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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对精准扶贫政策传播的影响
摘 要 一项政策的制定,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更具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而扶贫政策的制定,“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多年减贫工作中所存在的艰深问题.“精准扶贫”相关政策自实施以来,在扶贫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是却存在着“争当贫困户”的不良现象,这是因为政策的内容没有得到农户的理解与认同,对“贫困户”产生认知的差异.文章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去探究此怪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 “资源”输入；“争当贫困户”；社会认知；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21-0163-03
1 “ 争当贫困户”
中国经过多年的减贫,只剩下“硬骨头”“大难题”“深水区”,现在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精准扶贫也就适应了时展的需要,也彰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思想观念与工作方式上解放生产力的一次革命,也成了贫困群体命运的转折点.但是精准扶贫政策在推进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不良现象.
经过调研走访发现,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村“两委”干部的认知里,“贫困户”成为荣誉的象征,彰显的是一种“特权”地位,而被选为贫困户就是行使“特权”的事情,最终导致农民“争当贫困户”的怪象,给扶贫工作带来困扰.其实这种认知的出现与扶贫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扶贫工作的实质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贫困群体发展不可持续的现象,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选择与激励作用,以求优化贫困人口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让贫困群体逐步迈上富裕群体的生活轨道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 “ 资源”输入
2.1 “ 资源”输入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准扶贫是国家对贫困村庄和贫困农户所输入的一种“资源”,如产业发展中的专项财政资金变成农户股金,通过、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危房改造资金；对读中、高职学生的生活补贴,特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资助费用直补到受助家庭；异地扶贫搬迁、乡村旅游发展等项目补助资金直接向扶贫对象发放……这些“资源”的大量输入无疑增强了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脱贫动力.
然而国家在加大资源输入时并没有明确规定帮扶对象的标准,而是基层政府（县、乡政府）根据上级指示依据基层情况进行实施.由于基层工作的特殊性,村“两委”干部比基层政府更能准确掌握各个村庄的实际情况,基层政府只能将精准扶贫中的贫困户识别工作交给村“两委”,因此村“两委”干部在贫困户识别的过程中被无形中赋予一定权力.
同时国家输入的这些“ 资源” 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收益时的非排他性和消费时的非竞争性,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 资源”,也就是争取享受到贫困户的待遇.
2.2 对“资源输入”的认知
认知是人们对事物的知晓过程,也是信息传播和加工的心理过程.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受双方通过对外界信息的采集、加工、编码、解码、以及接受形成一定的社会认知,而这就是传受双方主体内在心理活动的产物.社会认知的存在是个人行为产生的一个基础,因为个人行为的产生是社会认知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决断结果.人们通过接触社会、接触人群、接触媒介,会形成对社会的不同种类信息的不同认知图式,而多种认知图式进行聚合就形成个人的认知结构.
当人在面对社会信息时,能够迅速根据自身的认知结构做出相应的判断并进而产生一定的个人行为.
2.2.1 政策执行者的认知
从传播者的角度来说,基层扶贫工作者不仅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政策的传播者,但他们对于政策传播的认知是狭隘的.他们对政策的宣传缺乏为农民而采集与传播信息的意识,往往不会重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所开展的传播活动也只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是自己其他私利目的.这导致多数农民不能全面、详细获取政策信息,不能从本质上去理解政策存在的社会意义,也不会对扶贫政策制定初衷以及所要传达的理念产生深刻的理解与认同.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是一个“ 人情” 社会,“家国同构”的思想深入日常社会活动,各种人际交往交织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使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缠绕其中,而基于血缘、亲缘等因素的私交关系构成了社会活动中约定成俗的规则,便形成“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等“特权”认知惯习.所以他们出于私交、自利等会对贫困户进行选择时存在一定倾向性,而这极易激发农民心中不被公平对待的心理和不满的情绪,刺激农户产生无法预料的新行为.因此基层扶贫工作者关于“特权”认知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偏好性行为是激起农民“争当贫困户”的导火索.
2.2.2 农户的认知
社会心理学专家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内化为一种观念、意志、信念、情感,就会产生一种动机和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驱动社会主体在社会活动之前做出种种反应,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行为.这种能动性的强弱和大小,取决于社会主体的自觉程度,即对社会环境的理性认知程度.认知的结果,成为驱动社会主体的‘原动力’,启动社会行为,并进而指导社会行为”.
农民处于社会的最低阶层,他们居住的环境恶劣,物质资源缺少,生活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和追求目标的机会,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比较狭隘.同时他们受教育机会比较少,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由此所感知到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这增加了他们对外部力量的依赖性,渴望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撑.
农民所具有的情境主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在进行问题归因过程中较为注重外部因素而忽略自身内部的因素.当农民面对大量可得性“资源”诱惑时,很多农户都想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取资源为己所有,而“资源”的分配是根据上级指标进行入户调查与层层筛选.符合情况的农户会被建立一份帮扶档案,同时还有干部经常性的入户走访与上级领导的慰问.这些特殊的待遇拉近了农民与领导干部的距离,为他们创造了与领导接触并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也增加“贫困户”在农民心中的价值.
一般情况下一个村庄特别贫困的农户只占少数,而次级贫困农户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将特别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后依然会有一定的贫困户名额,但是在大量次级贫困农户中选出少量的贫困户,却非常容易引起农户的不满.因为这些次级贫困农户的贫困程度差距较小,而且是“僧多粥少”,再加上村“两委”干部的偏好性选择,就会激发了农户心中的不平衡心理,使他们产生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所以农民在对“ 贫困户” 评选情况进行综合的判断与评价后,就给“ 贫困户” 贴上“ 特权”的标签,形成“贫困户是荣誉与权力的象征”的认知.另外,“资源”具有收益时的非排他性和消费时的非竞争性,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取.当某一农户通过采取行动实现诉求时便会经过扩散形成示范效应,诱使更多农民采取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此时个体的行动由此转变为多人行动,便形成“争当贫困户”的不良现象.
3 认知差异——政策传播中的阻碍
政策是制定者的蓝图规划,政策传播是连接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桥梁,是借助各种符号而进行的有效互动,传达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与策略,形成一种精神生活的联结方式,引起受众在思想意识形态、行为上的认同与配合,促进政策的高效实施,同时也是增进双方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空间.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传播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充当着传播者角色,农民充当着接收者的角色,将精准扶贫政策进行传播就是让接收者能够深刻了解政策制定者对贫困问题的思想态度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策略,增强对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知,改变态度并对扶贫政策的实施产生支持行为.
精准扶贫政策在传播的过程中,“贫困户”是帮扶工作者与农民沟通的一种特殊象征性符号,双方对“贫困户”所具有的共通意义空间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如若双方关于“贫困户”的认知有较大的共通意义空间,就会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反之,双方对精准扶贫政策内容认知存在着差异,加深双方交流的障碍.
“争当贫困户”的出现就是传受双方对“贫困户”的认知有较小的共通意义空间,使双方在理解“贫困户”象征性意义时出现较大认知差异.
农民作为政策的接收者处于传播链条的终端,他们对政策信息的接收与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信息是否能够满足受众对政策信息接触的动机,同时也受到政策信息传播形式的影响.在基层扶贫政策的“资源”输入满足了农民对政策信息接触的动机,而政策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文件和语言.
由于基层农民知识水平的限制,以文件进行传播的效果非常有限,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进行传播,但基层政策执行者在进行语言传播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选择性偏好,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不能满足农民对政策信息的需求,降低政策信息的知晓度.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传播者,在政策传播链条中处于中间位置,连接着上级政府与农民,起着基础性作用,他们对扶贫政策的解读对农民深入了解扶贫政策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基层部分村级干部普遍存在着“特权”思想,摆出一种“大权在握”的高姿态心理,对一些政策“秘而不宣”“上情不下达”,只是单纯的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进行政策的传达,因为在基层干群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使基层干部尤其是村级组织干部出现“农民知道的政策越多,‘刁民’就越多,基层工作就越难开展”的认知,这不仅使政策信息传播出现非均等化,难以被村民普遍知晓,反而再次加深干群矛盾程度.扶贫政策在基层传播的过程中,政策的传播者从自己的认知图式出发进行政策的传达,而政策的接收者从自身的认知图式出发去解读政策信息,而双方的认知图式又存在一定差异,弱化政策信息的传播效果.
4 结论
实际上,扶贫是一个与广大农户互动的过程,要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就需要在识别中能够杜绝“弃真”和“纳伪”,能够做到“扶真贫”,也需要农民的高度参与并且能够积极配合,但这就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在不仅要提升自身职责意识与职业素养,同时还要扮演好政策传播者的角色,发挥好政策的传播效果.
因此,传播者不要只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政策信息进行编码,而要试图从受者的认知结构出发进行信息的解读,同时将传自身的认知结构通过政策内容灌输给接受者,最大程度上去缩小传受双方的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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