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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精神之格义和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世界胸怀
叶 隽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关键词：北欧精神；现代中国；侨易学
摘 要：本文探讨北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主脉源流,既勾勒出从鲁迅到李长之的译介史轨迹,又凸显中国日耳曼学界的关键作用,聚焦于冯至、刘大杰、李长之等为代表的不同学脉,梳理其北欧认知与日耳曼学的建构关系.在日耳曼文化谱系与世界胸怀参照下,进行北欧精神之格义.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110-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1.022
一、从鲁迅到李长之：北欧精神在现代中国的主脉源流
留日学人对于现代中国的西学译介,可谓是拔得头功.梁启超曾感慨：“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1 〕 （P98 ）言下之意,东洋留学生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可他似乎忽略了他的同代人譬如王国维等的巨大贡献,虽然王氏对北欧文化似乎涉猎尚不甚多；但到了鲁迅,则后来崛起,未遑多让,一点都不逊色,除了借助传统渠道,由日本学德国之外,更进一步借助德语,开辟出北欧通道.作为最初的先知先觉者,作为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奠基人物,他们的知识视域相当开阔,而且有自觉的探索意识,值得充分肯定.若论对北欧文化的认知,鲁迅可能更胜一筹,他对克尔凯郭尔、安徒生、易卜生、汉姆生、勃兰兑斯等均有论述,其视域之阔,见地之高明,都可圈可点.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鲁迅对于北欧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认知,除了德语知识资源之外,日本知识资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来源,毕竟,他留日归来,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渠道而获得了大量西学知识.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与片上伸的来往,他不但和此君有直接交往,而且翻译了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在这篇文章中,片上伸开篇即说：“虽然一句叫作北欧,但那范围是很广的,那代表底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瑙威.说起俄罗斯的代表底的作家来,先得举托尔斯泰；瑙威的代表底作者,则是伊孛生.” 〔2 〕 （P280 ）①这里的北欧概念就更为广阔了,居然将俄国也包含进来,实在是一个特大号的北欧定义.鲁迅似乎并未完全接受这一概念,他所谈了的北欧,似乎还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但鲁迅并不仅是选了这一篇文章,他还翻译了片上伸的《阶级艺术的问题》、《“否定”的文学》 〔2 〕 （P290-317 ）,都收入《壁下译丛》；甚至他还翻译了一部专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2 〕 （P359-404 ）.说起来,鲁迅与片上伸颇有渊源：
这是六年以前,片上先生赴俄国游学,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一场演讲；当时译者也曾往听,但后来可有笔记在刊物上揭载,却记不清楚了.今年三月,作者逝世,有论文一本,作为遗著刊印出来,此篇即在内,也许还是作者自记的罢,便译存于《壁下译丛》中以留一种纪念.
演讲中有时说得颇曲折晦涩,几处是不相连贯的,这是因为那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仔细一看,意义自明.其中所举的几种作品,除《我们》一篇外,现在中国也都有译本,很容易拿来参考了.今写出如下——
《傀儡家庭》,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世界丛书》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共学社丛书》之一.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3 〕 （P313 ）
这是鲁迅为日本学者片上伸（1884-1928）的《北欧文学的原理》所做的译文后的附记,不但记叙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更能将其联系到发展中的汉语知识谱系中来看待,倒是颇为有利于对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阅读和理解.实际上,鲁迅对北欧文学确实情有独钟,不仅是为片上伸翻译有关北欧文学的演讲,而且在自己编《域外小说集》时,也特别强调：“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 〔3 〕 （P170 ）这个判断可非同一般,那是对北欧文学在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一个相当肯定的态度了.更重要的是,有时借助北欧文学的资源,鲁迅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击其时的文坛波澜：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于是“打发他们去”,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鲁迅不懂唯物史观”,但“旁观”起来,好像将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3 〕 （P317 ）
在这里,鲁迅正是特别展现了他作为文坛角斗士的一面,谈笑间将成仿吾、郭沫若等人都回击了；而且也兼顾讽刺了李初梨、冯乃超、阿英等人 〔3 〕 （P318-320 ）.应该说,对其时试图以简单划一的阶级斗争论来催动文坛的左倾力量做了强有力的回应,而鲁迅援为资源的正是由不同渠道输入的外国文学资源,而由日本学者转贩的北欧文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道药剂：
作者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欧文学,负有盛名的人,而在这一类学者群中,主张也最为热烈.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一月所作,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那主旨,如结末所说,不过愿于读者解释现今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
但作者的文体,是很繁复曲折的,译时也偶有减省,如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之类,不过仍因译者文拙,又不愿太改原来语气,所以还是沈闷累坠之处居多.只希望读者于这一端能加鉴原,倘有些讨厌了,即每日只看一节也好,因为本文的内容,我相信大概不至于使读者看完之后,会觉得毫无所得的.
此外,则本文中并无改动；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的了.
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3 〕 （P321-322 ）
之所以长篇引述,乃因为其中透露出其时文学场域各种思潮流行的重要关节.而鲁迅选择的立场,则特别应当引起注意,即无论大势如何庞杂浑浊,必须自己有所持守,能借助有效的外来资源运用而走自己的路！如此才可能有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或曰新兴的希望！这其中,鲁迅特别注意外国文学资源的选择和资鉴,对其中路径的区分也有相当自觉之意识：“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Jacobsen,Bang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4 〕 （P200 ）显然,对北欧文学,鲁迅始终是高看一眼的,而且这里介绍的两位丹麦作家,也都颇为重要.前者雅克布森（Jacobsen,Jens Peter,1847-1885）是大名鼎鼎的写实主义作家,茅盾曾撰文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丹麦文学的特质是细腻是甜蜜是迷离多致；这是丹麦民族性的表见,原不能勉强渗进到别国的文学里去.但是约柯伯生的诗和小说却已不是丹麦国境所能限止,却已冲出藩篱,做成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已,简直使欧洲他国的文学感受了影响,尤受影响的是德国；德国自然主义以后的文学家如李尔克如霍夫曼柴尔的著作内都训得出约柯伯生的色彩,甚至可说都是抄了约柯伯生的大作Niels Lybe的样子.德国近代的诗人更几无一不带约柯伯生的气息；去年新死的大诗人檀曼尔（R. Dehmel）虽然不很自认和乔治李尔克、霍夫曼柴尔等新浪漫派是同一家派,但也和约柯伯生有很多相通的理想和色彩.所以从著作本身上的价值及影响而论,丹麦十九世纪末的大才人恐怕要推约柯伯生是第一人了.” 〔5 〕 （P14 ）后者班恩（Bang,Herman,1857-1912）亦然,柔石（1902-1931）曾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在罗森般公园内》（刊于《朝花》1929年第9期）.如果将这个丹麦作家的谱系延伸下去,则柔石还曾翻译过延森（Jensen,1873-1950）的作品,《安和他的牝牛》、《失去的森林》是小说,《裸麦田边》是诗歌（还有《母亲之歌及其他》是梅川所译）,先后发表于《奔流》杂志上 〔6 〕 （P89 ）②.如果我们知道柔石与鲁迅的师生情（甚至近乎父子）一样的亲近关系,则鲁迅的这种“北欧趣味”对后辈的影响则明显可见.如此关系,还可进一步推及李长之.
作为后代来者,李长之（1910-1978）作为批评家确实可谓是“横空出世”,元气淋漓.其批评文字很有自家个性,这一点表现在《鲁迅批判》 〔7 〕的撰作上,尤其如此.但这却是真正的客观批评,因为他同时也是对鲁迅有着明确继承意识者,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化承传意识,对德国学术和知识资源的自觉汲取. 〔8 〕在《鲁迅批判》的开篇,李长之就提及两位德国文化的中心人物：“康德在他固陋的库恩希勃哥（Koenigsberg）城里,脚步没出过家门,经济是不充裕的,身体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蚀着,从作学生起到作教授止所依靠的不过是藏书不满五万册的大学,在这里,哪一件是便利于产生一个大学者的？可是竟没限制了康德的产生.仿佛偏要产生康德.歌德吧,死于一八三二,活了八十三岁的高龄,在他死的前一年,他完成了《浮士德》,他之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像专负了这个使命似的,使命完了,他才去了.” 〔7 〕 （P1 ）用这样的德意志精神中心人物做鲁迅的映衬,其构思也不可谓不妙,其对鲁迅的评价也不可谓不高.不过更重要的,在我看来,则是李长之对于鲁迅“北欧情结”的潜意识承继与发扬光大,这对现代中国的外来资源引进而言并非可有可无.李长之曾交待其著《北欧文学》是应王云五（1888-1979）之约,但终究是“因为我对北欧的东西也还的确有些爱好” 〔9 〕 （P1 ）.这爱好是哪里来的呢？在我看来,应与鲁迅先生的脉络不无关联.正因如此,他才以一己之力在抗战时代撰作《北欧文学》（1943年完成于重庆大学）.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应约交差,还不如说他是借机补课,试图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北欧文学,理解北欧精神.譬如他就在自序中很深刻地指出：
我深感到在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一八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一八零九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一七七八年之提倡民歌,格利姆兄弟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二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一八四一到一八五一之步格里姆的后尘,如挪威阿逊在在一八四八年之整理文法及在一八五零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略恩洛特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九之回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愈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般生、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在北欧各国的文学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当初经国一个时候的语言的混乱（那是由于国外战士之归来,异国教士之广布,即以外邦学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没有人对古代民间文艺有着重视,民族史诗也阙如（厄达乃挪威民族的产物）.看到这里,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看到这里我们对于像赵元任黎锦熙诸先生对于语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9 〕 （P1-2 ）
真是看北欧,思中国.作者的拳拳之心,其实始终都未忘怀自己所处的家国.一个学者,其所学未必关天意,但必然是有所寄托有所追寻.对于李长之这样的人物来说,其文笔纵横,才气横溢,批评文字之潇洒汪洋,现代中国少有可匹敌者；而用力之勤、感觉之敏,亦有天分在焉,当此国难避居之际,虽应约撰著,但其背后的关怀,则赫然欲出,此正是民国时代学人的“大气”所在.这也才真正能透过简单的现象而去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所在.对于了解北欧精神而言,一定不能就北欧论北欧,将其放置在一个狭小的促迫空间里.我们要讨论日耳曼文化,必须有一个整体意识,将北欧文化、德国文化、中欧文化（奥国文化,荷兰文化,甚至是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文化）看做一个并列的文化矩阵,其中又有密切之亲缘关系.这里当然也就涉及到我们对各个具体的文化体究竟如何来理解？至少此处的北欧文化,是应当作为一个相对齐整的文化体来理解的.
这一点其实也为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所意识到,有论者就认为：“鲁迅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作品,虽无翻译,却时有介绍,论述精辟.” 〔8 〕 （P30 ）这自然是的论,但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补充的是,鲁迅是北欧文学乃至北欧精神的认知者、推介者、引导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地进行各种渠道有关北欧文学的译介、组织工作,而且引导和影响了现代中国语境内的北欧文学译介工作,这对现代中国整体性外来资源的接受和资鉴,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如谓不信,我们下面仅以中国日耳曼学界的北欧认知为例,来考察一下若隐若现的鲁迅痕迹.
二、中国日耳曼学界的北欧认知与日耳曼学的建构问题
留美学人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北欧文学,多半是经由美国大学与学术体制内的通道,正是因为这种制度性规训,使得他们多半都通德语,乃至意识到德国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性.当然,留欧学人扮演了或许更重要的角色,但考察这一过程,留学北欧者当初似还凤毛麟角,多数人仍属留学欧陆者,这其中虽然也有留学瑞士者如宋春舫,但主要还是通过德国这一日耳曼文化重镇来接触到北欧的,譬如陈寅恪、冯至等人皆是.所以德国与留德学人,尤其是德文学者,乃是考察北欧知识进入现代中国的重要环节.
首先当然应讨论德文学科的学人贡献,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冯至（1905-1993）是无法绕过的.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在学科史上的巨大存在,就是无法回避的,而且他曾担任中国的北欧文学研究会会长一职,即便是挂名,也可表明其中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而冯至对北欧的兴趣显然不仅与其居留有关,而且更深层次地牵涉到德国与北欧内在的那种精神和文化纽带关系. 〔10 〕 （P254-261 ）冯至与鲁迅的关系,自然应当提及,如果没有鲁迅那一句“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1 〕 （P243 ）的评价,冯至或许不太可能如此“暴得大名”；但事实上,冯至与鲁迅也有实际的交往,而且自己坦言曾从“如杜甫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歌德的《浮士德》等”地方“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12 〕 （P376 ）.鲁迅和留德的这批学子之交往,包括如冯至、徐梵澄等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德国尤其是德国精神和文化的关注；但不仅是德国文化,北欧文化也在他的关注之列.冯至应该说是有眼光的,所以他会在论列北欧的时候,自觉提及鲁迅的贡献,这不仅是私人交谊的推崇,而且也确实符合鲁迅在北欧精神中国传播史上的地位.冯至对北欧文学虽然没有专业的涉猎,但也有些零星的思路和想法：“北欧五个国家的文学,虽然有过鲁迅、茅盾的提倡,介绍却是很不够的.当然,易卜生的戏剧、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著作,在中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安徒生的童话陶冶了千万中国儿童的心灵,丰富了他们的幻想,但除此以外,关于北欧文学,我们知道的就很有限了.就以史特林贝而论,译成中文的也只是东鳞西爪,难以看到这个大作家作品的全貌.形成这个局面的客观原因主要是通晓北欧语言的人太少,更谈不上研究北欧文学.过去翻译的为数不多的北欧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过英语转译.近些年来,由于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学习北欧语言的人逐渐增多,其中也有人研究北欧文学,译介北欧的作品,而且是直接通过北欧国家的语言.这部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正好适逢其会,它使读者能从不同角度而又比较集中地了解北欧人怎样生活,怎样思想,文艺界有些什么流派,有些什么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10 〕 （P255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是特别值得体会的,其一是北欧文学的汉译推介虽然有成绩,有影响,但总体而言所知有限,更未达到高深的学术研究层次；其二是转译有功,但直译必不可少,当然我要强调的是,转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有其独特的侨易史价值,不可一概否定；其三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应进入更深层的北欧文明的精神世界,了解其风俗、社会、思想的独特性.作为一家之言,这种表述虽然零星但却颇有眼光；可作为一个大学者,作为一个学术领袖——如果我们考虑到冯至在德文学科其时的绝对权威地位,在外国文学界的领袖地位,那么这样一种认知又未免是不够自觉和不够高的.如谓不信,我们比较一下两位编外“德文学科”同代人的论述可以参证.
刘大杰（1904-1977）乃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虽然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文学科中人（与李长之类似）,但因其留日背景与欧洲文学专业背景,再加上与郁达夫的师生之缘,其学术史意义明显呈现多学科性.在德国文学学科里,其《德国文学概论》乃是不可忽略的学科史要著,其开篇即谓：“综观各国的文学,最伟大最有特殊个性的,要算德国与俄国的作品.在他两国的文学里面,能深深地看出他们的民族性,体验当时的时代精神……德国的文学,与俄国的作品有同样的伟大,兼有比俄国悠远的历史与富有理想的民族精神为背景,我敢说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为最优美的一部分.” 〔13 〕 （P1 ）而其本色当行则为中国文学史家,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不但初版之际即博得学界关注③,而且被誉为民国时代文学史撰作的“圆满的句号”,中国文学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的里程碑” 〔14 〕 （P540 ）④,这或许和他的基本思路有关系：“借他人的作品,来充实自己,借外国的文化来充实本国,这并不是可耻而且是必要的事,留心世界文艺思潮的人,知道英国、德国、日本、俄国……在某一个时期,都曾受外国思想文艺的影响,而将本国的思想文艺界,引出大的波澜,而又成一个新的局面,而又产生许多新的思想家,文学家了.” 〔15 〕 （P1 ）刘大杰涉猎范围甚广,此处略列举其涉猎外国文学方面著作的书名：《托尔斯泰研究》、《法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东西文学评论》,其治学范围至少包括法、俄、挪威（还有作为整体的欧洲与东方、西方文学）等多国； 〔16 〕 （P1083 ）在北欧文学研究中,他也同样“崔灏题诗在上头”,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其《易卜生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而其发端与完成,竟然都是在留日时代.这样一种学术背景其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就是借助日本通道,那代人可能获得一种相当异质的积极侨易背景,从而能对“第三者”能有更深度的认知,譬如刘大杰就认为：“欧洲戏剧,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是一个极沉闷的时代,英法德诸国,都在散文小说方面努力,因此一般文人,都不重视戏剧……若是站在最高的峰上,俯视欧美的剧坛,可以看出希腊古典剧、莎士比亚剧、易卜生剧三大变化.稍有世界文学常识的人,总知道易卜生在近百年戏剧史上的关系.” 〔17 〕 （P1 ）他与冯至、李长之都不一样,虽与鲁迅有过关联,却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的⑤；所以他对北欧文学的亲近,尤其是对易卜生的重视,主要是由日本的学术背景过来的,1926-1930年间,刘大杰留日四年,师从小铃寅二,所学专业为欧洲文学⑥.所以应该说他是科班出身,只不过其学术训练地在日本大学罢了.
所以他的这部《易卜生研究》是颇见功力的,前三章论易卜生,即分别讨论其生平、作品、思想的概观与作品的影响；后两章则荡笔扩展,论“易卜生以前的欧洲剧坛”、“般生的艺术与生涯”.前者提供一个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后者关注的乃是另一位挪威作家比昂逊（Bj?尴rnstjerne Martinius Bj?尴rns,n,1832-1910）.所以,刘大杰的文学史眼光显然是好的,他认为：“谈到思想家的易卜生,他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以个人的尊严,否认社会与国家大多数的虚伪.” 〔17 〕 （P102 ）即便在北欧文学范围,他也借来斯特林堡做衬托,在肯定斯氏的成就和影响之后,认为：“斯氏的剧,虽给后代作家许多的暗示,但他的剧本,仍不脱以前的俗气,不是纯粹的近代化.” 〔17 〕 （P121 ）所以,刘氏的中心仍在突出易卜生上：“易卜生是剧史上的革命家,他的社会问题的白话散文剧,是他脱了以前一切的束缚,自己特有的成就,给戏剧以新生命的.所以他在剧史上,他的位置,与沙士比亚没有轻重,至于他的革命的功绩,沙士比亚还比不上他.研究近代戏剧的人,这一点事宜留心.” 〔17 〕 （P108 ）所以这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以革命性标准而言,易卜生甚至是超过莎士比亚的；而想要理解这点,必须明白时代侨易之后的近代剧的独特性：“近代剧与希腊剧、沙士比亚剧,及近世的贵族剧不同的地方,有很明显的界限.近代剧不是王侯贵人剧,不是英雄豪杰剧,不是上流中流社会的绅士剧,是通俗的民众剧.为民众的利益与娱乐而写的,为民众的教化而写的.不是为艺术而写的剧本,而是为民众而写的剧本.” 〔17 〕 （P111 ）
刘大杰的另一个好处,是在注意时间迁变之外、剧型变革之外特别关注跨文化的现象,既包括北欧-欧洲的整体场域,尤看重德国—北欧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他指出：“近代剧的初期运动,以易卜生与般生的挪威为中心,到十九世纪末年,德国继兴.霍卜德曼（Hauptmann）、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都是自然派剧曲代表的作者.因此近代剧大盛.英国的独立剧场,法国的自由剧场,德国的自由舞台,都演模范的近代剧易卜生的《幽灵》（Ghosts）.” 〔17 〕 （P110 ）这里凸显的豪普特曼、苏德曼,都是德国戏剧史大家,在文学史脉络上确实有可以联系牵连之处；不仅如此,刘大杰论述欧洲戏剧史上还曾有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即“德国的黎明”与“挪威的太阳”：“称雄全欧的德国剧坛,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也是萎靡不振的状态.……在这种混乱的黑暗时代,忽然在东方闪出一颗明星.在易卜生的太阳未出山以前,这颗明星久照在地平线上了.他现在的位置,德国人叫他做‘德国的易卜生’,这人是谁,是赫贝尔.” 〔17 〕 （P122 ）⑦黑贝尔（Hebbel,Friedrich,1813-1863）要年长于易卜生,也是戏剧史上的一个天才型人物,在刘大杰看来：“他俩虽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同时又追恋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因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同时也是不忘掉人类主义的预想的.赫贝尔是描写基督教思想的冲突,而对于肉欲,是暗示灵魂的胜利的.易卜生也常常写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争斗.” 〔17 〕 （P123 ）所以,反而倒是旁逸横出的刘大杰,更多地意识到和揭示出了德国、北欧文学之间内在的更多的精神性联系.
可刘大杰谈的仍多半是易卜生,是挪威,就北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而言,则李长之更为凸显,因为他撰作了《北欧文学》一书,虽然是应命任务,但却颇有独发之见.其中对德国的凸显和对德语文献的依赖也是值得注意的,“人名的音译大半以德国音为主,这是因为德国音本与北欧接近,而我在写作时也多半参考了德文著作之故.” 〔9 〕 （P5 ）更重要的是,李长之有自家的独立立场：“我深感到产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养,有多少准备,有多少社会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爱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没有在他之前的阿斯边逊与茅氏的关于童话的收集,民族精神不会觉醒；假若没有阿逊之整理挪威语言,民族情感的表现工具也不够运用；假若没有勃兰兑斯之强调文学中必须提倡切合人生的问题,新面目的戏剧也不会诞生.这还不够,假若没有卑尔根剧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会有勉强制作的学习的机会,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没有那样强烈的个性和严峻的人格,没有在失败之后的坚毅的勇气,我们文学史上还会有易卜生这个名字么？用佛家的话,产生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大因缘,社会应该培养与爱护,作家也应该修养与自爱！” 〔9 〕 （P4 ）说得真好啊,这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人是不可能真空而存在的,一个杰出人物的诞生必然是社会网链立体空间的多重合力作用的结果,个体的努力是必须的,但离开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脱离了具体物器的意象发展层面,它必须是假途通过多种主体之人而逐步成型的一个过程,甚至难见终点.譬如这里说的易卜生作为大作家的“大事因缘”,那么作为挪威民族精神这一抽象意象的“大事因缘”则更必须纳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中来观察.所以李长之会继续感慨：“我深感到一部文学史的作用就像一个分配脚色的导言工作.脚色的大小轻重应该恰如其分.又像一个好照像师,景物的远近比例,应该恰如其真实.这样一来,文学史无所谓长短,只要大小远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 〔9 〕 （P5 ）此诚的论,文学史的优劣并不在篇幅,而是能否“近真”；但篇幅毕竟也不是没有意义,毕竟具体人物、作品、事件的描述,还是靠篇幅撑起来的.于是这自然就应该归结到文学史家或批评家的地位了,李长之写这段时应该感同身受吧：“我深感到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 〔9 〕 （P4-5 ）对这样的境界,李长之一定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更努力之了！
而李长之的这种纯粹而又洞察力敏锐的见地是与他的学养,尤其借助德国知识资源形成的学养是密不可分的,他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私淑杨丙辰学习德语,是由本土输入德国资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德语水平很不错,曾从德文译有很见学术水平和功力的著述,如《文学史与文学学术》.他曾说过：“我对于德国文化不能说是有什末研究,只是就浮薄的一点观察和感想来说,我觉得德国人有一种精确性、神秘性、彻底性、热狂性,这是他们一切学术、思想、文艺、技术的基础.……德国却又有一种神秘性,他们喜欢深沉的冥想,他们喜欢形而上的探求.在浅薄的理智主义流行的国家往往以‘玄学的’为贬词者,在德国人却以为‘缺少玄学的成分’为美中不足.大小事,他们都彻底.他们又最热狂不过,就像他们对于古典时代的人物多末崇拜,而古典时代的人物又多末向往希腊,这是任何民族比不上的.” 〔18 〕 （P205-206 ）
李长之论述北欧文学,分为五章,即“古代欧洲北方语言及冰岛文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瑞典文学”、“波罗的海四小国的文学”.这种结构是有其缺陷的,即不能显示出整体结构的严密性来,但也有其不得不然的事实,因为芬兰虽大,但确实是外来民族之源,与丹麦、挪威、瑞典三主要国家还是不同；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确实又太小.最遗憾的,是对北欧文学整体最后少了一个总括性的论述.这就让我们不得不从源头去追溯,“古代北方语的文学,主要的是史诗.只是它的形式并不像荷马的曼歌长吟,而是紧凑,短促,和诘屈聱牙的.其中的幻想力也和北国的气质相应,是深沉,音淡,而单调,但是在那无限的谐和与凝固的闲静之中,自有一种壮美,它的力量是震撼的,它的人物是庄严的.这种史诗的内容,也和一切原始的文艺一样,是神话和英雄故事.这些神话和英雄诗歌就是包括在有名的所谓《旧厄达》（Die aeltere Edda）的总集里.《旧厄达》是在一三年为布伦约尔夫·斯范德逊主教所发现,才开始重又唤起人们的记忆.” 〔9 〕 （P4-5 ）其实不仅是在英雄史诗里规训了北欧民族的基本品质,在语言中的原初规训可能更明显,“古代北方语言（die altnordische Sprache）是后来的冰岛语,丹麦语,瑞典语所从出.这是日尔曼语系中最重要的一支.” 〔9 〕 （P3 ）但即便如此,仍值得指出的是,其一北方史诗与南方史诗异质,其作为文化形式能内蕴北方民族的精神；其二北欧史诗有一个近代被再发现的历程,即北欧精神即便是在其民族自身也有一个重归文化记忆的过程；其三李长之在论述中对德语关键概念的标示表明其从德语知识获得资源,这至少表明德国人对这段历史是关注的,恐怕有其文化寻踪的自觉性在内；实际上,李长之在论述中已点明日耳曼文化系统中史诗叙述的相似性因素：“关于英雄传说的诗歌,这可以分三个集团.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魏兰传说集团（Wielandsage）,二是丹麦人的赫尔吉传说集团（Helgisage）,三是南方日尔曼人关于尼勃龙根（Niebelungen）及其相似传说的集团.” 〔9 〕 （P8 ）这就可以见出日耳曼文化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框架是确实存在的,也是有共同的文化记忆迹象可循的.这里还是论北欧,“斯堪地纳维亚民族之文艺倾向,根底上是十分带有民族性的,不过在教堂的世界观的压制剥夺之下,表面上好像蛰眠而已.不错,宫廷诗已奏出英雄主义的最后丧钟,传说文学的发展也会为教会所笼罩的历史叙述所阻止,然而在民族的心性之中,对于古老的英雄时代的缅怀,却仍无时或已；也就是在那民族的心性之中,那真正的北方精神历数世纪而仍无衰歇地潜在地活动着.因此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里都充满这种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流行,于是构成一种丰富的资料宝库……” 〔9 〕 （P18-19 ）这段论述极为重要,其实揭示了欧洲文化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欧洲实际上是被异教征服的,这种异教就是基督教,它本是源自耶路撒冷的东方宗教,却最终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型宗教,其中原因大可探究.其中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督教的唯我独尊性,即他者皆为异教,真理独属本教,所以陈寅恪就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⑧北欧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欧洲南北二元的北方日耳曼文明之根源,开掘其“元思维”模式应是我们理解北欧精神的宗旨所在.这点在德国精英那里也有矛盾的表现,譬如海涅一方面承认基督教,将德国精神的中心概括为宗教—哲学的关系：“在德国我们所喜闻乐见的宗教是基督教.因此我就得叙述：什么是基督教,它怎样变成了罗马天主教,又怎样从罗马天主教中出现新教,并从新教中出现了德国哲学.” 〔19 〕 （P12 ）另一方面却很显然意识到追索日耳曼元思维的意义：“欧洲各民族的信仰,北部要比南部更多地具有泛神论倾向,民族信仰的神秘和象征,关系到一种自然崇拜,人们崇拜着任何一种自然元素中不可思议的本质,在每一棵树木中都有神灵在呼吸,整个现象世界都充满了神灵；基督教把这种看法颠倒过来,用一个充满魔鬼的自然代替了那个充满神灵的自然.” 〔19 〕 （P21 ）而德国的民族诗歌和口头传说中则具有法国人所臆想不到的“阴暗的北方精神”（jener düster nordische Geist） 〔19 〕 （P21 ）.
三、北欧精神之格义：在日耳曼文化谱系与世界胸怀参照下
那么,我们最后必然要问的是,何谓北欧精神？这种北欧精神究竟与德国精神是何种关系？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 〔20 〕 （P412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区分了挪威-德国的资产阶级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即便在一个整体性的欧洲、日耳曼文化世界里,其具体路径仍有相当明显的区别.显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观察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现象,借助的却很多是文学世界的素材.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意义,经典作家的意义,就在于能够读常书而出新意,有不同的眼光,就可从习见材料读出崭新的阐释.
不仅如此,北欧精神还意味着原初的日耳曼精神的寻求,就是那种可能在元思维模式上产生的差异性.因为这点极关重要,因为这与日后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世界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质性的差别.或许这个问题值得追问,就是袁振英问过的：“易卜生的女性主义究竟是怎么样？这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女子不能够单独完成一种社会的使命,已结婚的女子蜷伏于因袭的礼教,甘心做诈伪的成见和男子的惟我主义底牺牲.已解放的女子又要同别人同归于尽.” 〔21 〕 （P126 ）易卜生并没有提供完全的答案的,而且女性形象也并非如此完美.按照先前的观念,在女性观上,易卜生与斯特林堡恰成对立,仿佛是易卜生是女性主义者,“易卜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要创造纯洁的和伟大的女子,在这个腐败的社会当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女子要有一种铜墙铁壁伦理和智能的堡垒,不容易受人家攻破的.” 〔21 〕 （P126 ）而斯氏是憎恶女性者,“斯特林堡,他一生所作的四十几篇戏曲,差不多是描写性欲的争斗,的不安与憎恶女性的.” 〔22 〕但相反的例证也不是没有,高尔基是认为斯特林堡讲述了关于女性的真理的 〔23 〕 （P37 ）,而“易卜生没有一篇戏剧能够供给一种女子确实胜利的影子” 〔21 〕 （P126 ）.所以,更进一步说,此处或还是借助二元三维的基本思维模式更接近事实,即始终是阴阳相生的关系,没有一种绝对的态度和立场.易卜生试图为女性张开一个更为开阔的解放和自由空间,但并非没有限止之处；斯特林堡因为种种原因表现出的憎女态度,也并非绝对的,而或许是爱之深而求之切,他对女性的剖析和准确性其实更有参考价值.仅就此问题的展开而言,我们想北欧精英的思维模式,至少不是如基督教那样的绝对二元,这是否和日耳曼民族的元思维模式有关系,则有待进一步追问.
无论如何,我们这里讨论北欧精神,既要强调其超越国族（譬如挪威、丹麦、瑞典等）的共享文化空间,同时又要在更广阔的文化区范围中辨别其殊同,诸如在日耳曼文化圈中的各自占位及其意义等.故此,如何格义北欧精神,乃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不得不回应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要问的是,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答案？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样的宏大命题？这绝非简单的译介、月旦、宏论乃至拿来那么简单,而是必须上升到更为宏阔的文化史、知识史乃至精神史与元思维的空间,或纵横捭阖、逼近中心,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来看看闻一多的思路：
人类在进化的进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里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再过几百年,在思潮思想都醒觉了,跟着是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的出现.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24 〕 （P16 ）
在这里,闻一多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世界文化”的到来时代,这里的“世界文化”显然不是泛泛而指,乃是具有互取思想公分母,成就人类大同理想的那种诉求在内的.可见,我们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也有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超然理想,这有点像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所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25 〕 （P113 ）,模仿一句,“民族文化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化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更重要的是,闻一多所提出的文化融合的过程性规律,也就是说,先有元文化的产生,诸如四大古族的出现,后有家族树一样的次生文化、再次生文化的产生.这是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四十二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万物归三,三归二,二归一,一归道” 〔26 〕 （P125 ）的过程.北欧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它在表面上还有着民族国家的形式,但其实就文化层面看是趋同的,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也不妨视为一种特殊的侨易现象.现代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胸怀,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来面对异质文化和拿来异质资源,而且也要有一种“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和识力,世界文化这盘大棋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何者为王,何者为后？何者作象,何者作车？何者为马,何者为卒？甚至该如何运子,如何布局,如何身与,如何博弈,如何引领,如何构型？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就此而言,总结前贤留下的宝贵经验,过一遍少受重视的北欧经验,乃至完成前辈未竟之业,追索北欧文学所反映的知识与思想来源,乃至日耳曼文明的元思维模式,其意义可能不仅关乎中国本身,也关乎世界未来走向的大势.闻一多说得多好啊！“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他仿佛在回应歌德的声音：“世界文化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我们听到了吗？我们出力了吗？
〔注释〕
①瑙威即挪威,伊孛生即易卜生.
②更进一步说,1928年鲁迅与柔石等人创立朝花社,其目的在介绍外国文艺,而其中中心则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
③初版之上卷问世后,即有书评出现（余冠英：《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载《人文科学学报》,1943.转引董乃斌：《刘大杰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教训》,载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48页）.
④有论者不客气地指出：“刘大杰的文学史,在今天的两岸三地,几乎也就是一部文学史的经典,然而稍加核查,就可知它基本上没有脱离胡适的笼罩.”（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6页）但我觉得此评价略过苛刻,刘大杰还是有自己的眼光的：“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绍,……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象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页）
⑤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颇多（参见《点句的难》(1928),载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3页）.
⑥有论者指出：“他（指刘大杰,笔者注）在郁达夫的鼓励和帮助下,于一九二六年初赴日留学,开始在一个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其后又到广岛.一九二七年一月,他接到郁达夫的信,要他进早稻田大学研究科,经过考试,他被录取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科的文学部,专学欧洲文学.他当时的导师是小铃寅二,是早稻田的英德文学专家,刘先生在那里学习三年,一直是由小铃指导.这一段时间,他住在牛亾区大冢仲町,距图书馆很近,读书很方便,除了一九二七年暑假回国结婚,及一九二八年一度请假回到无锡担任一段时间代课教员外,其余时间他都在埋头读书.他很注意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对新的文艺思潮有着敏锐的感受,为了维持生活,经常写点短文寄回国内发表,直至一九三零年才回国.”（陈允吉：《刘大杰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60-61页）
⑦赫贝尔即黑贝尔.
⑧1919年12月14记（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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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6〕叶隽.
知识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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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窗投稿
3、知识经济杂志社
4、知识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