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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化昔日推手的迷思
从原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到现在变成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美国的国际角色在过去20多年里发生了彻底逆转.而这种戏剧性变化意味着,美国人过去满怀热情地塑造了一个自己现在并不喜欢也无法适应的世界.
从“半个全球化”到“全球一体化”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终结,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平台彻底解体.原本由经互会领衔的经济体系不复存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平行市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原本只在西方国家存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下子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圭臬,“半个全球化”随之变成“全球一体化”.
美国随之领导了这一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让美、加、墨自贸区在此后近20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圈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与美国同步,欧盟不断扩大,并且发行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和美元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货币单位.再加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努力使得全球贸易量剧增,参与其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均加速上行.
美国还致力于改善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在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三大经济组织成为三大国际支柱.美国还推动了世界贸易谈判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达成,后者让WTO框架内的知识产权交易有了法律规范.那时的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
并不意外的是,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自己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从1992年到2000年,克林顿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的高速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接近10%,但当年美国的GDP增长基数是中国的数倍.所以在1990年代,美国的年经济增长量相当于中国的4倍以上.今天,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全球化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而恰恰忘记了全球化乃至整个战后经济体系正是美国一手打造的,并曾获益匪浅.
连接了世界却分裂了自己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互联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强化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这除了带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的繁荣外,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分化与对立,这恰恰与全球一体化的初衷相悖.
经济的全球扩张首先造成国家间的经济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但拉得更大,主要经济体之间也时常出现经济矛盾和冲突.特朗普刚刚上任,其任命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就表示,那些以低于成本价倾销产品或未能提供公平贸易环境的国家需要“受到严厉惩罚”.美国政府随之发布公告,对来自中国的钢材制品征收反倾销税.类似的将美国经济下行归罪于别国的戏码,近年来上演得愈发频繁.
全球化也带来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分化,即某些经济部门得到发展,另一些经济部门却由此衰落.在2017年2月的国会演讲中,特朗普指责过往美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自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我们失去了超过1/4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所谓“锈带”的说法也早在2000年前后开始流行.
这些负面的政治、经济效应持续影响到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利益.经济全球化的成功固然增强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但获益最大者却并非美国政府或普通民众,而是各大跨国公司.特朗普在国会的首次演讲中就提及国内经济问题：超过4300万美国人目前生活在贫困中；处在主要工作年龄的美国人中,每5个人就有1个目前没有工作.他指责道,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不公平的贸易.
美国经济的全球扩张还带来了中产阶级衰落的结果.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让中产阶级不断落入下层.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的失望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成为对这种全球化模式反抗的主要内容.特朗普之所以能同时受到草根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正因为他把自己打扮为全球化的“敌人”.
更严重的是,全球化甚至带来了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西方媒体指出,金融、石油等需要并支持全球化的“跨国”财团继续要求自由贸易,主张世界“化”,并最终走向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以军工等制造业实体经济集团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民族”财团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强化国家和民族概念,甚至不惜实施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显然,不同财团因利益分野而导致对抗和对立的局面,“本身出现危机”.可见,美国总体上在全球化中是受益巨大的,只是这些利益在国内分配不均罢了.
为实现全球经济、政治事务的统合发展,从20世纪40年始,美国就寻求通过国际制度构建起国际贸易及投资的规范性原则并予以执行,而这些制度又使它的观念和规则通过全球化而得到广泛认可,即软权力的扩张.在这些领域,美国当然会成为领先者和领导者.这一切本来行之有效.但遗憾的是,美国首先破坏了这些制度.说白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并非自然结果,而是因为作为全球化领导者的美国破坏了自己制定的规则,从而导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无法跟上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美国之所以满怀热情地塑造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世界,根源并不在于战略眼光或运气,而在于有条件主导政策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与国内政治体系不同,国际社会缺乏一整套将精英利益纳入公共利益的制度与安排,而只能依赖国际组织和私人公司,后者趁机突破国家界限,使全球化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全球化”.美国在政治层面并未加强全球治理,反而趁机继续扩张,则加剧了这一结果.
逆向全球化代价巨大
2017年的美国开始重建边界,这样做是有根据的.历史上,一度强盛的帝国总会因扩张而衰落.罗马帝国、唐帝国向外征服的结果都是使得原来帝国体系之外的人群成为帝国的一部分,从而在内部塑造了无法排斥的敌人.结果,罗马亡于本来为罗马守卫边界的蛮族,唐帝国则亡于被归化的胡人所控制的藩镇.这些帝国成功扩张,结果却是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帝国本身,还使自己反过来成为对方的俘虏.
如今,美国重建的不但是有形的高墙,将墨西哥移民隔离在外；而且是无形的高墙,将穆斯林排斥在外.各项反移民的法案和行政令虽然因为司法体系的反弹而暂未成功,但可以想象,日后越来越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移民歧视将成为常态.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也开始从其它国家撤出,更多公司被要求将岗位留在美国.
那么,由扩张所引发的危机可以由收缩来解决吗？由英国“脱欧”开启的逆向全球化可以解决经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吗？答案是：否.实际上,罗马帝国和唐帝国在历史上虽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但停止扩张却意味着帝国死亡的开始.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开始在全球化进程中撤出,走逆向全球化的道路,但所实施的种种举措显然不足以抹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美国退出全球化很可能要比继续留在全球化体系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经济层面,贸易保护主义无非两种结果：如果世界上其它国家能够在美国之外成功地重新整合全球化,那么美国就会被边缘化；如果这种整合不成功,那么美国就会遭到其它国家以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报复.
在政治层面,全球治理问题如气候变化等,促进了国家间的复合相互依赖,并导致不同的政治进程,这就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协同治理.特朗普以美国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外交促使其拒绝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这当然会削弱国际社会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引发国家间的竞次效应（与“竞优”相反,指在竞争中比谁更次、更糟——编者注）,反对移民和文化保护无疑会加剧这一进程.
在外交层面,特朗普式的外交不止一次使美国陷于窘境.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总理的外交冲突,被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为不承担国际责任；要求韩国为“萨德”系统付款；在卡塔尔断交风波上首鼠两端……凡此种种反复而自利的外交举措,长远看都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必然将失去全世界的信任.
全球化的昔日领导者美国竟因全球化而受损,说明美国在推动全球化之初并未全面料到其可能出现的种种结果.这一轮匆匆忙忙的全球收缩,仍是对危机到来的本能式应对,而非深思熟虑的战略安排.保护主义也许会暂时缓解扩张无力的困境,但终究难以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即国内制度与全球化之间的不兼容现象——既无力制止少数精英获益,也无力阻止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美国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改革,结构上的分裂将依然故我,单纯的策略逆转必然收效甚微.美国开启和领导了全球化进程,如今才发现,退出这一进程远比开启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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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