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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宋庆龄：一生最闪亮的岁月
为十九路军筹饷倾尽积蓄
1932 年1 月28 日, 日寇悍然出兵进犯上海闸北.当时驻防淞沪地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十九路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全军将士奋战抗击敌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宋庆龄就立即与何香凝行动起来向各方募捐,仅1 月30 日一天,就收到捐款10 万元.当天,她们带着满载慰劳品的卡车赶到前线慰问.阵地上飘着雪,将士们还穿着单衣夹衣.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何香凝发动了捐制棉衣运动.在她们的号召下,上海妇女昼夜不停赶制棉衣,5 天内就制成了数万件绣有红色“胜”字的丝绵背心和3 万多套棉衣,送到前线.
1932 年2 月6 日,宋庆龄与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再次携带慰劳品赴前线劳军,12 日,又到吴淞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宋庆龄巡视了前沿阵地,指挥所上空不时有低空飞行的敌机向地面扫射,宋庆龄毫无畏惧之意,在林弹雨中与在场记者谈话,鼓励前线官兵：“守吴淞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敌人之手.”为了让伤兵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宋庆龄提出筹建专门医护抗日受伤战士的医院.各界踊跃响应号召.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捐款1 万元,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的资方捐献钱物.经杨杏佛( 时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 奔走协调,“上海国民伤兵医院”成立,内有300 张病床,设在上海交通大学一幢校舍里.
交大校长黎照寰是孙中山生前好友,他精心挑选的这座校舍有一个进口在华界,另一个进口在“中立的”法租界,伤兵从前一个进口入内,医生、护士可走后一个进口.手术室和病房都靠法租界一边,以保安全.
“上海国民伤兵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自愿前往无偿服务,分科工作.汽车、货车、三轮车,未经预约即随时承担义务.
常有各界人士自发到医院探望伤兵,留下现款首饰等,却不留姓名住址.
伤兵医院建成后,宋庆龄常在这里忙碌,为了减轻广东籍士兵的痛苦,她特地买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唱片带到医院播放.
整个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各界共筹款700 万元,相当于十九路军个月军饷的总数,这其中饱含宋庆龄的心血.她几乎花光当时的全部积蓄.
世界反帝战争委员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为上海抗战奔走呼吁,感动了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埃德加·斯诺将她的行动在美国报纸上做了生动报道.著名苏联作家高尔基在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了《对孙夫人呼吁的回应》.不久,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在国际环境上给日本施加了外部压力.
1932 年8 月,为了遏制正在蔓延的世界大战危机,法国作家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参会者有萧伯纳、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人士,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邀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1933 年8 月,巴比塞率反战委员会代表团来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并拟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国民党当局试图阻止代表团登岸,宋庆龄早有准备,亲自上船迎接,地下党员在码头组织了欢迎会,鲁迅也到场参加,宋庆龄发表了演说.代表团一行4 人住进上海滩著名的华懋饭店( 今天的和平饭店).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和反战大会的筹备,皆由地下党秘密安排和保护.
为了避免当局干涉,江苏省委在沪东僻静之处租到一幢四层楼红砖洋房,作为远东反战大会会址.会议筹备工作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他安排左翼作家联盟的周文、郑育之,伪装成即将举办婚礼的新婚夫妇,加上地下党员朱姚、黄霖等,拼凑出一个包括祖孙三代的家庭,住进这座洋房,搬进来的“嫁妆”里都是面包汽水罐头水果等食物,以备会议之需.
1933 年9 月29 日傍晚至30 日清晨,代表们从各处分批到来,4 名国际代表由夏衍借用明星电影公司汽车从华懋饭店送到会址.30 日上午8 时,会议如期召开,宋庆龄不仅主持会议,还不时用流利的英语、法语或华语为中外代表翻译.
会上有红军代表报告了苏区的斗争情况.与会者号召中国士兵不打红军,和红军一起去打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促进中国的抗日战争汇入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1935 年,华北危急,一边剿共,一边寻求渠道与接触,释放联合抗日的信号.与此同时,苏联迫于法西斯扩张的压力,指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国共皆有意伸出橄榄枝,只差中间人.
派出了几路人马搭桥,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来找姐姐宋庆龄帮忙,宋庆龄欣然答应.
1936 年1 月,宋庆龄通知地下党员董健吾到莫利爱路寓所,交给他一包要件和百元路费,请他到陕北瓦窑堡面呈和周恩来.为了此行一路畅通,宋庆龄还给董健吾办了一个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的.
2 月底,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当时周恩来驻扎在山西石楼,由秦邦宪( 博古)、林伯渠等接待董健吾并将要件转交给毛周.十天后,毛周复信寄来,董健吾带着复信和一份纪念品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复命.纪念品是苏区银币三枚和布币一套,以此说明苏区生活一切安好,且证明董健吾确实到达了目的地.
董健吾转达了对宋子文的致意：“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就这样,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搭成了第一座桥梁.
1936 年,宋庆龄还为埃德加·斯诺搭了一座通往西北的桥.斯诺1931 年因为采访而结识宋庆龄.他同情,渴望到苏区采访,需要一个信任的人物引荐,以免被当成间谍.他想到了宋庆龄.
经宋庆龄保举,完全对斯诺敞开大门,一同前往的还有与宋庆龄友谊深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他们先到西安与董健吾接头,驻守西北的张学良当时已经同秘密谈判,决定停战合作,遂派东北军军车送斯诺与马海德顺利通关到达延安.斯诺在陕北访问3 个多月,写出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6 年12 月12 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发动“西安事变”.宋庆龄力主应当和平解决事变,并接受来信请求,不计与国民党的前嫌,以委员资格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原本政见不同的宋氏三姐妹( 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 为抵御外侮重新走到一起,她们经常共同到前线和医院慰问,发起各种支援抗战的公益活动,成为中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形象代言人.
宋庆龄在上海从事演讲、募捐、文化救亡等工作,一直坚持到上海沦陷之后才撤离.为了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开展工作,她没有选择和国民党高层一起西撤,而是南下香港,开始了新的航程.( 据《国家人文历史》)
——／附录／——
宋庆龄密送5万美元
长征开始后,宋庆龄一方面密切关注红军的消息,另一方面多方寻求力量,支持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那一时期,宋庆龄在上海团结了一大批外国友人,她与这些外国友人一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红军.
1936 年1 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领导人,向传递了国民党要求与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
此时的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不少困难,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而宋庆龄则是竭尽全力提供帮助.红军东征中缴获了大量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必须将这些钞票兑换成银行的纸币才能使用.宋庆龄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路易·艾黎( 新西兰著名作家、教育家),他带着这笔巨款来到太原,辗转找了三家钱庄,将这些带着弹孔和血污的钞票换成了整整齐齐的银行纸币.
回到上海后,艾黎将这笔钱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自己将钱款凑足了1 万元.宋庆龄又找到“银行家”章乃器,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笔钱电汇给了身在西安担任张学良参谋的刘鼎( 地下党员).后来,这笔钱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另一次,突然致信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知道,既然来信要求,那一定是急需这笔钱,于是,她将自己赖以为生的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了出去,这才凑够了5 万美元( 约19 万法币) 寄给.
一生看淡金钱的宋庆龄甚至自始至终没有告诉,这笔钱是她自己凑出来的.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的前夕,再次致信宋庆龄,代表表达了深深的敬意：“1927 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 据《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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