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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西方世界里的中国观以互动中的法国和俄国人的中国观为例
黄志军 （首都师范大学 100000）
摘 要：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在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使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集权,随着军机处的设立,达到了顶峰,到乾隆后期,社会呈衰败之势.然两种相反的结果,并不妨碍东西方两种文明在18世纪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相互碰撞,在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形成过程中,18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以互动中的法俄两国的中国观为例,来探讨法国传教士在中西互动中重视《四库全书》的修纂问题,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加深；起初俄国通过西欧的“中国风”来认识中国,随着东正教团在中国的立足,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始终对中国国土的觊觎,使得俄国人眼中的中国观在矛盾中交织、生存,进而分析出法俄两国不同的中国观.
关键词：18世纪；传教士；互动；中国观
18世纪恰逢东西方互动的,双方的互动往来不仅体现在物质领域也包括精神世界.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哲学、道德和制度介绍到了欧洲,再经由启蒙思想家们的利用与发挥,使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想化的中国观在西方世界确立起来,并逐步在俄国演变,它对欧洲的思想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法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关注
法国传教士对《四库全书》的关注.《四库全书》的编纂、出版代表着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文化的高峰.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是法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信和报告,是欧洲了解中国信息的重要来源；另一本被誉为18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边疆民族等,是传教士介绍中国一个总结性的成果,书中处处透露着法国传教士的中国观.法国的传教士、知识分子关注着《四库全书》的编纂.“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我们国家图书馆.”1法国传教士非常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那么同时代的乾隆皇帝是否关注着发生在欧洲的信息呢？这一点亨利?柯蒂埃记录了乾隆皇帝派遣间谍入欧洲的两本书.“杜布尔（Dubourg）在1745年所著《在欧洲的中国间谍》2卷,8开本和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6卷,12开本《为了观察欧洲的状况而来的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特派使者》”2,尽管这两本书被小说家们作为创造中国的素材所使用,但从中也可窥探出乾隆对欧洲事务的关注.清代盛世康雍乾三朝发生著名的“礼仪之争”,随后朝廷作出禁教的举措,然而以乾隆朝时期郎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仍然取得皇帝的信任,从而得以留在宫廷.他在与欧洲通信的过程中,将中国的传统艺术等介绍欧洲,即漆工艺、书籍、画册、茶、墨水、人工做的花、屏风、驴皮胶.3他们通过写作一方面向中国输送大量西方文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极大的丰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否真正有间谍潜入欧洲,目前不得而知,倘若真有间谍的存在,乾隆皇帝必定会得知关于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详细信息,如果没有,至少他可以从欧洲来华传教士,如郎世宁,来了解百科全书派的消息.
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政治观
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开始活跃历史舞台之时,传教士的影响力已然视微,随着时代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可以获得更多的途径来获得对中国的认识.除了传教士外,还有外交使节、商人.那么,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使得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也就愈加深刻,它们的认识也由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转向到更深的制度层面上.
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4的魁奈,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之下,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他将政治上的诉求与中国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他希望通过中国专制与法律优越性,给当时的法国人民带去和平和幸福这一政治目标.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是合乎法律的,中国是法律、道德、政权等等的结合,他要求法国效仿中国.“魁奈与启蒙时代的一般哲学见解有相同之处,即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为人民的‘和平及幸福’.在中国,这样的政府几千年来为人民谋‘和平及幸福’的事实,曾激发了伏尔泰和他所有以开明专制为政治理想的同时人的钦慕,其中包括魁奈在内”.5与魁奈主张不同的孟德斯鸠同样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先驱之一,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持否定态度,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6“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它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7.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绝不是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不是诸如伏尔泰、魁奈对中国赞颂那样理想.尽管如此,鉴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当时在法国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种种描述褒还是远远大于贬的.
三、俄国汉学家笔下的中国观
反观俄国,俄国和中国是近邻,拥有比欧洲更便利的条件,按理说在相同时段更容易与中国互动,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8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欧洲启蒙思想家学说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对中国思想与道德的赞扬所形成的中国观.所以,这种理想化的中国观并非源自于中国的直接交往,而是他们引进和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
中国书籍由西欧传入俄国.元代的悲剧《赵氏孤儿》被18世纪法语、英语和德语作家翻译和改编,并且搬上舞台,《赵氏孤儿》被杜哈德记录在他的作品《中华帝国通史》中,经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一度在巴黎上演而走红并迅速传播到俄国,1788年《赵氏孤儿》从法文译成俄文.“《赵氏孤儿》的俄译文与改编,揭开了中俄文学交往史上最初的一页”8.有了文学上的交往,俄国士人对中国的认识势必在加强.
提到18世纪中俄文化交往,必须提及汉学先行者罗索欣.“1741年3月28日,是俄国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罗索欣在这天成为俄国科学院的一员,开始了他的汉蒙语教学和翻译生涯,翻开了俄国科学汉学研究所的第一页.一直到1761年逝世,把毕生都献给了汉学事业.”9罗索欣为俄国培养了大批的汉学家,为中俄外交往来,为中俄文化互动,做出了巨大贡献.“自罗索欣开始,俄国告别了使节报告时期,进入一个科学的发展阶段.所以说,罗索欣是当之无愧的俄国汉学第一人”10.
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命东正教教士向中国传教,这一要求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许诺.自1715年以后,俄国每年定期派遣教士团来华.随着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合法立足,它们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也大大增多,使得更多的汉学家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自己的见解.18世纪俄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西欧诸国显的有所不同.“他们大多对包括上古史在内的中国历史记载深信不疑,未曾像耶稣会士那样为捍卫圣经的权威而曲解中华民族的起源.他们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充满敬意,对贤明帝王的统御之术和历代名臣的治国思想显示了特殊兴趣.西欧作者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出于各种动机创作的中国题材著作在18世纪集中传至俄国之后,由于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存在诸多差异甚至对立之处,非但无助于在俄国人头脑中形成明确而清晰的中国观,反而激起俄国人实地验证的”11.
俄国汉学家笔下的乾隆皇帝.除了理想中的中国观的教化和感召作用,在他们头脑中,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关于现实中国的观念.他们认为乾隆皇帝及其朝廷阻碍了俄国在东方的侵略和扩张,主张用武力夺取黑龙江,彻底制服中国人的“傲慢”.显然,此种认识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它代表着俄国人的政治立场,从而产生偏见.汉学家格里鲍夫斯基的《关于中国（即今清帝国）的报道》一书中,就对乾隆没什么好感,言语中深刻谴责到：“此人生来性情急躁,极端高傲.第一种品质使其热衷于实施暴政,发明可怖的刑名,有时滥杀无辜.后一种品质使其在统治国家方面缺少节制,很少考虑外部原因或不利因素,将自己的权利扩张到了极点.他每天都在北京上朝,用这种方式听取有关国家大事的奏本,有时也听谏言……他的所有裁决大多时候都是依据国舅爷及宠臣傅公的建议做出的.在处理国事方面,皇帝对他信任有加.除了皇帝的母亲,无论是嫡系亲王,还是叔伯和兄弟,都未曾得享如此殊荣……当今皇上对军队不够关心,非常喜欢并极其热衷于玩乐,尤其痴迷大兴土木……与臣民对帝王应有的挚爱不同,这位皇上在民间并不被称颂.”12这种情况与乾隆时期的中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在平定准噶尔部前后,乾隆皇帝拉拢蒙古势力,打击俄国,同时对沙俄在北边的活动始终保持着警惕,提出了应对沙俄侵略的方针：“始议向俄罗斯索取阿睦尔撒纳时,众人之意,未必不窃议又生边衅,是总不知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13可见乾隆皇帝对俄国防范心理之重.
实际上,18世纪的俄国深受着农奴制的束缚,对外面临四周列强的威胁,对内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冲击着俄国的统治.于是,内外交困的局势,使俄国知识分子们大多将改变俄国社会现实的期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他们希望通过翻译出版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文学作品以及撰写政论文章传播儒家思想,以此来颂扬中国的明君贤臣,达到开启民智和改造沙皇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中国观.被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赋予“王位上的哲人”光环的女皇叶凯捷琳娜二世并非是这些俄国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叶凯捷琳娜二世当然不允许他们的活动和言论超出她许可的范围,那就是不能触及俄国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动摇沙皇的专制统治.
四、俄国统治者眼中的中国政治观
那么在中俄互动之际,身为同时代的拥有德意志血统的俄国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会对中国作出如何反应？1763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士米勒起草一份《关于对华作战的意见》呈送给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一套侵略中国的计划,建议策反蒙古王公,武力夺取所谓的‘失地’.”14最终,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妥协了.她深知两国实力差距甚大.乾隆在西北平定准噶儿之后,国力正盛,而俄国对内有农奴制的束缚,农民起义不断；对外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兵源不足,无力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于是,入侵中国的企图就此破灭.尽管“她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图谋却是根深蒂固的.”15
显然,俄国汉学家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国观充斥着矛盾,并且是复杂多变的.一方面,汉学家希望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包括它们著作、创作文学作品以及撰写政论文章传播儒家思想,颂扬中国的明君贤臣,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开启民智和改造沙皇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形式的发展,他们又对“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大加谴责,另一方面,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中国为向东方扩张的障碍,对中国版图的侵略野心,使得中俄两国边境局势紧张,从而引发俄国士人对乾隆皇帝的憎恶.前一种来自西方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理想化中国观,后一种来自东方,是汉学士子们在与中国直接交往中生成的现实中国观,也是对华敌视的历史观.还有一种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本人对中国风格的宫殿、艺术品以及园林设计的向往与模仿.三种不同的中国观在18世纪的俄国政局中相互碰撞,依时而变,互相依存.
总之,18世纪俄国眼中的世界观和法国相比较除了具有共性之外,更多的是俄国人的独特个性.18世纪俄国的中国观源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的中国观,因此,从时间上晚于法国.随着认识的深入,俄国汉学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西欧诸国显的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源于俄国民族性、区域、地理环境.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正当18世纪法俄对中国文化、建筑等方面钦羡之际,伴随19世纪的到来,它们隆隆的炮火声却打开中国的大门,为何在几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变？原因何在？这值得深刻反思.对于我们理性看待法俄18世纪的中国观,处理当今法俄关系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国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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