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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污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验证明

摘 要: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离不开优质清洁的农产品,农业污染问题不仅威胁食品安全,而且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农业污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竞争关系,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决定其更偏好于前者;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会鼓励这种行为,加剧了农业的污染程度;有效的制度安排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边界,能有效降低农业污染水平.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农业污染的区域异质性特征.防治农业污染应统筹好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关系,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机制,设计全面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以及多样化的财政支农方式.

关键词:农业污染;政治经济学;经济利益

中图分类号:F303.4;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9511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产品,还有优质的生态产品.作为使用最广泛的生态产品,农产品的清洁程度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人身安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需要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农村经济的绿色转型是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生态宜居、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农业绿色转型首先治理农业污染.农业污染一般指面源污染,即指种植业中化肥、农药等要素的过量施用以及养殖业中乱排乱放导致土壤和水体养分过剩,从而造成地表污染[1][2].据统计,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已经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农药的过量施用提高了病虫害的抗药能力,这又促使农药产品的迭代升级,迫使农药浓度和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农村整个生态链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利用率并不高,研究显示化肥在我国的利用率只有35%,而真正达到害虫体内的农药不足1%,大量化肥和农药残留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渗漏进入土壤,甚至直接挥发飘散在空气中,造成水体、土壤和大气的面源污染,不仅危害农业生产安全,而且也损害居民身体健康.

从污染排放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上看,农田化肥施用是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来源[3].从区域比较来看,虽然不同污染物的分布有所差异,但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面源污染问题总体上比西部地区更加严重.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造成面源污染的成因分析,多数研究表明,在没有明显制度约束和政府治理的情况下,农业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成立的,即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45].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研究有农业结构变迁[6]、农民的环境质量需求[7]、农民的私人利益[8]、环境保护观念[9]等方面,同时农业面源污染还会受到非农就业比例、环境管理政策体制[1011]等影响.可见,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虽然丰富,但多为现状分析以及对形成原因的简单验证,而对于引发问题背后深层的驱动因素研究相对较为贫乏.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分析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背后的物质利益诉求,研究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探索制度和激励因素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中的制约和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挖掘导致农村面源污染的成因,力图寻求一条能真正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有效渠道.

李雪娇,邓金钱,安梦天:中国农业污染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理论分析

利益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12].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14]32.列宁也认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5],“推动着民族的生活和探索”[16].马克思认为“‘共同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17]276,然而“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的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17]273.利益冲突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利益变化引发人们行为选择调整,而建立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个体行为的集合并非一定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洪远朋在《社会利益关系演进论》中指出“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社会利益关系演进的过程”[18]192.作为规范行为主体活动的规则,制度对主体最大化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避免个体行为对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在“正确的行为选择”中行动的主观能动性,利益激励的方式包括正面激励和反面激励两种模式(王伟光,2010)[14]177.

正面激励是直接给一定的利益,引导利益主体选择有利于公共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行为;而反面激励就是设置一种惩罚机制来从相反的方向刺激主体选择与集体利益相容的行为.因此,研究和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利益诉求问题是核心,主体行为选择是基础,制度安排的规范是保障,激励机制的设计是导向.本文借鉴何爱平(2013)提出的“利益诉求—行为选择—制度安排—激励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19]来研究农业污染问题.

“利益是一切社会时代人们改造自然、进行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因和目的”(王伟光,2010)[14]187,提出“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20],认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知识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21].而人的利益诉求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利益形式之间存在内部竞争.在农业生产中,农户需要相应做出取舍和选择.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农业生产是农户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渠道,加大物质资本投入是扩大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而环境利益的本质是一种未来利益,其实现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容易被农民所忽略.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农户长期居住在耕地附近,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来保障其生存质量,而这必然要求减少污染物的投入和排放.农村长期落后的经济社会现实和相对丰富的生态资源储备决定了农户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竞争中更偏向于前者.环境利益是整个人类历史角度的整体利益(洪远朋,2011)[18]506,农村生态环境的共用性造成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分化.生态环境为全社会共用的性质意味着个人行动的收益会被其他社会成员无条件分割,导致行为人的环境行为收益不能冲抵个人成本,这种“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分裂导致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一种与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1960)[17]37,降低了农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户对经济利益的强烈诉求和生态环境的共用性成为农业生产中化工产品过量投放的原始动力.

从主体行为选择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加重了农业污染问题.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导致农民化肥施用过量的重要原因,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化肥施用之间存在要素替代关系(栾江,2017)[22].城市基于自身的平台优势和积聚效应,提供了比农村更高的要素回报率和工资水平,拉动了人口、资本向城市的转移和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进而带动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保持农业生产的土地大多没有区位优势,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劳动能力和创新能力也相对较低,优质生产要素的出逃必然会降低农村的生产质量.也正是由于农村大量生产要素的出逃,造成了农业生产中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替代,化肥、农药和薄膜的使用弱化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提高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然而这些石油制品的过量使用也给农村环境带来新的威胁.长期看,化肥、薄膜和农药等石油化工产品的过量投放会造成土壤、空气和水环境的污染,影响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短期看,在农业生产条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农作物对投入的生产资源不能完全吸收,过量投放至少能带来当季作物产量的增长.农业生产中优质劳动力的匮乏和农民对短期产量增长的偏向是农业污染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采用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卢现祥,2006)[23],认为制度的功能就是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通过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交互作用为利益主体提供了一定的约束,从而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洪远朋,2006)[18]193.制度安排对经济转型中的主体行为选择进行约束,保证争取私人利益和区域利益的行为选择在规则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15年的一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2006年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且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源给予补贴.自21世纪初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开始显现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药管理条例》等防治行动计划.制度安排对规定外的行为选择设置的惩罚机制,从反向约束经济主体积极主动选择符合要求的行为组合,为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提供保证.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农业面源污染的随机性、广泛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其监督管理的高难度,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比工业更不易观测,即使国家已经做出制度安排来规范农户的行为,对应监督管理机制的匮乏也导致其形同虚设.因此,建立健全农业污染防治制度,并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能有效抑制农业面源污染.

激励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治理和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导向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激励和晋升激励的双重影响下,会选择性忽视农业污染问题.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强有力的经济激励,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的短期高回报率备受青睐,而环境治理和农村经济成本投入大且收益周期长,不利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留成,因此被选择性忽略了.争取政治晋升几乎是每一个政治参与人的目标,作为政绩考核的风向标,经济增长是跑赢晋升锦标赛的重要因素.正是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带来了高昂的能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周黎安,2007)[24].受政绩考核的激励,地方政府更注重于地方经济增长和短期区域内经济状况的改善,农业污染问题由于治理难度大、耗费时间长、经济投入高而被选择性忽略了.从农户角度看,生产资源的直接补贴变相降低了投入成本,增强了农业生产者的投放能力.研究显示,直接补贴的支农政策带来了化肥投放量的大幅上涨(于伟咏等,2017)[25],却没有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户单一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利于农业污染的预防和治理.

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和农户的需求结构决定了农户优先选择经济利益忽略环境利益,更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促进了农业生产中的要素替代,增加了农业生产中化工产品的投入.制度安排规范能有效约束农户行为,降低农业污染水平.单一的激励机制不能刺激地方政府和农户积极主动选择环境保护行为,从而会加剧农业面源污染的强度.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会降低环境利益诉求,对农业污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假说2:制度提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环境制度能有效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制度变量对农业污染具有抑制作用.

假说3:财政支农直接的补贴激励变相降低了生产资料的导致其投放量的增加,经济增长激励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城市政策偏向,不利于降低农业污染.

三、数据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1〗

1.数据选择和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根据农业面源各种污染物的占比,本文将化肥、农药两种主要污染源的污染排放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流失是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而目前尚无科学方法能够精确计算出化肥、农药等施用过程中造成的全部污染物排放量.毋容置疑的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量与石油产品的投入量有直接关系,本文延续以往文献的普遍做法(李飞等,2014)[26],根据化肥、农药等石油化工产品单位播种面积的施用量乘以对应的排放系数计算得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其中化肥施用量利用实际地区化肥施用的折纯量计算,污染系数用1减去农作物的实际利用率得出,农作物对化肥和农药的实际利用率则直接利用以往文献的测算结果(赖斯芸等,2004;洪晓燕等,2010)[27][28].农业生产中面源污染的估算方式如下:

其中,Pollutionij表示第i个地区第j种污染物在农业生产中产生的面源污染量;PEij为农业和农业生产的产生量,即完全不考虑资源综合利用和管理因素时造成的农业生产污染总量;μi表示各每种农业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利用系数;Cij(EUij,S)表示单元i污染物j的排放系数,它是由单元和空间特征(S)来决定的,表征区域环境、降雨、水文和各种管理措施对农业和农村污染的综合影响.

(2)核心解释变量

利益诉求变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户利益诉求的外在表征和现实结果,考虑到农户的收入结构及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关系,本文采用农村人均纯收入中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农户利益诉求的代理变量.

政府行为变量: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本文采用政府在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拨款占比来表达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同时这一变量还内含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农林水事务支出比例越高,则城市偏向性越低.

制度变量:本文采用樊纲等、王小鲁等所测度的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王小鲁等,2016)[29][30],并根据1997年为基期进行调整.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实证检验中剔除西藏样本.

激励机制:经济增长速度是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地方官员升迁时考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刻画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

(3)控制变量

人均消费差距: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尤其是消费差距的绝对量能更直观的让农民感受到经济落后的现实,激发农村经济追赶和超越的积极性,因此本文用平减后城乡消费差距的绝对差值的对数作为城乡物质利益差距的替代变量.

经济开放程度: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部分农村已经成功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经济开放程度决定了其农产品的交易量.本文用进出口总额在地方经济产值中的比重表示经济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地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来表示.

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本质是代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本文采用教育指标法即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劳动力质量.具体计算公式为:劳动力质量等于(文盲和不识字人口×0+小学文化程度×6+初中文化程度×9+高中文化程度×12+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16)/6岁以上总人口.

除制度变量之外,以上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方的统计年鉴,缺失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进行补充.由于制度变量数据是从1997年开始测算的,因此本文采用1997—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计量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农业生产中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诉求的行为选择及其面临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根据前文分析的“利益诉求—行为选择—制度约束—激励设计”的理论影响机制,本文将农业面源污染的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i表示样本截面单元,t表示样本时间单元,lnpollutionit为用化肥和农药的污染排放系数和投放量估算的农业面源污染指标,incit表示用农村人均生产性收入刻画的农户物质利益诉求;marketit表示用市场化指数测度的制度因素,asit表示用财政支出比例刻画的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gcgit是用地方经济总值的发展速度刻画的地方政府面临激励机制.Xijt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的平均劳动力质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方经济的开放程度.μi表示截面单元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区域个体效应,γt表示时间非观测效应,εit为与时间、地区无关的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过程〖*1〗

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特征,为避免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问题,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Levin(2002)[31]提出的LLC法以及Maddala和Wu(1999)[32]提出的ADFFisher法和PPFisher法进行变量序列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按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检验结果表明:原始变量序列均存在单位根过程,属于非平稳序列,而差分后的变量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属于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

2.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变量序列单位根检验过程表明其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进行变量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基础.根据变量序列的数据结构,我们采用KAO检验法检验变量序列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以农业面源污染为被解释变量的变量序列的t统计量为-1.81,伴随概率为0.0352;以化肥污染为被解释变量的变量序列的t统计量为-1.90,伴随概率为0.0286;以农药污染为被解释变量的变量序列的t统计量为-1.81,伴随概率为0.0351.因此,可以判断变量序列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

3.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中的面源污染效应,依照计量模型进行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Hauan检验值可以判定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物质利益诉求、城市偏向的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激励显著增加了农业的面源污染,而制度变量则显著降低了面源污染程度,且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均未发生改变.

根据表3显示结果,农户的生产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城市政策偏向均显著增加了农业的面源污染水平.这说明,现阶段农民的经济利益需求还处于增长阶段,农户为追求物质财富增长而不顾土地承载能力盲目追加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即农户普遍的经济利益诉求并未得到满足,需求的有效升级还没有实现.其次,地方政府“重城市轻乡村”行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也得到了验证,政府支农规模显著增加了农业的面源污染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村财政支出力度不足,对农业生产资料一刀切的补贴并未达到帮助农户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价值的目的,只是变相压低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使农户有能力投入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财政支农结构和模式有待改善,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并没有达到改善生产结构、创新生产技术的目的.然而,当加入地方开放程度、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之后,这一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影响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要素流动所抵消,即开放的经济体有助于消除政府财政支农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激励在基础模型回归中也显著增加了农业的面源污染水平,说明地方政府的激励考核机制不够合理,未能促进农村经济的绿色转型,多元化的政治晋升激励是有必要的.从自变量的影响系数来看,政府行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力度远远高于农户的个体行为,因此在农业污染的治理中应更重视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及激励机制.

在农业面源污染的负向影响中我们发现,制度因素、地方劳动力质量和经济开放程度均显著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水平,这和前文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制度越完善,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要求越强,越能有效降低农村的污染水平.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制度约束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中均变大,这意味着制度约束在农村经济的绿色转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且这一作用会被经济体的其他作用所强化.最后,地方的劳动力质量也显著降低了农业的面源污染,这说明农村教育的投入能有效提升经济主体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帮助农户正确认知生产中各种生产资源价值,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有助于农业生产实现绿色转型.

4.稳健性检验

(1)主要污染物排放分别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

由于每种污染物的传播渠道不同,农业主要面源污染物排放量的直接加总有可能会造成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有必要对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分别进行研究.表4显示了对于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污染源的回归结果,前两列表示化肥污染的实证分析结果,后两列表示农药污染的实证分析结果.比较发现,两种主要污染源的实证结果与污染总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利益诉求、城市偏向以及经济增长激励均显著增加了化肥、农药的污染排放量,制度变量则显著抑制了农业污染的排放.对比各种影响因素的系数可以发现,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度变量、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规模以及经济增长激励对农药排放影响的绝对量均高于化肥排放,意味着农药的施用量变化幅度受外界影响更大.这与农药的实际利用率低于化肥是相吻合的,正是由于农药较低的利用率,自变量引起的任何农药需求的微小变化就会带来农药施用量的大幅波动,由于农药污染排放系数远远大于其利用率,因此施用量的波动也就带动了农药污染排放量的大幅波动.

(2)分区域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也不统一,因此在分析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之后,有必要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表5报告了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

对比表3和表5发现,区域回归的结果与全国基本一致,物质利益、城市偏向以及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对农业面源污染依然存在正向影响,而制度变量则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负向影响.根据Hauan检验结果,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应采用固定效应解释,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则应采取随机效应来解释.比较区域的异质性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各变量的影响系数与全国基本一致,中西部地区则略有差异,这可能是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模式有关.首先,代表农户经济利益的生产性收入在三个地区均显著增加了农业的面源污染,而且中西部地区的显著性更强,影响系数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农户对于物质利益的需求超过环境利益,且经济越落后环境利益的需求就越低.其次,制度变量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效应发生了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制度相对完善,因此制度能够有效约束经济主体的环境行为,有效抑制了农业污染;而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来说,制度安排更侧重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制度变量对农业污染的影响依然呈现出负向效应,但其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地方经济财政支农的规模对中部虽然也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但是影响效果却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农规模甚至呈现出负向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规模大、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要素的替代比例高,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的影响力过小,且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资源型产业带动,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时忽视农业所导致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分析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出发,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农业污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农业污染问题是经济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诉求过程中行为选择的结果,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程度;(2)完善的制度安排能有效抑制农业污染,然而由于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差异,制度安排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3)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造成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直接进行农资补贴政策也不利于农业污染治理和改善,且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激励会加剧这一过程.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促进农村各级经济主体认识并重视环境利益在长期发展中的作用,提高生态环境利益的价值排序.(2)健全农村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为农业清洁生产、农村环境改良和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完善农业污染防治制度的监督和管理机制,让制度真正发挥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作用.(3)实行生态优先的财政支农方式,扩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和规模.一刀切的资源补贴政策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拨付到农业的财政支持须向生态农业、低碳农业和清洁技术转移,以促进农业的绿色转型;同时逐步消除政策的城市偏向,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让农村有财力有能力实现绿色转型.(4)建立多元的政绩考核机制,将生态环境治理和农村农业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促进各级政府和地方官员积极参与农业污染的预防和治理.(5)进一步扩大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区域合作.同时,重视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污染防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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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ofAgricultural

PollutioninChina:EmpiricalEvidencefromthe

PerspectiveofPoliticalEconomics

LIXuejiao1,DENGJinqian2,ANMengtian1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2.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t:Inthenewera,theneedstosatiypeople´sgoodlifeareinseparablefromhighqualityandcleanagriculturalproducts.Theproblemofagriculturalpollutionnotonlythreatenoodsafety,butalsogoagainstthegreentranormationofagriculture.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estanalysisofpoliticaleconomics,thispapermakesatheoreticalanalysisandempiricalresearchontheproblemofagriculturalpollution.Theresultsshowthatfirstlythereisacompetitiv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interestsandenvironmentalinterestsintheshortterm.Theurgentdemandforeconomicinterestsoffarmersdecidesthattheyprefertheformer.Secondly,theirrationalincentivemechanioflocalgovernmentsencouragesthebehior,andaggratesthepollutiondegreeofagriculture.Thirdly,effectiv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constraintheboundariesofpeople´sbehiorchoices,andcaneffectivelyreducethelevelofagriculturalpollution.Inaddition,thepaperfurtheranalyzestheregionalheterogeneityofagriculturalpolluti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agriculturalpollutionshouldbeintegrated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interestsandenvironmentalbenefits,perfectthecorrespond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ndsupervisionmechani,designacomprehensivesystemofpoliticalperformanceassesentanddiversifiedfinancialagriculturalsupportmethods.

Keywords:agriculturalpollution;politicaleconomics;economicinterests

CLCnumber:F303.4;F061.3Documentcode:AArticleID:16748131(2018)04009511

(编辑:易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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