负荷训练,其脚部重度畸形,医生甚至称相当于 70 多岁人的脚,这是长期超负荷、不当训练的结果[18].在兴奋剂方面,医用药品的发明一开始是为了治疗疾病、拯救病人,如利尿剂,它能排除心力衰竭者滞留的体液.但是在一些对体重有控制的项目中,运动员往往采用它降低体重以达到以“大”打“小”的目的,从而获得优异的成绩.在“邹春兰事件”中,早期 6 年的训练时间里,在“非主动”情况下每天一粒“大力补”,一共 2 000 多粒药物吃到了邹春兰的身体内.虽然这些“大力补”让邹春兰增强了肌肉力量,取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但也使其出现了扁平,喉结增大,胡须、腋毛、体毛明显,声音粗重等男性体征,并且卵巢、肾上腺皮质、垂体、甲状腺等器官患有疾病,这种药物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正在危害着邹春兰的生命[13].标准体系下身体的平等化是竞技体育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可以无限制地研究各种科技含量较高的运动器械,却不能容忍运动员服用一点点兴奋剂.因为它不仅损害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破坏了运动员身体的平等性,使得竞技体育的上空缺少了公正、公平的标志性旗帜.

一般认为,本能是人类堕落之源.因此,竞技体育中为获胜而对身体不惜一切代价的开发也被认为是人类过度的物质贪欲造成的[14-15]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利益驱使仅是竞技体育异化的表层原因,竞技体育异化的根源在于运动员的身体成为精神、社会的奴隶,退化为夺取比赛胜利的纯粹工具[12-16].随着现代体育的不断职业化发展,竞技体育运动早已与政治、经济等种种复杂的因素搅为一团而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工作”,起初纯粹的“游戏”内容逐渐丢失殆尽.因此,当竞技体育呈现出一种现实性的“工作”的情况下,也就违背了体育的本质性规定,表现出体育活动中运动者丧失主体地位,甚至被物化的体育所支配的异化现象[17].

3扬弃:竞技体育与游戏精神

竞技体育(competitive sport)是现代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让体育运动饱含,在丰富人们的体育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职业化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最高形式,它不仅使竞技体育的水平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还带来非凡的市场效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是以职业运动员的出现为标志的.在体育发展史上,最早的职业运动员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的英国.1823 年,在英国牛津举行的划船比赛中首次出现了“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的概念[18].时至今日,职业化已经成为全球体育发展的普遍现象,奥运会已俨然成了职业运动员的舞台,那些没有经过专门特殊训练的业余运动员极难问鼎竞技体育的奖牌.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对身体的“规训”是胜任“工作”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由于过度地追求运动成绩,正常的身体规训已经达不到人们的期望,问题(异化)自然就产生了.然而,问题不在于“规训”本身,而在于“如何”以及“为何”规训.这在深层次上涉及到我们对竞技体育本质的认识.

长期以来,体育理论界普遍将竞技体育或竞技运动(在我国体育界存在着关于“竞技体育”与“竞技运动”是否为同一个概念的争论,本文将二者视为同一个范畴)理解为一种“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11].这种理解方式重在说明竞技体育与一般大众体育运动之间的区别,它在清晰地传达了竞技体育的“竞技性”的同时,未能为其固有的“游戏”属性留有余地.事实上,在ICSPE(国际竞技体育协会)的“竞技宣言”中,“凡是含有游戏的属性并与他人进行竞争以及向自然障碍进行挑战的运动,都是竞技运动”.尽管各国学者对“sport”一词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但在强调“sport”的游戏基础和游戏特性方面却是一致的.从 play 到game 再到 sport,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规则下向对手或自身的极限挑战、超越自我的追求过程.比赛或竞争当然也是游戏的一般表现形式,但是,在富含“游戏”精神的体育竞赛中,运动员是自由的,他能够主宰并支配自己的身体,免于任何外在的强制和奴役,因为“在被命令之下所进行的游戏已经不能叫做游戏了”.人们在竞技中相互尊重、强健体魄、愉悦身心,尽情享受挑战人体生理、体能极限所带来的无限乐趣.然而,现代的竞技体育已不是从前的游戏体育,伴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许多竞技项目成为人类社会万千职业中的一种,但是这一职业又不同于社会的一般性职业,往往夹杂着许多商业与政治因素.由于商业与政治的过度干预,“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的箴言早已被“胜利就是一切”所取代,独立、自主、自由的游戏精神已荡然无存.为了在比赛中获胜,一切对于身体的有意或无意的损害往往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牺牲”,甚至可以为了取胜而不惜一切代价.体育的目的是人,人是体育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作为体育一部分的竞技体育自然逃离不了这一本体论命题.社会是人的社会,因而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都应是人自身.身体是人的社会存在、是人类精神的载体.因此,竞技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完善,让人类生活积极健康而富有乐趣,而“竞技”应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当“手段”超越“目的”成为唯一、至上而追求时,体育必然会远离其“游戏”的本原.这是现代竞技体育中各种身体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

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胡伊青加[19]指出: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辉煌灿烂的结晶,产生于游戏,发展于游戏,并理应作为游戏而继续完善成熟下去.也有学者认为,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和过多的政治性干扰是对竞技体育游戏精神的践踏,也是导致竞技体育偏离游戏轨道的主要症结,要想遏制运动员身体的异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应向游戏本原回归,摈弃目前虚假的价值观念和非理性的价值意识,重构竞技体育社会化的理论框架[20].我们提倡让竞技体育向游戏“回归”,但这不是在形而上学的“回到原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竞技体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之一,“回到原点”是文明倒退的表现.作为“游戏”的竞技体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活动,它不仅有着严格的规则性、组织性,有些项目对人的体能和技能都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身体素质和技能必须要通过长期的专业化训练才能具备.此外,与最初更多强调的竞技参与相比,现代的竞技体育也是一种观赏服务.运动员在赛场上只有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才能给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可见,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为了圆满完成比赛、展现高超的技艺,身体规训势在必行.如果像在日常游戏或一般体育运动中那样“自由”“任性”,竞技体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回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辩证地“扬弃”——既要保持游戏的精神,又要合乎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复归,是一种发展和进步.在这里,自主、自决的游戏精神是竞技体育的价值内核,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是竞技体育自身的内在要求.这二者合一,才能展现身体竞技的真正价值.

4结语

游戏活动是人类本能的宣泄、天性的放肆,是自由的回归.竞技体育是具有游戏精神的身体竞争,它是不能离开游戏而独立存在的,失去游戏保护的竞技体育也将丧失人类在心灵上的认可.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是竞技体育在游戏规则化发展方向上的行为标准,它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象征着人的自由权利和尊重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然而,当体育的“竞技”这一“手段”超越体育的“育人”这一“目标”时,体育就远离了“游戏”的本源,身体的异化也就产生了.为了复归竞技体育中身体的自由本性,现代的竞技体育不仅需要科学、合理的身体规训,同时需要自主、自决的游戏精神.只有二者合一,才能展现身体竞技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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