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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助力中国企业构建海外可持续营商环境

文/ 李旸1 郭毅2

一、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运营的重要前提在于充分尊重东道国的社会文化

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得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2017 年在北京举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既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资金和项目布局,开启国际合作新阶段的重要起点.

“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响应,重要原因在于倡议所追求的目标和所秉持的原则.“ 一带一路”倡议以打造“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提倡“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既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全球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不确定增加以及反全球化思潮涌现情况下,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责任担当,也反映了中国努力探索与沿线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方式、范围、边界的自觉、自醒和自律.

沿线东道国的认可和支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得以成功践行的重要基础,而认可和支持的前提在于尊重.对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体制、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以及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选择等差异化存在的尊重,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探索合作、共谋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国家立足并长久发展的基石.

当前中国企业“ 走出去”已成必然趋势,在可预期的未来,“ 海外中国”的体量将越来越大.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海外国家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受挫.诸多案例的教训表明,在跨文化运营中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非常突出,主要原因是企业在东道国运营中与母国的营商环境存在多方面差异.

第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家关注的社会核心议题与中国可能不同.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环境保护、人权、安全生产保障等问题上的诉求存在差异.核心议题不同,直接导致关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向、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设计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资源配置结构都不甚相同.

第二,东道国营商环境中各利益相关方对于企业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也与国内存在巨大差别.例如,一些中国企业把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诉求对象.但是在很多国家,决定项目成败的利益相关方也许不是政府,而是一个酋长、一个宗教团体,甚至某个NGO 组织.

第三,中资企业和东道国营商环境中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国内环境.中资企业如果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极可能按照既往的运营经验,将在母国形成的“ 娘家习惯”带到东道国的“ 婆家”中,因而在与政府、民众、NGO等利益相关方打交道过程中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产生误解,发生冲突.

正是因为在跨文化运营中,中资企业面临着与母国差异化极大的营商环境,中资企业要立足并长远发展,必须要获得东道国的“ 社会认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特色的伟大实践,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不丹等有着浓重宗教氛围的国家——山清水秀、小国寡民,民众的幸福感较高,未尝不是在践行另一种可持续的社会生活理念.中国企业不能以本土经济上的成功,作为模式自信的依据,盲目在东道国家推行中国经验,复制中国模式；也不能以为东道国带来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由,试图让沿线国家民众改变或放弃他们所认可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相关中国企业充分尊重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并积极探索可行的方式与路径,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恪尽企业社会责任,缔结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作为共同价值目标的SDGs 及其实践困境“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宗教文化、民众关系、地缘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差异化极大.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环境共同问题的行动努力,只有在认同、互信的基础上才可能携手同行.这需要通过社会融入和深度沟通,理解这些国家及民众的价值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本质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既定的模式框架和先行经验,只有通过真诚的沟通对话,才可能在实践与试错中探索合作的基础,明晰努力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共识性的价值依托和进行沟通与对话的话语体系显得尤其重要,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诞生于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里约+20”峰会）, 并于2015 年9 月联合国峰会上正式得以宣布,是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继承与发扬.SDGs 旨在制定一套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而又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目标体系,在充分尊重各个国家政策选择和优先发展目标前提下,倡导追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三大发展支柱之间的平衡与可持续.SDGs 坚持包容性增长,倡导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转变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世界各地的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在积极地参与该议程的制定,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还制定了具体的国别行动方案,建立了示范区域等.

SDGs 是一个全球性、共识性的全球框架,其中包含的17 项目标和169 个子目标,任何一个目标所反映的社会性问题都有长期的、复杂的成因.因此,SDGs 目标落实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项目标都无法仅仅依靠单个国家、单个区域或者单个主体的努力能够完成,都需要通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利益相关方多方面力量的协同整合.

不可否认,当前越来越多“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在SDGs 目标框架下将东道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行动结合在一起.但单个企业面对东道国整体性、长远性的可持续发展宏观命题,如何解决企业激励动力、信息供给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不足,依然是当前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2017 年1 月7 日,由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首次发布了《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皮书》（简称《蓝皮书》）.

《蓝皮书》对中国企业海外履责情况进行系统梳理,根据中资企业对海外社会责任议题的重视程度,按照SDGs 所提出的17 项全球性目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结果依次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优质教育,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良好健康与福祉,廉价和清洁能源,消除贫困,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缩小差距,陆地生物,消除饥饿,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水下生物.

从《蓝皮书》所针对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 的17 大目标中,中资企业的履责目标选择的排序来看,存在两个明显的特点,即：（1）目标对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刚性约束程度递减.这意味着,即使在意识到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在东道国运营的重要性、采取相应的责任行动的中资企业而言,优先选择与企业运营直接相关,控制企业行为对于经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平衡消费者、员工、合作伙伴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关系,仍然是大多数企业的优先社会责任选择.（2）目标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效应递增.所谓正外部性,是指企业行为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不仅惠及企业自身,客观上对企业以外的其它群体和环境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而企业并不因为形成这种影响而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说针对消费者、合作伙伴等的责任行动终将对企业自身产生资源占有、竞争力强化、风险规避等方面的优势,那么诸如缩小贫富差距,陆地及水生生物保护,消除饥饿,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等目标与个体企业直接生产经营行为的相关性较小,企业以个体力量投入这类问题的解决,对企业自身的积极回报并不明显,致力于这类目标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更接近于企业的社会公益类行为,或者说以企业为主体为社会提供了公共物品,企业的行动动力和能力因而也显得相应不足.

三、绿色金融将促进企业在实现东道国可持续目标中的责任担当

改变中国企业对于东道国全局性、长远性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责任担当动机不足的问题,必须引入必要的政策干预,以改变企业的激励动机和目标预期.当前,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进的绿色金融举措,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也必将在推进企业投入环境保护等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所谓“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业务活动的指导原则,在投融资业务决策中考虑金融服务所涉及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并将上述影响作为项目收益、成本、风险变量,纳入金融部门的投融资业务决策当中,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行为模式中,不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都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没有必然的理由将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目标纳入自身的经济决策.而绿色金融具有政策性金融的特点,这种政策性干预将改变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成本- 收益预期,环境保护、生态效率本身作为重要变量纳入了企业的决策考量.正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所指出的：“2015 年12 月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出国际社会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了准备.我认为气候变化或许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但是,为了应对这一艰难挑战,各国需要改变传统工业模式,追求低碳经济增长,调动充裕私营资本,大规模推出符合成本效益的新清洁技术.如果没有绿色金融体系,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全球化退潮时期,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解决方案方面,发挥了大国的引领作用.发展绿色金融,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的绿色化进程,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三大共同体的具体行动体现.

2016 年8 月31 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再次明确指出开展国际金融领域的绿色合作等核心内容.《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提升对外投资绿色水平,鼓励和支持中国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中国参与的多边开发性机构在“ 一带一路”和其他对外投资项目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探索使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工具进行环境风险管理.在实施上,《意见》提出要广泛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继续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推动全球形成共同发展绿色金融的理念,推广与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相关的自愿准则和其他绿色金融领域的最佳经验,促进绿色金融领域的能力建设.通过“ 一带一路”战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东盟等区域合作机制和南南合作,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撬动民间绿色投资的作用,推动区域性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支持相关国家的绿色投资.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也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中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例如,中国已经将绿色金融纳入G20 议题,发起成立了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推动了绿色金融全球共识；中英合作推动中国金融企业到伦敦发行绿色债券；中美合作设立合资绿色基金；中卢合作在卢森堡生产绿色产品；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开展了绿色金融合作.

随着顶层制度设计、金融产品研发、绿色项目评估等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完善,绿色金融将对中国企业明确在“ 一带一路”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目标,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力,构建海外可持续营商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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