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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教授:是真名士自风流

  1938年4月28日,一个来自长沙的学生旅行团即将步行抵达昆明.那里便是他们两个多月长途旅行的终点了.

  在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旅行团得到通知:他们之前所属的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风尘仆仆的学生们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佩上军章,阔步向昆明前进.

  193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欧洲,法国举办了,意大利卫冕,二战还未开始;在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陆续沦陷于日军铁蹄,下令掘开了花园口大坝,黄河泛滥……

  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了艰难而卓越的8年光阴,其首要目的是奋力图存,这一诉求与当时中国的命运亦息息相关,更为珍贵的,则是西南联大当时的学术自由氛围与兼容并包的通才教育,以及它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出的一批优秀人才.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当时那批堪称传奇的联大教授们密不可分.

  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

  七七事变的声虽然来得突然,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塔里的知识精英们就已经意识到,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课桌的日子,或许并不遥远.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前,考虑到华北未来的局势,保卫清华、北大和南开这三所高校的机制就已经开始运转:清华于1935年着手准备,当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清华工学院也开始把相关设备打包运往南方.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当时特有的现象.随着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各地,一所又一所大学迁往内地.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往内陆,其中也包括1938年来到成都华西坝的“五大学”.

  1937年春,当清华开始认真寻求避难所时,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著名教育改革家)承诺:如果有大学迁到湖南,他一定全力支持.

  这样,长沙被选为设置临时大学的应急之地.

  当卢沟桥的声响起之后,一切计划都不得不陆续化为行动: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颁发命令,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和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

  然而,人们都没有想到,日军攻城掠地的速度如此惊人.

  1937年11月,南京陷落,运到长沙的伤员越来越多,日军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战火烧到了塔里的课桌边,许多学生几乎无心学习,甚至提出调整战时的课程设置.

  校长蒋梦麟赴武汉请求:把学校进一步南迁,迁往昆明.

  1938年1月19日,临时大学正式宣布南迁.虽有600多学生退学或参加抗战,依然有超过五分之三的学生准备去云南继续学业.一部分学生(主要是女生)坐船从海路绕行,另一部分学生则勇敢地用自己的双脚,一路从长沙走到云南,行程16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之远征.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终于开学了.这所三校联合的大学,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和二十六个系,成为战时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当时西南联大的正、副教授,大约有170多名.

  中文系:刘文典

  烛光中讲红楼,皓月里说《月赋》

  若要说到在西南联大任教过的人文学者中,学问成就最高、最受同行们敬仰的一位,当然非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莫属.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如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等,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当时都常常和学生们一起,认真地去旁听陈寅恪讲课.

  只是可惜,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并不长,1938年来到昆明后,第二年,牛津大学即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据说他接受聘请,很大程度上是想去英国治疗自己多年的眼疾.

  将陈寅恪与刘文典放在一处说,源于狷狂书生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极度推崇,以及刘文典那句流传甚广的“比较”——当他听说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是我的学生,连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这种偏见,大概与刘文典自己一意钻研古典文学,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关.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道:“我没听说过他.”

  更出名的一个“段子”,则是某次大家跑空袭警报的时候,刘文典想到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不便,便匆匆率领几名学生赶赴陈的寓所,让学生先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连连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据说当时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最出名的学术成就是关于《庄子》的研究,以及为《淮南子》作注,但他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课,还是他讲的《红楼梦》.

  有一次,原定他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讲《红楼梦》,后因听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将授课地点改成教室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

  渐渐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从容饮尽一盏茶后,他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月光下,刘文典吸着烟斗,给学生们讲林黛玉和薛宝钗,他认为,这两位女子的生活,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听众们听得几乎呆住,完全沉浸于此人此情此景之中.

  刘文典上课时,若是讲到得意处,几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但有一次,只上了半小时的课他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

  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一位学生回忆说,“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刘文典)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历史学系:雷海宗

  每个细节,都是他脑中大厦的砖瓦

  若说联大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授,雷海宗一定名列前茅.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闻强记,精通多门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欧洲史博士学位,用英语教材讲授中世纪史,经常用英语板书.他记忆力惊人,上课堂从不带片纸只字,对历史名人、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等等,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

  对雷海宗而言,每个史实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一砖一瓦俱有其归属与作用.特别是当他讲到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简直让学生如身临其境一般.雷海宗授课精湛的名声迅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在他讲课时,许多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士常常闻风而来,能容纳约2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就连窗外也站满了人,场面极为壮观.

  但雷海宗讲台上最悲壮动人的一幕,其实发生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之后.

  1962年初,雷海宗抱病重上讲台,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其中后者还是一门新课.

  这时,他患慢性肾炎已经三年,严重贫血,全身浮肿,行走困难.可他仍然用颤抖的手,亲笔拟就“外国史学史讲义提纲”,让助教用三轮车带他到教室上课.

  当时曾在台下听讲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那一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

  课后的雷海宗,重回疲劳与虚弱,在助手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

  化学系:曾昭抡

  破衣烂衫,徒步穿越大凉山

  虽然不及西南联大的人文学者们那样出名,但其实理科学院的几位教授也颇值得纪念.其中,来自北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也是极受学生们爱戴的一位人物.

  曾昭抡留给联大师生们最鲜明的印象之一,就是他的不修边幅.他常穿一件带污点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外面有时套件似乎总是少颗纽扣的白衬衫.他的一名学生曾回忆:从自己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关于他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

  曾昭抡的步法也很独特:总是拖着脚走路,发现时间不够时,便会突然小跑起来,他一旦这样做,就意味着上课要迟到了.虽然在生活和行为举止上,他仿佛总是心不在焉,但在学术和工作上,曾昭抡从没有半点马虎.

  结合当时的时事,曾昭抡率先开设国防化学课,他的教学大纲几乎全是关于应用化学的.讲解毒气的时候,他会直接把毒气分类,给学生们指出对付各种毒气的面罩.早在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他也是随身携带防毒面具,并且走路从不抄近路.

  对待学生,曾昭抡淳朴谦和,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跑警报到了野外,要烧火煮饭的时候,他会和学生们一起捡柴火.他也是联大教授中为数不多的、在昆明时期到过成都的一位:1941年,曾昭抡带领地质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学生各一名,历时七十天,徒步穿越大凉山地区,一路参观矿厂、化工厂、酿酒厂、兵工厂等,最后到达成都,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

  年会上,他仍是一身沾满泥点的破长衫,戴着呢帽,穿着草鞋踏上讲台.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4期)

教授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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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授论文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