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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先秦诸子和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

摘要：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即遇到问题时,一是采取奋斗的态度,勇于面对,向前面下手；二是调和持中,随遇而安,寻求自我的满足；三是反身向后,回避问题,从根本上把问题取消.这三种路向分别对应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然而,如将这三种文化路向置于先秦诸子思想范畴内,则分别能从荀子、孔子、宋子三人的思想中找到与之相契合的部分.

关键词：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荀子；孔子；宋钘

作者简介：李兵（1991-）,男,湖南新邵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级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目录学、学术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56-03

一、荀子与“意欲向前”的西洋文化

荀子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法家的开创者,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子都是法家代表人物.荀子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主张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的自然观、“化性起伪”（《荀子?性恶》）的道德观和“礼仪之治”（《荀子?王制》）的社会历史观,特别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在荀子所创立的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这里我们重点讨论荀子这一思想与梁漱溟所说“意欲向前”的西洋文化之间的关系.

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具有开创性和超前性,特别是“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以及“天人相分”等思想.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反对将“天”视为神.在《荀子?天论》中,荀子还给“天”下过定义：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是自然的“天”,有其自身客观存在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却可以适应这一规律,所以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荀子明确强调人在自然面前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张“裁万物”（《荀子?王制》）、“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骋能而化之”（《荀子?天论》）,将客观自然的“天”为己所用.

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是“意欲向前”的,其基本特征就是向前看,对待事物持“奋斗的态度”[1].由此可见,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思想和西洋文化的“意欲向前”有着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回避问题,也不随遇而安,而是直面问题的核心,积极解决问题.梁漱溟指出,西洋文化的三种组成部分即“征服自然之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和德谟克拉西的异彩”[2].“征服自然”不难理解,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就开始逐渐摆脱自然条件的限制,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成为西方国家不断追求的目标；而“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即“科学”和“”,正是有了对此二者的不断追求,西方文明才得以摆脱中世纪的黑暗,顺着“第一条路向”越走越远.

二、孔子与“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一般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其他思想都是围绕“仁”来阐发的.然而,孔子作为当时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面对逐渐“礼崩乐坏”的局面,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周礼,并主张用“仁”来调节“礼”,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并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来规范日常行为.而中庸思想可以说是孔子“克己复礼”的重要体现,不仅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儒家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看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在遇到问题时,基本路向是“意欲调和持中”,这与孔子的中庸思想关系密切.

《论语?雍也》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中庸思想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什么是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3]《说文》云：“庸,用也.”“中用”即“用中”,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用中即中庸之义是也.”[4]万事皆取其“中”、用其“中”,万物才能和谐.《论语?先进》载：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认为,“过分”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只有取其“中”,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贤能.类似观点还见于《论语?子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可见,孔子以中庸作为衡量人的重要标准,“不过不及”“不狂不狷”才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此外,孔子中庸思想的另一层重要含义便是“中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万事都能做到恰到好处,而不盲从,不忽左忽右,善于把握好“度”,所以《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说.如何做到中庸？《论语?子罕》载：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认为,理性对待问题,不盲目,不偏激,“叩其两端”,即从问题的两端出发,逐步向“中”靠近,离答案也就能更进一步了.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5],这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自古至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特别强调“和”的作用,这里的“和”不仅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中国人看来,万事调和,不偏不倚,才是处世之道,这也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此外,梁漱溟认为,当遇到问题时,中国文化讲求调和持中,解决问题没有固定的章法,随遇而安,虽不像西洋文化那样积极进取,但也不至于像印度文化那样逃避问题.在今天看来,这种意欲调和持中的文化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于建立和谐共处的人际关系,维系社会和平稳定,其作用不可忽视.

三、宋子与“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

宋子,即宋钘,亦称“宋牼”或“宋荣”（《荀子》、《庄子?天下》中作“宋钘”,《孟子》中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中作“宋荣子”）,战国中期宋国思想家.关于宋钘的学派归属问题,历来有多种看法.《汉书?艺文志》[6]将宋钘列为小说家,载“《宋子》十八篇”,后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又似属道家黄老学派；又《汉书?艺文志》名家“《尹文子》一篇”后引刘向《别录》云：“与宋钘俱游稷下”,《庄子?天下》亦将二人并列,此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等皆将其划归为名家；《荀子?非十二子》将墨翟、宋钘合而论之,又似属墨家学派.之所以不能确定其学派归属,是由宋钘思想的多元性所决定的.由于《宋子》一书早已亡佚,宋钘的思想则只能依靠于其他文献记载.而梁漱溟所说的印度文化,在遇到问题时,基本路向是“意欲反身向后”,其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宋钘思想与“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之间的联系.

(一)出世观

对于“出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即希望能超脱世人的生活,顺其自然,不过分苛求,以此来寻求人生真谛.另一种是主张将生存托付给宗教,以求摆脱“荒谬”世界.显然,宋钘的“出世”属于前者.《庄子?天下》载：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宋钘认为,人生在世,不应为世俗所牵累,也不必用外物来矫饰,不苛求于人,也不应违背众情,这些实际上就是宋钘出世观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宋钘的“出世”并不是一味地消沉避世,其根本目标在于救民于不幸中,“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这种出世观中带有明显的积极成分.

印度文化中也讲求“出世”,如梁漱溟所说：“印土宗教哲学无不持出世论,殆百家一致之观.”[7]印度文化本身富有哲学思想,各宗虽异论纷然,但对于“出世”的看法却颇为一致.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中“出世”的本质是逃避问题,“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8],虽然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却违背了生活向前要求的本性.可见,宋钘和印度文化中虽都有“出世”的思想,但其中的差异不可忽视.宋钘强调的是顺其自然,寻求安宁,而印度文化却是在逃避现实,主张将生存托付给宗教.“世界民族盖未有渴热于宗教如印度人者,世界宗教之奇盛与最进步未有过于印度之土者”[9],这正是由印度文化本身所决定的.

（二）“寡浅”与“禁欲主义”

印度文化观的核心即“禁欲主义”,这与宋钘的“寡浅”思想不谋而合.《荀子?正论》载：“子宋子曰：‘人之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宋钘认为,寡浅是人的本性,因此,人只需充饥活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即可.而世人却认为人生来就多,宋钘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所以率领其门徒四处辩论,比喻引证,以使人们接受其“固寡”的思想.另外《庄子?天下》在论述宋钘思想时,也有“请（情）欲固置（寡）,五升之饭足矣”、“以禁攻寝兵为外,以寡浅为内”之说.

相比之下,印度文化中的“禁欲主义”显得更为极端.在宗教的影响下,印度“出世”方法中有所谓的“修行解脱论”[10],如《涅槃经》列有“自饿”、“投渊”、“赴火”、“自坐”、“寂默”、“牛狗”六种外道.《瑜伽经?方法品》当中亦有“清净”、“满足”、“苦行”之说.上述修行方式,即为“禁欲”的表现.印度的“禁欲主义”与宋钘的“寡浅”在本质上都是针对人的而阐发的,都希望通过限制或者消灭人的来实现某种目标.但正如蒋锡昌所说,宋钘的“寡浅”或许只针对社会上层少数有财之人而言,即老子“无欲”,墨子“节用”之意（《庄子今注今译》）,而印度文化中的“禁欲”则具有普适性,并且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见侮不辱”与“反身向后”

“见侮不辱”是宋钘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正论》载：“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焉.’”《庄子?天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经常与宋钘并列的尹文子也有“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尹文子?大道上》）之说.可见,宋钘“见侮不辱”的目标在于化解世间的斗争.什么是“见侮不辱”？就是受到欺侮不以为辱,实际上强调的是“忍让”,当然,这种“忍让”须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国家,宋钘则希望能“禁攻寝兵”,消除战争.

与宋钘“见侮不辱”思想相似的是印度文化中的“反身向后”思想.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11],这里的“反身向后”,即回避问题.至于如何回避问题,上文也提到,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从根本上将问题取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待问题的看法,与印度本土的宗教思想密不可分.印度人对宗教的虔诚甚至狂热,导致其沉浸在宗教世界里,只追求精神的超脱,其他问题自然不值一提了.虽说宋钘的“见侮不辱”和印度文化中的“反身向后”实际上都是在逃避问题,但二者既有相似也有区别,从根本上来说,印度文化过于关注生命本身,而宋钘关注的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根本追求是“天下安宁,以活民命”.

四、结语

梁漱溟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三种路向的文化各自特点鲜明,影响深远,符合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无优劣之分.然而,如将这三种文化路向置于先秦诸子思想范畴内,我们又能从中找到分别与这三种文化路向相对应的思想,这从侧面表明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全面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先秦诸子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始终绕不开的一环,其中更深层次的文化思想内涵还有待继续挖掘.

注释：

[1][2][5][8][9][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7][10]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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