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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利:我记忆中的北大老师们

董桥先生说,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回想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分.

A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说来惭愧,具体有哪几位老师,什么作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确切了,惟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度.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文学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共给我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听他的课,确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气势格外飘逸,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便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自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最后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 “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私心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襟,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期许.二十几年了,我至今仍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必修课,从大二开始,一共上了四学期,授课老师也有四位,真算得一门不折不扣的“重头课”了.四位授课老师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每人讲授一学期.吕乃岩先生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先生讲唐宋,沈天佑先生讲元明清.据我观察,大凡治文学史者,浸淫原典史料愈久,愈易涵养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许是受研究对象影响所致,四人不但性情各异,趣味亦不同.吕乃岩朴质像古诗十九首,葛晓音人淡如菊像陶诗,周先慎雅致像宋词,沈天佑不拘小节像明清话本.联想到之前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临近毕业时曾以同乡后进的身份前往陈贻焮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府中请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饱满的面孔,淳朴而温厚.二位先生都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治学的重心当然不太一样,禀性气质亦大异其趣,借用“清新俊逸”形容袁先生,“沉郁顿挫”形容陈先生,庶几近之.王尔德有一句名言: “生活模仿艺术”,这话虽然是跟亚里士多德唱反调,确有至理.

注重日常仪表,在我见过的中文系老师当中,曹文轩先生堪称第一位.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皮鞋亮得可以鉴人,讲台上一站,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我在大一旁听过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除本系同学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蹭课”,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有一大半是女同学.确实,风雅的谈吐,俊逸的外貌,身兼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被众多女同学当偶像崇拜,一点都不足为奇.他的本职是当代文学,却在大三上学期开了一门名为“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的选修课.顾名思义,内容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艺术思维.原以为选这门课的女同学应当少之又少,实则大谬不然.记得上课是在文史楼一层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令人讶异的是,教室中,前三排全是清一色的女同学.他腹笥充盈,学识丰赡,竟然将 “感觉”“语言”“思维”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有声有色,令同学们陶醉入迷不愿下课.

在中文系,张颐武先生是以先锋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不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 “张后主”的绰号也还没有叫开.他硕士毕业不久,仍住在校外.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看见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背一个与壮硕身材甚般配的大包,风急火燎地赶往五院或一教.他的文章我在图书馆四层的期刊阅览室读过不少,感觉高深极了.后来,在大三上学期,他忽然开了一门十分新鲜的课程:“当代实验文学”.同学们都很好奇,所以选修的人不少.他学问淹博,口才出众,成天将后现代、后殖民挂在嘴上.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从拉康福柯德里达巴特讲起,讲到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北村,高兴忘形到了旁若无人之境界,如果不是下课铃响,端的欲罢而不能了.一晃二十多年了,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大学一年级,他给我们当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每星期必挎着那只硕大的黑色双肩包上男生宿舍挨个巡视一番.进门第一句话便是: “没出事吧?”同学们垂手恭立,以为要训话,谁知他并不落座,匆匆告辞,临出门前不忘叮嘱一句:“千万别出事!”没过多久,班主任突然换成了商金林先生,想必是我们旷课酗酒斗殴,他被系里问责了.

陈平原先生举止言谈颇有些民国“范儿”,想必是专研现代文学,长年濡染线装学问,熏过导师的烟斗所致.他学识渊博纯正,兼顾学术研究和随笔创作,擅写北大掌故,识见与文笔俱佳.大四上学期,他开设了一门选修课 “中国小说类型研究”,罗列了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风月传奇、公案小说等等,当然,述及最多的还是武侠小说.他讲课随性、温存、疾缓适度,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传统士大夫趣味.他最常说的口头禅是“诸位”,每隔三五句便要冒出,听来甚有人情味,常常教人联想到古代的书院.照我看,他对章太炎的开堂讲学,一定心向往之.毕业后读到他的大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每有会心处,有如置身教室之中,再度聆听他讲课,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这或许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效果.

B

甫一入校,一位高我一届的学兄以过来人的身份一本正经地教导我: “在北大,你不用上什么课,光听讲座就够了.”予生也晚,入北大时,八十年代将近尾声.不过,我以为,对中国知识界而言,那是一段如歌如诗如火如荼,永远值得缅怀的经典美好岁月.我躬逢其盛,当然是幸运的,不过这种幸运,多年后我才明白.

依我的经验,听讲座,实在是一件精神愉快、身体劳累的事情.原因无它,名师大家的讲座都需要提前占座,赶上极引诱人的,吃饭都嫌来不及,抓了两只馒头就往大阶梯教室跑.当讲座开始后,必得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庄严姿态,扯长了脖子洗耳恭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一句话.遇到一晚上几场讲座 “撞车”,只恨自己分身乏术,又不舍得割爱,在二教和文史楼之间赶场“追星”,真是苦不堪言.不过话说回来,亲炙大师毕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验,特别有忘却筋骨疲劳之效,即便站着听到最后也甘之如饴,苦自管苦,“乐亦在其中矣”.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好叫座的是钱理群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题目是“反抗绝望”.讲座在一间大阶梯教室,照例是人满为患,连窗台上都站着人.几名同学在前面替他“开道”,东冲西撞,最后总算挤上了讲台.那时,他才50出头.却已过早秃顶,矮矮胖胖,穿一件极普通的夹克,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淳朴得像一个老校工.说实在话,这第一个印象,跟他那响亮的名头相去甚远,借用一句当时的流行术语,远超出了本人的“期待视野”.然而,待到讲座开始,他的表演天赋立刻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那真是一场全身心投入、酣畅淋漓的演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冬天的,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热气腾腾的脑门,一边擦汗一边憨厚地咧着嘴微笑,脸上带些歉意.台下的同学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声静气,鸦雀无声,连他擦汗的动作也显得意味深长.至今我犹记得他在讲台上那种几近顽童似的表情.

在思潮迭涌的八十年代,李泽厚和刘再复是名震遐迩的启蒙导师,一部《美的历程》,一部《性格组合论》,在大学校园一时风靡,人人耳熟能详.连一个数学系学生的床头,也都摆放一本,以显示自己热爱美学和文学.我曾经听李泽厚先生讲过“启蒙与救亡”,听刘再复先生讲过“性格组合论”.我依稀记得李泽厚先生的讲座好像是在二教,听的人多得出奇,偌大的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同学找不到座位,便在水泥台阶上席地而坐.那天他穿了一件灰蓝色夹克,头发蓬乱,总有那么几绺桀骜不驯地垂下来,以至遮住了右眼,他不厌其烦地捋上去,但随即又掉下来,如此反复.他甫一上台即开宗明义:本人今日不是来演讲的.他随即解释说,他不喜欢高踞讲坛,感觉就像一只供人观赏的猴子.相形之下,他更乐意和同学们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出人意料的开场白引发了一阵骚动,准备商榷甚至诘难的同学一下子亢奋起来了,纷纷埋头疾书,提问的纸条很快如雪片般飞上讲台.他低声慢语,字斟句酌,如考试答题般一一作答,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讲座结束后,李泽厚走出教室,后面跟一大群余兴未了的学生,一边走路一边讨论.据说有几个学生一直追问到海淀.

我上北大时, “五四文学社”每年都举办“未名诗歌节”,是诗歌发烧友们一年一度的节日.初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谢冕先生,是在诗歌节的一场朗诵会上.这么多年了,最让我难忘的莫过于他身上浓烈的诗人气质.那天他穿一件白衬衫,挽着袖口,显得格外精神.他对文学抱有异乎寻常的信念,只要谈到诗歌,总是神采飞扬.他声音洪亮,略带闽南腔的普通话穿透力很强.他爱笑,笑声很清澈、很爽朗,单纯率真得如同一个孩子.他的演讲辞几乎都是诗的语言,却又不乏智性的闪光,总有那么几句话让人回味不已.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在一个人身上并济、交融,确乎奇妙.有一刻我甚至想,假如缺少了谢冕,北大的天空是否仍旧如此迷人和丰富.

在三角地西侧,比较靠近商场那边,有一家书店,名日“社科书店”,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的藏书有一大半购自那里.店面不大,但满目琳琅,经常给我意外的惊喜.有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去逛一两个小时,随便翻翻不花钱的书,顺带了解最新的排行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排行榜和讲座之间呈现某种“同构关系”,不知是排行榜主导了讲座,还是讲座影响了排行榜.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连续数周蝉联榜首,在学三食堂的饭桌上,每个同学都在谈论“上帝死了”,没多久周国平就被请来做了一场关于尼采的讲座.有图书做“预热”,讲座焉得不轰动.过后不久,他又来北大签名售书.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种“品牌延伸”.那时候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热点切换亦颇为迅速,各领三五天.过不了几天,我又接二连三地听过陈嘉映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杜小真讲加缪.

在北大四年间,曾有过一次令我毕生难忘的“”的经历.临毕业前那年暑假,中国文化书院和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外文化比较”暑期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以各大高校的教师居多.我堂而皇之混迹其中,昂首挺胸,略无愧色,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盘查”.授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我至今仍记得季羡林先生讲授“中印文化关系”的情景.他上课时腰板笔挺,神情格外端庄,举止格外笃定.每讲完一堂课,都亲手把黑板擦拭干净,然后就坐在一张靠门的座位,一边休息一边跟同学们聊天.他聊中西文化,聊北大掌故,聊他的留德趣事,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他说,他已经垂垂老矣,还不准备死,希望活过一百零八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诗:“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接着详细解释米即指“米寿”,茶即指“茶寿”.他说,他不想清清淡淡过养老日子,准备研究“糖史”,还打算撰写一本回忆录.他半开玩笑对同学们说,在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他不算第一,也不算最后,但坚决不加塞.一番话让同学们笑弯了腰,他在大笑声中接着讲下一堂课.好多年后回想起来,有机会聆教这么多学贯古今中外的前辈学者,实乃人生可遇不可求的造化.

摘自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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