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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１９３０－４０年代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为例
张秀琴
【摘 要】1932年“巴黎手稿”的公开出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基于该文献,国际学界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相关议题的持续探讨,实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脉络.本文梳理该文献公开发表后第一时间段（即1930-40年代）,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即马尔库塞的“基础论”、卢卡奇的“结合论”和科尔施的“阶段论”）的代表性解读,以期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开启了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使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流派.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虽然的确强调“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绝非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武断地力图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其晚期思想；相反,他们都借助《资本论》来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在他们这里,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结合或统一在一起的.不理解这种总体论,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具体判断.
【关键词】“巴黎手稿”；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1-0001-09
作者简介：张秀琴,安徽合肥人,（北京 10087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巴黎手稿”（特别是其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巴黎手稿”指的是马克思于1843-1845年间居留于巴黎期间所摘录和评述的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诸多手稿.MEGA1编委会将其整理并编号为9个笔记本,该编委会（负责人先后为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还根据其中的3个笔记本编辑出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题名为编者所加）.以后,学界就将“巴黎手稿”划分为两大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后者指的是其他未被编者以命名的方式整理并单独出版的“摘录笔记”,虽然2000年中译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也同时包含有“穆勒评注”这一“摘录笔记”.） 于1932年首次公开出版,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知识考古学层面的重要文献学意义.实际上,正是基于对“巴黎手稿”的解读,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在“文献学基础”上不同于第二、三国际所倡导的马克思,后来学界将之概括为“两个马克思”说其实,最先提出“两个马克思”观点的,是于1932年同年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内容与MEGA1中所收录的不同,特别是不包含“第一手稿”,即MEGA2中所说的“笔记本I”）的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他们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题名是“国民经济学和哲学”（Cf.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and I/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K.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us. Die Frühschriften, Band. 1, Leipzig, 1932.） 或“取代”说,即试图以“青年马克思”取代“老年马克思”的理论努力两个马克思的论争还引发后续相关话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等.佩里·安德森的评价对日后中文语境的相关论断产生重要影响,即认为反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和重估黑格尔的思想贡献是由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关于前者的讨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如何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贡献问题；而关于后者则更多关涉的是“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问题,无论是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形式、还是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的形式或其他将马克思的思想前溯到前马克思的某位思想家那里,如康德、费希特、或卢梭等.有学者分析认为其源起是：随着恩格斯于1888年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费尔巴哈论》一书的“附录”而发表,“从而就为发表属于马克思观点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手稿开创了先例”.（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80页,其中人名译法有改动；［苏］尼·伊·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这样的概括是否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暂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传播与接受史中,的确由此引发出如下至今依然在中文语境无法停息的新议题：第一,异化（特别是异化劳动）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期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主要指的是：1）以萨特、梅洛·庞蒂和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2）以柯尔施和卢卡奇（特别是后者的后期）等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3）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亦称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后者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人本主义一派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支流）.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理论地位问题；第二,以“巴黎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是否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统.这两个核心问题既是对19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期所直面的“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实际构成了20世纪（特别是193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与演化线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1）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2）以科莱蒂和沃尔佩为代表的意大利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这两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分野的局势日益明显,并最终围绕着这两大核心问题,在现代性辩证法的范式下,对理性和意识形态专题进行了不同探讨.这些探讨至今影响着中文语境的相关理论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关系问题等.
为澄清上述问题,本文拟以1930-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一派对“巴黎手稿”的率先解读为例实际上,以列斐伏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对“巴黎手稿”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解读也属于这一时期,例如列斐伏尔193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1946年的《日常生活批判》、梅洛·庞蒂1948年的《意义和无意义》,因篇幅有限,不再详述. ,试图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对“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并因此成就了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第一大流派.本文拟将这一阶段的相关解读划分为：1）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以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例）“基础论”,即认为“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2）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结合论”（以写于1938年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1938年发表的柯尔施《卡尔·马克思》为例）,即认为“巴黎手稿”标志着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3）以柯尔施为代表的“阶段论”,即认为“巴黎手稿”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
一、马尔库塞：“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
虽然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1927年,梁赞诺夫主编）中先前已以“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为题名发表了其部分文稿,但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原文版于1932年才首次公开出版（收录于旧MEGA第一部分第三卷）.正是同年,马尔库塞对刚刚公开全文发表的“1844年手稿”展开研究,并由此引发西方世界持续的“巴黎手稿热”.这个肇始性文献就是马尔库塞发表于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其中文版收录于《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在这里,马尔库塞率先肯定了“巴黎手稿”对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将这一重大意义归结为“新基础”和“新材料”的意义.继卢卡奇和柯尔施（1923年）之后,马尔库塞再次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在于其哲学基础和政治革命旨趣；同时确认了“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来源.此后,旨在摆脱僵化的客观主义机械论的努力,就得以在“巴黎手稿”中所确立的异化（或外化）劳动概念中予以布展,以期恢复现代性辩证法的主体之维.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因而研究者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3页. ,“1844年手稿”可以作为新的文献依据和基础证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特别感兴趣”［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94页.特别是《精神现象学》人的“自我创造”的历史.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绝对精神（理念）和“物相”之间的二分关系,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实践的过程,即“自由的自我实现,始终处理、废弃和变革既成的‘直接的’事实”.（参见同上书,第141页.） ,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实证的基础”就是“把人定义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实践的存在物”.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批判和不满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实际‘内容’,而不是它的（大家通常所认为的）‘方法’”［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133—135页.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法习惯性地归结为一种方法.
这种“习惯做法”实际上牵涉的是如何看待“巴黎手稿”的历史地位问题,即关于“巴黎手稿”的定性问题.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它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同上,第93页. .显然,这是继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之后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明确回答,即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只不过,与这一时期（特别是1932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柯尔施）多以《资本论》为文献依据的研判不同,马尔库塞直接以“巴黎手稿”为文献依据作出判定.这样的判定多是在对辩证法的探讨下开展的,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所示.实际上,在这里,（无疑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哲学”的代名词,也是“革命”和“变革”（“批判”和“实践”）的同义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判定并不只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阶段,而是贯穿马克思全部思想发展的始终.置言之,在马尔库塞等人本主义者看来,不存在那种所谓的马克思思想先后经历了哲学阶段和政治经济学阶段的“阶段论”或任何形式的“断裂论”.马尔库塞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他的理论基础都包括了哲学的基础”,因此,那种认为 “马克思是先为他的理论制定哲学基础,再为他的理论制定经济学基础”的“常见的论点是站不脚的”,因为“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的批判本身就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反之,作为这种批判的基础的哲学也包含了革命的实践”.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只有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有关整个人类存在问题的科学的表述”,而不至于堕落为某种“专门”的科学领域,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经历的那样.同上,第94—95页. 这里,马尔库塞显然是以“哲学基础论”的方式,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而后者正是卢卡奇等人所极力倡导的.所以马尔库塞说“作为哲学来论述”,即意味着“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和目的恰恰正是具体的历史现状和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的实践”,因此“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100页. ,这个“整体”即“总体”.
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的统一性（即“总体”）,马尔库塞还以“巴黎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概念贡献为例,来说明这一辩证法的总体统一性原则,即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奠基于哲学的批判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真正想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1844年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出现,为劳动概念走出“传统结构”（即纯粹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探讨一直“围绕着”这一新劳动概念来进行,由此揭示了日后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之新科学基础的新的“事实”.可见,作为“新的”劳动概念（基于外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概念”）,是作为“批判”（也即哲学）的基本概念出现的,而不再是古典国民经济学（及其各类变种的）纯粹经济学概念.和其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认为,根据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新劳动观即异化劳动观,所得出的新“事实”是“通过对人的现实的真正占有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将使整个人类历史革命化”,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真正的人的现实化历史进程,也是扬弃异化的具体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异化劳动这一新劳动概念的探讨是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展开的,由此,“人的定义”构成了“巴黎手稿”的“核心”和“基础”.同上,第97、99、118页. 这也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基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不然,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罢了.可见,“哲学的”、“革命的”和“辩证法的”在这里几乎是同义语（即哲学中的异化逻辑、呈现在现实中的革命逻辑,例如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进而提出主体导向；而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又与对其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界域的指认密切相关,这里体现的是劳动、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论题）,是卢卡奇所力图“恢复”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总体辩证法原则.只是,这样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在早期著述中主要呈现为异化（劳动）逻辑.
这一基于异化逻辑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批判既然在“巴黎手稿”中已奠基,那么是否意味着它可以替代马克思晚年的其他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呢？和所有人本主义者创始人一样,马尔库塞一方面高度认可“1844年手稿”中出现并清楚呈现了马克思晚期与《资本论》（及其手稿群）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常见的范畴”及其“本来含义”同上,第93页. ；另一方面,这些常见范畴（如“异化”）并没有在马克思晚期的著述中彻底消失,而是得到了持续关照和探讨.这样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的“连续论”,显然不是马尔库塞所独有的,同样体现在同属人本主义一派的卢卡奇和柯尔施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那种不加分析、区别地断定卢卡奇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割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下文将更清晰地论述这一点.
二、卢卡奇：“巴黎手稿”标志着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
马尔库塞的这一奠基性阐释,也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支持,尤其是在他们1930年代中后期所作的相关理论贡献,即写于1938年、初版于1948年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发表于1938年的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卢卡奇的这一支持性努力具体表现为：其一,确认“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正文”身份,即它是隶属于 “辩证唯物主义”的“明确”的“开端”之作,但没有放弃对马克思晚期著述的重视（这一点在柯尔施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二,认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以其劳动辩证法超越了黑格尔的异化（或外化）概念（与卢卡奇的“劳动辩证法”相类似,柯尔施所使用的是“现实”或“革命”辩证法）；其三,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哲学属性的研判,再次确认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卢卡奇的这一工作与柯尔施稍显不同：卢卡奇是从总体的即所谓“经济学与哲学”的辨证结合视角展开论述,柯尔施则更直接地论断“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如果把它们分别称为“结合论”和“阶段论”,那么上文马尔库塞的基本观点则可称为“基础论”. .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所提出的“物化”概念,与“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观有诸多相似性,有学者因此认为卢卡奇有“抄袭”马克思之嫌,理由是卢卡奇有机会在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前阅读”到尚未公开出版的“巴黎手稿”.但卢卡奇本人并不承认这一“抄袭”行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戴维·麦克莱伦曾在书中耐人寻味地指出：“卢卡奇曾惊人地预见到,1930年前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会给马克思思想投下新的光辉.”同时,麦克莱伦同指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显然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的”.（［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林春、徐贤珍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98、202页.） ,而只是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1931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这里,卢卡奇“自己所称”指的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序言”的相关言论以及在接受《新左派评论》杂志访谈时的交代在接受《新左派评论》杂志访谈时,卢卡奇说：“1930年,我在莫斯科时,梁赞诺夫给我看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时期写作的手稿.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兴奋：阅读这些手稿彻底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转变了我的哲学观.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学者那时正致力于整理这些手稿以备出版.这些手稿已被老鼠的牙齿所啃食,其中有些词句也已丢失.基于我的哲学知识,我和他一起工作,以确定在这些残破的手稿中那些丢失的字句最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常需要猜测以字母‘g’开头和字母‘s’结尾的某个词其中间丢失的部分是什么.我想,最终面世的这个版本是很不错的——我知道,是因为我也为该版本的编辑工作出了力.”（Cf. Interview: Luckacs and his Life and Work, New Left Review,1971(68), pp.56-57.) ：“我于1930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交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的好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来,我可以阅读它.”“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34页. 显然,卢卡奇否认自己之前看过“巴黎手稿”：虽然他的确可以提前于1932年（“巴黎手稿”公开发表年）之前“提前阅读”“巴黎手稿”,但却没有早于1923年,即提出“物化”概念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公开发表年.
这就意味着卢卡奇1930年代以后的著述,应该是阅读过“巴黎手稿”之后的作品.他的《青年黑格尔》（写作于1938年,发表于1948年）参见［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这是根据1954年柏林建设出版社版节译.另参见根据1966年柏林本译出的英文本：Geor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Merlin Press, 1975.这个英译本的封底页也介绍说,在莫斯科期间的卢卡奇作为“最早接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者之一”,显然为《青年黑格尔》的写作提供很大的理论“ 动力”. 应该算是基于“在莫斯科对1844年手稿的研读”后的成果之一［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第80页. .这一成果体现在《青年马克思》（1954年写作、1965年出版）德文论文发表于：Georg Lukacs, 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 (1840–1844),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Volume 2, Issue 2(February 1954), pp.288-343；后又于1965年单独出版：Gyo?rgy Luka?cs, Der junge Marx Seine philosophische Entwicklung von 1840-1844, (Pfullingen) Neske, 1965；并有据此译出的法文版：Gyo?rgy Luka?cs, Le jeune Marx: son évolution philosophique de 1840 &agre; 1844, Traduction de l’allemand par Pierre Rusch, Les éditions de la Passion, 2002. 中,卢卡奇在此专文论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匈］卢卡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而他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序言（即“1967年序言”）、1971年公开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下册第一章“劳动”和第四章“异化”也属此列.
在大篇幅引述“巴黎手稿”的《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实际上认为自己是在尝试用马克思的思想来解读青年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认为这些都是“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所明确看到的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据此,他还把“巴黎手稿”确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明确”的“开端”（这与马尔库塞将“巴黎手稿”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新材料和新基础,在旨趣上是十分相似的）,因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辩证结合（即总体）,即“一方面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里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经济基础”［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24、28页. .卢卡奇的这一指认,得到了列斐伏尔的赞同——以“总体的人”的名义,参见其在初版于1939年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的相关论述Cf. Henri Lefebvre, Dialectical Materiali, translated by Hohn Sturrock, Minneapolis and Lo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该书被认为“是根据1844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7页）,列斐伏尔本人还是第一个将“巴黎手稿”翻译成外文的人：他与罗伯特·古德曼合作“将1844年手稿最先翻译成法文”于1933年在法国出版（Cf. Henri Lefebvre, Critical of Everyday Life,Vol.1.: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Verso,1991, p.258,译者注5）. ,只不过,与卢卡奇相比,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评价要低得多,而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价相对较高.在卢卡奇看来,借助这一结合而实现的劳动辩证法视域在“巴黎手稿”中的确立,标志着该文献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借助这一结合,马克思才能在“这部手稿里”为“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先决条件”,即“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116—117页. ；同时使马克思得以对“《精神现象学》在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失误做出了准确的评价”Geor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Press,1975, p.319.（根据1966年柏林本译出.） ,即黑格尔“没见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消极方面.他只从其积极方面对劳动进行了考察”,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就必然地产生出哲学上错误的分割、错误的统一和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总之,根据卢卡奇的解读,“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青年黑格尔,就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劳动的实际辩证法”［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119页. .可见,和马尔库塞一样,卢卡奇从异化劳动（这里表述为劳动辩证法）出发来例证“巴黎手稿”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就是辩证法基础.换言之,武断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阶段中划分出所谓纯哲学阶段或纯政治经济学阶段,是值得怀疑甚至不可取的,这样的二分法范式至少忽略了二者的结合这一辩证法精神.真正的总体辩证法与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都是绝对不相容的.从这一意义上看,卢卡奇的“结合论”与马尔库塞的“基础论”在根本旨趣上是一致的,即断定“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亦即其异化（劳动）逻辑（体现为劳动辩证法的总体原则）是马克思贯穿一生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前后一致的.
三、柯尔施：从《资本论》出发的“巴黎手稿”研究
与马尔库塞对“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不同（基础论）,也与卢卡奇关于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观不同（结合论）,柯尔施立足于《资本论》,认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阶段论）.
在1938年的《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对刚公开出版不久的“1844年手稿”予以“引用”（指的是MEGA1版中的“巴黎手稿”）,虽然这一引用是在对《资本论》第一卷中相关内容进行研究的立足点之上而进行的（这与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不同,因为后二者是直接从“巴黎手稿”出发的）,但他对“巴黎手稿”中“异化”概念的重视和“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的论断,都对后来的相关论者产生很大影响.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这种论断并非柯尔施独有,马尔库塞在1941年的《理性和革命》也有过类似论断）.接着在同页注释1中,柯尔施交代说：“哲学概念‘异化’最初明确地运用于货币、价值、信贷等等经济现象,存在于马克思1844年的摘录笔记中对老穆勒一本著作的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2页）和有关经济学-哲学手稿（同上书第49页以下、特别是89页以下）.”［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第86页注释1,附录第201—202页. 稍后,他承认自己在这里引用了“两部1844年的著作”［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87页注释2. .该书附录2所交代的“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即“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附录II”第193页. .根据柯尔施自己对其文献来源的交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截至1848年的文章和他们二人之间于1844年至1883年的全部书信,均按照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一部分第一、二卷和第三部分第一至三卷由梁赞诺夫编辑,柏林1927年至1930年；第一部分第三至六卷和第三部分第四卷由V·阿多拉斯基编辑,柏林1931年至1932年”；其中,他明确标识出自己引自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的文献包括“11.摘自摘录笔记：关于斯密；关于穆勒（手稿,1844年）”、“12.关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带有结尾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图书目录”第206、208页. 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即MEGA1）第一部分第三卷中所收录的,正是1932年才首次公开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柯尔施这里所交代的“12”）K. Marx, F. Engels,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and I/3,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G. M. B. H., 1932. ；同时,该卷还收录了马克思同期所作的“摘录笔记”（即柯尔施这里所交代的“关于斯密”和“关于穆勒”的“摘录笔记”,后来学界一般称之为“巴黎笔记”）的大部分内容（即柯尔施这里所交代的“11”）虽然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写有9个笔记本的“摘录笔记”,但MEGA1在这里只选择刊印马克思对10位作家的13部著作所作的摘录.当然,柯尔施这里只是选择其中“关于穆勒”的和“关于斯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译本在对这一部分的文献出处进行标注时,根据习惯做法,所标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2页”和“同上书第49页以下、特别是89页以下”［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85—86页,以及第86页注释1（该注释还对马克思此时的异化观做出柯尔施式的解读）.柯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 ,显然指的是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第42卷中所收录的“摘录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然而,这个以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翻译底本的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收录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相关摘录笔记,与柯尔施这里所引证的MEGA1并非完全一致实际上,在1968年以后出版的作为“补卷”（第40—50卷）的俄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才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两篇摘录笔记,即对恩格斯《国民经济学大纲》的摘录和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这是1979年出版的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母本.因此,柯尔施这里所引证的MEGA1中的“摘录笔记”与中文一版中所说的“摘录笔记”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对斯密和穆勒的摘录,后者则指对恩格斯和穆勒的摘录；而且前者所引证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论在编辑体例还是内容上也与中文一版不同,即省去了能反映对马克思“巴黎手稿”原始稿进行编辑过程的的编者说明和相关注释. .
虽然柯尔施明确标明自己所多次引述的是MEGA1中的“巴黎手稿”,但其主要旨趣并不是专门研究“巴黎手稿”,而是从研究《资本论》（第一卷）这或许因为他本人即是《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法文版再版时（柏林1932年版）的编辑并为之作序之故.（参见［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209页） 出发,顺便讨论后者在前者那里的起源或“萌芽”形式（这与梅洛-庞蒂1948年的《意义与无意义》一书的做法类似Cf.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translated by Hubert L Dreyfus and Patrica Allen Dreyfu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66.虽然与卢卡奇对存在主义的“反感”相比,梅洛-庞蒂和列斐伏尔都属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列,但和卢卡奇一样,他们都强调历史与自然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因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主体哲学”,也不是“客体哲学”,而是“历史哲学”,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translated by Hubert L Dreyfus and Patrica Allen Dreyfu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66, p.130.） ）.基于此,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时期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柯尔施认为无论是在《神圣家族》时期,还是在“在同一时期产生的、但当是未公开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前言和正文中,对费尔巴哈进一步的、完全不是如此有限的表态”,都是由于费尔巴哈被“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视为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从实际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在这时已远远超过费尔巴哈”.虽然如此,柯尔施还是把“巴黎手稿”视为“哲学唯物主义的著作”,或称之为“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哲学阶段”［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134页注释5,第134—135、145页,“附录”第193页. . 他认为在这个哲学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仅仅从观念上来表达（以“异化”概念的形式）并不足以改变这一异化本身,而必须“通过社会的行动彻底变革作为基础的现实状况”［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附录第201—202页. .可见,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观之间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现实的异化,这样的主张虽然萌芽于“巴黎手稿”时期,但直到《资本论》时才成为科学的和成熟的表述,“商品拜物教”理论就是明例.这样,与马尔库塞稍晚时所做的补充以及论者对卢卡奇晚期思想的评价所指出的一样,这三人都将马克思晚期（特别是《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概念视为早期（“巴黎手稿”）异化（劳动）概念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柯尔施更强调晚期概念的科学性和成熟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柯尔施说“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概念依然具有“哲学形式”,因而是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阶段”时,他实际上对这个早期阶段的重视程度并不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高.“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学的超越基本说来还具有哲学的形式.他把经济学的概念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相对照.”“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从这种科学立场出发他在后来的著作里实际地超过了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68、69页. 实际上,和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更近地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一边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柯尔施把“巴黎手稿”之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著的诸多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视为是从“巴黎手稿”的哲学形式到后期以《资本论》为巅峰代表的科学唯物主义阶段的过渡性著述.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71页. .显然,他并没有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将“巴黎手稿”置于《资本论》之上.然而,他将“巴黎手稿”定性为“哲学著述”阶段的论断却影响了后来的诸多论者.特别让人困惑的是,他在稍早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刚刚力主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维度（即所谓“柯尔施问题”）,显然这里的“哲学”是一个与总体辩证法同义的概念；而在《卡尔·马克思》,作为阶段的哲学显然不具有之前的广度和深度,而是有被贬低为某种（与政治经济学或现实实践相对的）思辨哲学或纯粹理论的嫌疑.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30-40年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马尔库塞、卢卡奇还是柯尔施,）都对刚刚公开发表的“巴黎手稿”给予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其贡献包括：1）肯定“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应有地位和意义；2）承认“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以及这一维度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虽然对后者的程度大小,学者们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3）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4）将“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即强调人以其行动或实践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彰显之处；5）一般都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思想在马克思后期著述中并未完全消失,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早期替代后期思想,即他们大多主张一方面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和晚年时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不是彼此替代或覆盖,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变化或提升,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视为“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理论的继续贯彻、乃至提升就是明例.
需要指出的是,与通常的理解相反,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读并没有：1）用主体代替客体,或用意识（精神或文化）代替物质（物理存在或经济）；2）用马克思早期思想代替马克思晚期思想,或用“1844年手稿”代替《资本论》及其后期手稿；而是强调自然与社会统一的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虽然的确对恩格斯的评价会因论者的不同而褒贬不一.通过这一解读可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创的“追问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依然作为主线索而存在,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现在可以更明确或更理直气壮地依据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述即“巴黎手稿”.同样,在基于“巴黎手稿”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特别是其作为总体辩证法的哲学维度（以及其因此而获得的政治和革命旨趣）依然得到持续关注和凸显,并在这一总体论范式下强调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的辩证结合,虽然柯尔施的阶段论与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结合论和基础论之前仍存在着细微差别；2）此外,异化（或“外化”）问题因“巴黎手稿”的解读而继《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而得到持续而深入的关注,由此,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得到了再次确认,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一确认是为了完成前面一个任务,即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但这个哲学却是总体的、辩证的或者按照稍后梅洛-庞蒂的说法是历史哲学,如果我们把科尔施阶段论的“动摇”视为例外的话；3）开启了将“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及劳动）概念进行持续解读,以便用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先河,并以此影响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进一步发展,如稍后列斐伏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随后高举的社会批判理论大旗就是明例；4）所有这些关注似乎都与“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的探讨密不可分,由此,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就成了人本主义一派的核心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马克思主义形成史问题）、“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这三大问题领域,成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日后的主要议题,当然,也是稍后科学主义一派籍以形成并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主要论域.直至今日,围绕上述议题而展开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探讨马克思及马克思身后的诸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绕不开的话题.最有名的莫过于佩里·安德森的断言,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比）所从事的主要是哲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安德森还把前一个批判指认为“文化批判”.如此,“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逻辑被安稳地落实在哲学的基地中,即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文化上层建筑的书房式“革命”.在这样的断言下,似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从来都不会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其形成期）是缺席的.上述文献梳理和尝试性论断,恰是为了反驳这一长期以来的学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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