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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趣和智慧苏轼寓言
摘 要：苏轼的寓言创作带有北宋特有的时代印记和鲜明的个人风格.苏轼在北宋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寓言这种文学样式,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理性态度和诙谐幽默的创作方式或说明道理、或遣情抒怀.他的作品尤其是笑话式寓言小品从民生、启智等角度向上则微言谲谏,向下则开启民智,对后世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谐趣；智慧；北宋；寓言
唐宋时期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继先秦之后寓言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与唐代相比,北宋的城市发展和商业在隋唐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为繁荣和发达.商业和城市的重大发展在社会意识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巨大的变化,由此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丰富的物资和多彩的生活方式滋生出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北宋统治者内部也逐渐从一个组织严明的集团转变成为一个贪图享乐和腐化的组织.另外,北宋外部长期受到辽、西夏等外族的侵略,军事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士大夫阶层被激发起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此,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和百姓,对于如何维系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活给予高度的关注.当时,在思想意识上,浮华靡丽的文风再起,苏轼与欧阳修、苏洵等士大夫一起继承并发扬中唐“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上又一次掀起了一股古新的巨浪,北宋文风面貌为之一新,文风重回文以载道、清丽优雅.随着北宋中叶古新运动的兴起,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晁补之等士人创作出大量的寓言,北宋的寓言创作也渐达高峰.
苏轼是北宋具有传统儒家思想文人中的佼佼者,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结合自身的家庭教育和多次被贬谪的下层生活经历,在寓言的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他的作品诙谐有趣,又超然物外,不仅继承了唐代寓言针砭时弊的社会作用,还带有个人独特的与世无争的洒脱和幽默风趣,独具思想魅力.苏轼的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他在宋代寓言创作上的地位可与柳宗元在唐代寓言中的地位相媲美.
苏轼的寓言作品常见于《艾子杂说》、《东坡志林》、《杂记》和《杂著》中.其中,《艾子杂说》历来被界定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关于寓言的专著,它以齐宣王手下的一个名叫“艾子”的人物为寓言故事的主人翁,是一部由40 则寓言小品组成的故事集.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将收集到的苏轼寓言,共计180则,汇聚成册,编写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一书,书中将这些寓言分为五类：寓言散文、《艾子杂说》、寓言赋铭颂赞、寓言诗和寓言词.该书也为我们研究苏轼寓言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材料.
一、 苏轼寓言的主题类别
1.忧国忧民的政治民生类寓言
苏轼寓言作品的内容与他一生中三次重大的仕途受挫息息相关.第一次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受新党排挤,被外放,他先后担任了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和徐州知州.第二次是受“乌台诗案”的影响,被贬黄州.被启用后,又相继担任了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的知州职务.第三次是 受“元祐之祸”,此间,他先后被流放到惠州和琼州.在被贬谪外放期间,他有了更多的和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在他的寓言中饱含着对老百姓的同情和与民同乐的愉快,同时又有着对新政的不满和对统治者的规劝.
在与百姓的深入交往中,他过着体验到“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的生活.在被外放杭州期间,他革新除弊,他带领百姓疏浚西湖,修筑了历史上著名的苏堤,造福一方百姓,巧妙地发挥了王安石新法的便民之处.在《东坡志林》中有一篇寓言散文《唐村老人言》,借老人之言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因为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使得许多农民债台高筑,甚至破产,老百姓怨声载道.此外,在担任密州知州期间,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描写了他与百姓一起狩猎时的景象,表现了作为地方官他能与民同乐的特质.在《齐王筑城》一文中艾子借雪中灾民的故事来讽谏齐王,不要只看到将来的好处却不顾老百姓现实的难,以此告诫统治者既要有远大理想、目标,又要注意眼前利益,只有兼顾二者,才能做到利国福民,“民本”思想隐匿其中.苏轼将严肃沉重的政治话题巧妙安排,以谐趣的故事微言谲谏,艺术高超.
2.教化心性的启智类寓言
苏轼一生学识渊博、思想上兼容并包.他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他又曾说过“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儒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既有儒家的积极入世、仁义治国的理念,又有道家道法自然、顺势而为的思想,也有佛家众生平等、劝人行善的思想,这让他在“三教合一”的北宋时期如鱼得水.北宋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改变,苏轼在寓言中对这些问题和陋习予以揭露和批判,引导百姓向善创出一大批带有启迪百姓智慧、教化人们心性的寓言.
在经典寓言《日喻》中,他总结道：“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告诉人们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南方多没人》中提醒大家：“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可好高骛远.在《改观音经语》一文中,他告诫人民要存善念.《公孙龙辩屈》一文以公孙龙好讲大话,却别人用大话嘲弄的故事,讽刺社会中好高骛远、吹牛说大话的社会恶习.在这类寓言中,苏东坡对当时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价值取向发生偏差的人们提出了警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移情益智、教化心性、启迪智慧的作用.
3.幽默谐趣的笑话式寓言
苏轼生性洒脱,虽多次遭到贬谪,但依旧乐观旷达,自己曾在《跋文与可论草书后》中写道：“余平生好……剧谈大噱”.因此,苏轼的寓言不仅传承了先秦寓言的幽默和谐趣,更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笑话式寓言专著《艾子杂说》和一些穿插性笑话式寓言,为明清的笑话寓言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写作的方向.
《艾子杂说》的写作时间是苏轼被贬于惠州、儋州期间.苏东坡从北宋中叶的社会生活出发,将这一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人情世态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问题一一拨出,读者在笑中真实地感受到当时的生活百态.在《齐王筑城》中讽刺苛政,老百姓劳役繁重；在《诛有尾》中又揭露了株连的无理和严苛；在《愚子》一文中隐射佞臣蔡京的家丑；《秦士好古》刻画了一个不识古却又偏偏自诩风雅的文人；《百钱》又刻画出一个贪得无厌、财迷心窍的舟师形象等等.《艾子杂说》共40则,苏东坡以漫画式的方式,寥寥数笔就将这些现象一一刻画,惟妙惟肖,绘声绘色,既有“含泪的笑”又有“启智之笑”,内容丰富,令人深思.
二、影响苏轼寓言创作的因素
1.思想因素——理性精神的蓬勃发展
随着宋代集权日趋严密和儒学的复古,政治制度与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士大夫开始将 “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分开,形成一种理性的思考.理性的精神迅速在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中生根发芽,促使宋人抛开变化无常的人生表象,更深层次地把握世界和个人意识.
在理性思想的思潮影响下,苏轼表现出了特有的思考和探索.他在《宝绘堂记》中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从个人角度出发认为留意于物 ,贪得无厌,会招致祸患,强调了个人与外物的关系.这种观点在《秦士好古》中得到了印证.文中塑造了一个表面上托名好古、自诩风雅的秦士,他追寻物质上的古老,却忽视了真正的尊古是为了寻找古老事物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秦士错误的对物态度,最后落得“为物所役”的结果.在寓言诗《琴诗》中借物言理,在形式上只问不答、只驳不辩,说明世间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主客观相互谐调才能成功的道理.《小儿不畏虎》一文则揭示了无畏能战胜强敌的道理.这类寓言透露出苏轼敢于探索,擅于思考的理性精神,呈现出了一种机智而又耐人寻味的理性格调.
2.文化因素——佛教文化和佛经寓言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此间,佛教也逐渐从一种外来宗教形式,慢慢吸收了中国原生的儒、道思想,逐渐本土化.从东汉到西晋初年,大约有200多部400多卷佛经被译成汉文,其中大量的印度佛经寓言便以一种形式完整、内容独立的姿态闯入了中国寓言史的领域,成为中国寓言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眉山地处于峨嵋山佛教文化辐射的中心区域,从小耳濡目染.初仕后,他在王大年的引导下修习佛学,大量阅读佛经,接触了许多佛经寓言.佛经寓言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和意趣给中年后在政治上屡受挫折的苏轼以启发,他创作了寓言《日喻》.这是一个“生而眇者”向“有目者”了解太阳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从故事结构来说,《日喻》取材于印度佛经寓言故事《盲人摸象》；从寓意上来看,二文寓意类似,都指出了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的现象；从情节上来看,《日喻》在情节构建上略胜一筹：《盲人摸象》中的数位盲人仅凭借触觉来了解大象,而《日喻》则通过听觉、触觉两种不正确的方式来认知太阳,情节更饱满,层次感更强.
3.前代寓言的示范效应
唐代寓言继承了先秦寓言中讽谏时事的功能,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现实意义.以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为首的一大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政治批判性和阐发治国之道的政治寓言,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三戒》,韩愈的《毛颖传》,刘禹锡的《叹牛》、《鉴药》陆龟蒙的《野庙碑》等.这类寓言对后世的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在其所作寓言《二鱼说》的序言中自叙：“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盖而弥彰者.递吴,得二事干海滨之人,亦似之.作《二鱼说》,非意乎续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当时,苏轼正处于党争失利、被贬异乡的情形之下,总结出既要避免冒进,又要避免 “自蔽以求全”的处世之道,讽谏意味浓重,反应了当时社会人事、政局的种种弊端.另外,他在《修身历》中也谈到了“势”、“利”、“智”之为祸,阐述了学会自我保护的看法.苏轼的这些寓言反映出在宋代特殊的时局和社会环境中士大夫特有的消极保守的心态.由此看来,《二鱼说》虽然在思想和形式上与《三戒》有相似之处,但与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寓言相比,其战斗性尚有不足.
三、苏轼寓言的艺术成就
1.浪漫主义色彩
苏轼读《庄子》时曾慨叹：“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我心矣”,庄子寓言中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为苏轼的寓言创作开启了一道灵感之门.苏轼在寓言《海屋添筹》中讲述了一个三老人论年龄的故事.三位老人借用了神话人物盘古、沧海桑田的变换和蟠桃核高度等意象极尽夸张之能事来吹嘘自己年龄,想象力天马行空,不拘一格.
2.“双层结构”法的运用
苏轼在寓言写作上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双层结构"法,使寓言作品呈现出形散神聚、画龙点睛的效果,更鲜明地突出了寓言的义理.在《齐王筑城》一文中从齐宣王想要修大城来防御敌国的大故事讲起,通过大臣艾子讲述的一个普通的受灾百姓的故事,来劝谏齐王不要只顾将来的利益,而不顾眼前百姓的疾苦.小故事虽是平凡的、偶然出现的,但是它却点出了大故事的本质,成为大故事的精要所在.
3.寓言形象独立、完整
（1）设立了独立式的人物形式——“艾子”.苏东坡寓言中刻画了有一批形象鲜明、独具特色的人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艾子”.这种创作手法为后世的寓言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陆灼受此启发以艾子为主人公写出了《艾子后语》.
（2）人物形象完整.苏轼在寓言《营丘士折难》中塑造了一个“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难而不中理”不知变通,喜欢钻牛角尖的“营丘士”.寓言中的营丘士故意找艾子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车上和骆驼脖子里所挂铃铛的用途.营丘士的步步追诘突显了他思维的固化,最后自取其辱,描画一个刻板的读书人既可厌也可笑的形象.
4.善用对话表现人物个性
《螺蚌相语》通篇采用对话的形式,通过螺与蚌之间的对话,赞扬直言者无愧于心,讽刺虚有其表的人.螺“形如鸾之秀,如云之孤”,其实内多委曲；蚌腹内藏有珠玑,却需 “启予口”才能“见予心”.文章先扬后抑,情节上巧设逆转,嘲讽之意从蚌之口徐徐说出,使斥责和讽刺更为有力.另有一文《措大吃饭》也是全文对话.故事讲述了两个“措大”互相谈论人生理想.一个说：“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得睡耶！”讨论人生志向应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这两位“措大”口中,所谓“志”不过是“饱吃饭了便睡”和“吃完再吃”.寓言通过这两位穷酸秀才的对话,勾画出了穷酸腐儒们胸无大志的可笑形象.
5.智慧的苦笑
（1）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苏轼将儒、佛、道思想融为一体,在仕途的起落中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旷达诙谐的人生态度.在困境中他嬉笑怒骂,自得其乐,不觉苦.《傍人门户》一文表面上说不要“争闲气,”实际却讽刺了不学无术之徒在官场上争名夺利的丑态.苏轼才华高绝,却仕途坎坷,只能效仿文中的“门神”,在官场上不“争闲气”.面对排挤、贬谪和流放,他一笑泯然,这超脱在历代士大夫中极为罕见.
（2）自我解嘲.宋哲宗绍圣年间,党争再起,重新掌权的变法派大肆排挤元佑党人,在排除异己的过程中苏轼又遭到流放.《诛有尾》一文短短76个字,穿越时空,描绘出当时巨大的政治恐怖.文中 借“龙王有旨：‘应水族有尾者斩’”,巧妙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抨击了当时的文字狱.文中的小虾蟆担心自己因蝌蚪时有尾巴而要被杀的忧虑,正影射了李定等人在苏轼诗文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这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对文字狱发自内心的恐惧的真实写照和自我解嘲.
6.以本人作为人物形象写入情节
在《子瞻患赤眼》和《别石塔》等寓言作品中苏轼将自己作为文中的主人公进行说理.《别石塔》：“石塔有缝,可容蝼蚁”,苏轼将自己对佛教的“普渡众生”和儒家的“兼济天下”两种思想殊途同归的见解隐含其中.
苏轼的寓言题材丰富,内容谐趣深刻、充满智慧,艺术高超.苏轼寓言是寓言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对他创作的笑话式寓言对后代寓言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关注的对象从统治者到平民,题材从政治时局到民生百态均有涉及,以幽默调侃、委婉讽喻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独具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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