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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之书
全部7 套《四库全书》在这藏书七阁中安放完毕还不到80年,就已经毁了4 套,还剩下3 套,吉凶难卜.由此我们感受到了纸质文明的脆弱、易毁.无论多么宏伟的纸上建筑,都经不起践踏和摧毁.乾隆以10 亿字的篇幅创造了中国书籍史的一个极端,优雅地书写着自己的文化野心.清代皇家的藏书七阁,实际上就是纸的大本营,或者说,纸的大型仓库.这是纸页对时间的一次,但无论纸的势力多么庞大,都会在时间中不堪一击.规模的宏大并不能抵御火焰的野蛮和嚣张,即使那些藏书阁在物质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范.
自西汉发明纸张以后,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是由纸来承载的,包括文学、绘画、宗教,甚至民俗,不像西方,用纸历史只有最近的几百年,在更长的时期内,他们寄情于石头、羊皮、金属.在巴黎卢浮宫,面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我对欧洲艺术家的创造力深感叹服,他们为冰冷的石头注入了灵魂,使坚硬的石头有了弹性、节律、表情甚至情感.
艺术家的才华,在石头的声援下永垂不朽.与此同时,又对中华纸质文明的易碎性深感惋惜.在北京故宫,我看到过东晋顾恺之的绘画（《洛神赋图》）,看到过唐代李白仅存的书法真迹（《上阳台贴》）,我一方面庆幸它们穿越千年时光,另一方面又感叹更多的艺术品被岁月无情地毁灭了——如果中华文明不是更多地依赖纸页,就一定会有更多的艺术品保留下来,我们可能会拥有成百上千个卢浮宫,才能容纳下它的全部.正因为我们的文化过于依赖纸页,所以它与时间的搏斗变得更加艰难.它是那么惧怕雨水、火焰、白蚁,更不用说战争了——那些精美绝伦的纸页,或许可以战胜自然界的蚕食,却很难战胜人为的灾难.乾隆皇帝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7 座藏书阁中,除了文宗阁,另外6 座藏书楼名字的部首里都带三点水,是出于水可救木的心理暗示.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名字,又犹如谶语,预示了它们的悲剧——文宗、文汇、文澜、文源四座藏书阁,全部毁于火烧.文宗阁的名字里没有“水”,有人曾就此问过乾隆,乾隆回答说：“镇江金山在江中,不淹就算万幸,何忧无水？”仿佛天意,最先遭到噩运的,正是名字没有“水”的文宗阁.
既然纸质文明如此脆弱,中国人为什么还对它如此迷恋？天者,夜昼；地者,枯荣；人者,灭生.这是农业社会赋予中国人的朴素世界观.中国人从不怀疑,万事万物,无论是一张纸、一个人,还是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寿限,但他们同样相信,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生而死,死而生地循环往复,所有死去的事物,并不是真死,而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而已.纸页可以消失,但文化不能.物质载体的消失,并不会导致文化的灭亡,它可以转移场地,可以进入话语、进入戏曲,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载体,重新搭建起他们的记忆之宫.中国人发现了文化超越时间、超越自然的力量,因此不再惧怕那实体的消失,中国人的木构房屋拆了建、建了拆；纸质书册抄了烧、烧了抄,文明的长河却从未断流,所有消失的实体,不过是向未来传递信息的一个跳板而已.
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寻求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案——毕竟物质世界里的天长地久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自从纸张发明以来,中国人就放弃了对于石器和青铜的迷恋,一方面追求着文化的永恒,另一方面却选择了速朽的纸页,将我们的文化置于速朽与永恒的双向拉扯中.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纸张易于书写、携带和传播,更因为纸张的易碎性从反面确认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的珍贵性,从而让人们的目光超越那些具体的载体,投向文化本身的意义,去铸造一套强韧的自我循环程序,这套程序本身,远比一页纸、一栋房、一座宫殿更重要,犹如一只蜥蜴,肢体残缺之后,还能顽强地生长出来.2500 年前,孔子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想要毁灭这些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上天若是不想毁灭这些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的文化只是暂时存放在纸页上,犹如灵魂只是临时寄居于肉身,肉身可以泯灭,但灵魂永在.中国的文化是计整不计零的,在这个整体中,“每个断裂的片断都被接驳起来,形成完整的时间长链.”
火焰与纸页的形而上关系就这样确立了——死亡的意志越是强大,再生的冲动也就越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在那些纸页的背后,挺立着文人的身姿.所有的书册,只有依托于一代代的文人才能活起来.有他们在,那些死去的文字就能在新的纸页上复活.这样,面对书册,我们就不再感到忧伤,因为那些藏书阁里,存在的并不只是“千箱万帙”的书册,而是知识,是思想,是千年不易的信仰；书册中的一笔一画,横横竖竖,都是文人们的骨骼.文人的骨头,比时间更硬.文宗、文汇二阁消失两年多后,清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自杀身亡.一生苦读诗书、力求“内圣外王”的曾国藩,派自己的朋友、目录学家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四处查访从文宗阁和文汇阁里散落的书册,莫友芝一无所获,最终伤感地离开.他在给曾国藩的信里无奈地写下8个字：“听付贼炬,惟有浩叹.”但江浙三阁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在逛旧书店时,发现用于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色,于是在书店里大肆翻找,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
他们知道了,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来,于是雇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8689 册,占全部文澜阁藏本的1/4.
对于失踪的3/4 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有多么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一项伟大的抄书工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100 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 万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7 年的努力,终于使文澜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光绪八年（1882 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这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艾利之书》.影片中,繁华的美利坚已成一片焦土,水源断绝,大气层被破坏,更触目惊心的,却是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随着灾难场面浩荡展开,我们才知道,这一幕发生在未来,是一部未来之书.如同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其他角色一样,本片主人公艾利依旧是一副孤胆英雄的形象.在一种隐秘的召唤下,盲人艾利孤身穿越废墟般的大陆,向遥远的西海岸走去,连他也不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的身上带着人类的最后一本书——《圣经》,这本据说“可以帮助人类重建家园”的“启示录”,也成为暴徒们争抢的对象,因为人们相信,谁拥有它,谁就可以拥有统治世界的“思想武器”.终于,这部最后的书,在与暴徒的争斗中毁灭了.
影片的结尾出其不意——当艾利最终抵达了西海岸,在加州旧金山湾内的一座名叫Alcatraz的小岛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洞窿,发现那里居然是一座浩瀚的地下图书馆,备份了人类的所有典籍,只有存放《圣经》的位置还空缺着.而那部业已消失的《圣经》,早已被艾利背诵下来.面对图书馆的老馆长,艾利重述了那部书,地下图书馆的印刷机转动起来,那部“创世之书”,就这样像受难的基督一样复活了,装帧精美的《圣经》,重新回到了书架上……
这是一部末日题材的影片,对人类末日的关怀,在美国电影中不胜枚举,而《艾利之书》的不同则在于,它的关注点由物质世界的消亡（比如火星撞地球一类）,转向精神世界的毁灭.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悲剧意味更浓.于是,在《艾利之书》中,一本书（尤其是纸质之书）,成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升级版的诺亚方舟.该片编剧之一加里·威塔说：“这是一则关于未来的寓言,它企图用比较简单的方式为大家讲述末日之后的人类文明何去何从.”
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测中,包含了他们对文明湮灭的恐惧和自我拯救的渴望.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情节早已在历史中反复发生过.《四库全书》的流传史,几乎囊括了《艾利之书》的所有内容.
（摘自海豚出版社《文渊阁：文人的骨头》 作者：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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