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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共同舰队事件始末
1958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段时间对“苏联同志”印象转好.在一项批示中称：“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也明确表达过高度肯定中苏关系的看法.但是,的这种喜悦没有持续多久.
大发脾气
6月7日,读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两天前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3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4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投资1亿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3000万,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这件事当即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
自新中国成立后,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儿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在彭的报告上明确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不过,他这时似乎还没有把这件事同赫鲁晓夫及苏共联系起来,只把它看成是苏联军方的一种意见,因而特别强调,“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也许还不会大发脾气.但紧接着发生的“共同舰队”问题,使在主权问题上变得极度敏感的,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过去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
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当时苏联军方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头的苏联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得到周恩来的这封信之后,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转让技术,又能够满足中苏两国军方愿望的合作建议来.他当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转告他的搞“共同舰队”的提议.
根据已经公布的记录,听到尤金的介绍,当时就皱起了眉头,他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走时已是7月22日凌晨,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与会者怎么都弄不明白,赫鲁晓夫不是不知道中方对当年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那几个合营公司是多么反感,后来斯大林又要搞橡胶园、建菠萝罐头厂等,统统都被顶回去了.赫鲁晓夫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也是他自己表示那些合营公司不平等,主动废除掉的.为什么今天又提这样的要求呢？
接到尤金的报告一周之后,即7月31日,赫鲁晓夫急急忙忙地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来了.亲自前往机场把他接到迎宾馆.稍事休息后,赫鲁晓夫就赶往中南海去见,解释说事情全让尤金给搞误会了.在批判过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苏共绝不会再搞任何形式的“合作社”.赫鲁晓夫坚持说,他的建议其实是要帮助中国在诸如黄河这样的河流旁边,搞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很奇怪,再三强调：这是你们的大使尤金同志不止一次亲口说的,要建“共同舰队”嘛！赫鲁晓夫作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也再三表示说：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象的.苏联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因此他们也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他们,对他们的政策做了不正确的了解.他甚至也很不满意地批评毛,说“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粗暴地理解我们的政策”云云；说毛既然看出尤金所谈的内容离开了的原则,就应该先和他通过电话联系一下,澄清一下,不应该气得一宿不睡觉.赫鲁晓夫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着导弹的潜水艇舰队,装有导弹的鱼雷快艇、驱逐舰,苏联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中国.对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爽快,说所有权可以是中国的,由中方投资,苏联只要在协议的基础上有权使用这个电台来指挥自己的舰队就可以了.
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颇值得怀疑.即使在谈话当中,他也不能自圆其说.
当年任苏共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对这件事的解释也许更容易让人了解赫鲁晓夫当时提议的背景.他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直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军人们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搞一个舰队,通过中国沿海随时进出太平洋,由在中国设立的长波电台指挥,就可以对美国实施有效的导弹袭击了.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种想法的重演.据他说,如果1958年搞起了这个舰队,赫鲁晓夫就不需要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从中国的沿海就可以打到美国了.问题是当时苏方只想到了如何对付美国,却没有想到中国人对主权的看法.
1958年夏天的这次争吵,不论对后来的中苏关系留下了多大一片阴影,至少在当时的看来,还只是一片乌云掠过.从会议记录看,与赫鲁晓夫第一天会谈后,乌云大致就已经散开了.两个月后,赫鲁晓夫来信,明确表示同意就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问题开始具体的商谈.
然而,赫鲁晓夫为此事心里还是结了个很大的疙瘩.之后不久发生的炮击金门、“大跃进”、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等事件,更是惹得赫鲁晓夫大为头疼.赫鲁晓夫这时正在极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准备访美.而与赫鲁晓夫在要不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等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分歧.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为避免任何麻烦,赫鲁晓夫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下令停止向中国提供早已准备好的样品.这显然是苏联许多领导人一直想做的一个决定.但它对于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中国核工业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特别是对于因为苏联在这方面的援助,还多少对赫鲁晓夫抱有某种好感的相当一批领导人,刺激尤其深重.
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
9月25日至27日,苏美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理想正在实现.当他兴冲冲地从美国直接飞往北京,准备向解释他的这一整套国际关系新理念,并劝告务必按照他的这套理念行事的时候,双方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由于这时的心态已与过去完全不同,赫鲁晓夫充分表现出了其缺乏修养和脾气暴躁的一面.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由于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前已采取了停止提供样品和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发表中立声明等颇为极端的做法,深信赫鲁晓夫此次去美国肯定对中国不利.因此,对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即到北京来,不仅不看好,而且怀疑他根本就是要来吵架的.因此,9月30日国庆宴会召开前,当听说赫鲁晓夫的讲稿中有暗中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说法之后,当即表示了他的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赫鲁晓夫似乎丝毫不在意的感觉,依旧毫不顾忌地在10月1日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告诉：苏联准备撤走帮助中国研制的专家.可以想见,双方10月2日举行的会谈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气氛.
10月2日,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及王稼祥等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以及苏联驻华使馆临时安东诺夫,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党会谈.这次会谈由下午5点一直进行至午夜12点.双方在包括台湾问题、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会谈开始,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他访美的情况并转达了艾森豪威尔的口信.对艾森豪威尔强调不想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说法表示很感兴趣,但对赫鲁晓夫声称美国方面因为中国扣押5名美国人而感到愤怒的说法,不以为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当然方式上可以用和平的办法,也可以用军事手段.我们在与美国人的会谈中历来主张：只要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之间的事情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至于在押美国人的事,周恩来解释了扣押的原因,说明我们的美国人总共有90名,但已经释放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目前只有5名美国人还关在中国,而他们全部都是间谍.根据中国的法律,应该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我们甚至觉得,我们释放了太多的美国人了.
赫鲁晓夫带有明显的教训口吻表示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对于这些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和美国人做交换.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除非你们想“逗弄母鹅”,那当然可以把美国人关起来.
明显地不高兴和恼火起来.他生硬地答复道：放当然可以放,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谁让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赫鲁晓夫也变得非常不高兴,表示：那好,这是您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的态度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使得交换意见复杂化了.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众议员,也不是代表美国利益的经纪人,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代表,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向你们陈述我们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毫不客气地回应道：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
赫鲁晓夫动了气：它也搞乱了我们的生活！
看到赫鲁晓夫动了气,为缓和气氛,把话题又转回到了台湾问题上来,说：台湾问题很清楚,我们10年、20年,也许30年也不会去碰那些岛屿.
赫鲁晓夫显然还在生气.他生硬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对这个原则问题我们是同意的.你说你可以10年、20年甚至30年不解放台湾,问题是你们如何运用自己的策略.要知道,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坦率地说,我们是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但是,作为盟国,我们对外却不能这样讲.我们会说,一旦因为台湾而出现侵略行为,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呢,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对赫鲁晓夫的说法显然感到不快.他反问道：那你要我们怎么做？按照美国人说的,宣布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吗？
赫鲁晓夫声称：列宁当年为了避免在东方与日本发生战争,曾经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我们对台湾问题不会提出什么建议,但认为你们应该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至少应该了解你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措施吧？然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原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会将你们的朋友卷入的所有问题上,是不是应该交换看法呢？
知道赫鲁晓夫是在抱怨炮击金门的事情.他对此略加解释,强调自己并不想在台湾海峡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想给美国制造些混乱.相信美国人也并不想打仗.
赫鲁晓夫显然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他说：如果你们炮击了这些岛屿,你们就应该夺取它们；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夺取这些岛屿,那么你们也就没有必要炮击它们.如果只是为了“逗弄猫狗”而向那些岛屿开炮是不值得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冷嘲热讽,很强硬地答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政策.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问题,则是我们怎样解放台湾的问题.
赫鲁晓夫显然不满意的说法.他再度强调：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于你们应当制定一项我们可以理解的政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干什么.你我都不想要战争,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是,不仅是世界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做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都不知道你们明天会做什么.这怎么行？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中苏双方围绕着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又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
断定赫鲁晓夫必将破产
在整个会谈期间,双方都表现得相当激动,经常出现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明显地对过去受中国党批评的经历感到愤愤不平.他气愤地质问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批评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陈毅批评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是一顶政治帽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做？
陈毅当场回应说：塔斯社的声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资产阶级.对此赫鲁晓夫强硬地表示：你们想让我们屈服你们,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的作风.匈牙利事件时你们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听了,你们现在也必须听我们的.收回你们的政治谴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
陈毅说：但是你们也在我们家门口对我们进行政治谴责,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的逃跑都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强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不要从你元帅的高度上吐唾沫,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是吓不倒的.
关于赫鲁晓夫与陈毅之间的这段争吵,当年为中方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的回忆.他说：听到赫鲁晓夫的指责,外交部部长陈毅忍不住了,他当场顶撞赫鲁晓夫说：炮轰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
赫鲁晓夫当即涨红了脸,“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
陈毅也毫不示弱,大声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据说,在整个会谈当中一直冷眼旁观,说话不多.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冷不热地给了赫鲁晓夫一句,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双方对这次争吵还多少有些不太习惯.赫鲁晓夫回去后马上就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会谈的记录,但却很快得到报告说,赫鲁晓夫刚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是“好斗的公鸡”.
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还是赫鲁晓夫对,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了.两个月后,在内部尖锐地批评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到了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的各党和世界各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中苏两党关系的裂痕,已难以愈合.
（摘自《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杨奎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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