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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校记数则
梁新媛 李玉平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唐作藩主编《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语言学词典,资料丰富,成绩斐然,影响巨大.然其中一些失校问题影响了辞典的使用,本文略举其中“语言文字学人物”部分的失校数则,以供辞典修订时作参考.
［关键词］《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校记；语言学词典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3-0042-03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15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新媛,女,江苏六合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李玉平,男,重庆长寿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唐作藩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2007,以下简称“《大辞典》”）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语言学词典.全书编撰历时14年,共280万字,收录词目10000条左右.内容包括“中国语言文字,部分世界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国语言文字学文献资料、人物、论著、刊物、社团等名称、术语,举凡与语言文字学有关的名词、术语,都尽量纳入.……收录的人物的原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语言文字学领域的教授级学者.”（见《辞典》“前言”）可谓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为语言文字学相关信息的查找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截止到笔者撰文时为止,中国知网所载论文、报刊等援引《大辞典》的有44篇.著名学者如马庆株（2009）、洪成玉（2009）、冯蒸（2014）、苏宝荣等（2014）、陈燕（2014）等皆曾援引《大辞典》.其中较早给与《大辞典》直接评价的是李玉平（2007）,文章主要从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角度对《大辞典》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评述,并重点提及“其中附录的《语言学史大事记》,将中国语言学史放在了世界语言学史当中,使人对中国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一目了然,价值很大.”
《大辞典》的编撰成功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功绩是主要的.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会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后来者不断地完善,我们在查找《大辞典》中“语言文字学人物”部分时,就发现了不少校对或审核不严的问题,这里列举部分材料,供《大辞典》修订时参考.这些问题,总结起来约有六类：
一、行文表述问题
1.第857页“阿旺丹达尔”条第1行,“掌握蒙、藏、梵三种语文”,“语文”疑当为“语言”之误.
2.第863页“仓石武四郎”条第11行,“今今日本中国语学会”当为“今日本中国语学会”,其中衍一“今”字.
3.第870页“陈炜湛”条第3行,“從容庚、商承祚教授治古文字学”中的“從”当改为简化字“从”.
4.第970页“沈兼士”条第5行,“代校长的职”疑当为“代校长等职”之误.
5.第1042页“周宝宏”条第4行,“占古汉语”疑当为“上古汉语”之误.
二、人物生卒时间问题
1.第860页“包世荣”条第1行,“（1764～1826）”中的生年“1764”改为“1783”较好.
按,参考易雪丹（2012）,查《皖志列传稿》（412页）卷五“姚配中包世荣”条,包世荣于道光丙戌（1826）年卒,“年四十有三”.据此推测,如果是周岁,则包出生于1783年,如果是虚岁则出生于1784年,皆不当为1764年.原文“1764”大概是“1784”年之误.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按周岁计算（下同）,则包世荣生卒年当为（1783～1826）.
2.第862页“蔡锡勇”条第1行,“（1850～1896）”.生卒年当改为“（1847～1898）”较好.
按,蔡锡勇先生的曾孙蔡凯如（1993）曾经撰文详细考证蔡锡勇的生平资料,考证蔡锡勇的生卒年为（1847～1898）,当据改.
3.第867页“陈独秀”条,第1行,“（1880～1942）”,生年“1880”当为“1879”.
按,据《辞海》（2009）271页“陈独秀”条,生年记载为1879年.当据改.
4.第867页“戴震”条第1行,“（1723～1777）”,生年“1723”疑当为“1724”.
按,《辞海》（2009,390页）“戴震”条,载戴震的生年为“1724”,又考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全集》第六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戴东原集》第二册84页,商务印书馆1929）及李开《戴震评传》（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都记载戴震生于清雍正元年十二月,则按照公历戴震生年为1724年无疑.
5.第878页“邓志瑗”条第1行,“（1935～）”,生年“1935”疑当为“1915”.
按,据陈建初、吴泽顺（1997,460页）“邓志瑗”条第1行和邓志瑗所著《训诂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的“作者简介”,都明载邓志瑗“1915年12月14日生”,则其出生年当为1915无疑.
6.第881页“董治国”条第1行,“（1939～）”,生年“1939”疑当为“1936”.
按,据陈建初、吴泽顺（1997,221页）“董治国”条,载董治国生年为“1936”.
三、论文、著作名称问题
1.第862页“蔡镜浩”条第13行,“《中古汉语虚词语法例释》”当为“《中古虚词语法例释》.
按,核查原书,《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为吉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蔡镜浩为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董志翘.
2.第863页“曹翠云”条第12行,“《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疑当为“《从苗语看古代苗族历史文化的痕迹》”或“《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的痕迹》”之误.
按,曹翠云的《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论文未见,据中国知网考察,相关论文有2篇,分别是《从苗语看古代苗族历史文化的痕迹》（《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和《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的痕迹》（《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则“《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当为其中一篇之误.
3.第867页“陈恩泉”条第9行,“《论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和最终条件》”当为“《论普及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和最终条件》”.
按,陈恩泉的《论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和最终条件》论文未见,据《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562页）“陈恩泉”条第26行和中国知网考察,相关论文有1篇,为《论普及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和最终条件》（《学术研究》1992年03期）
4.第867页“陈鸿迈”条第9行,“《海口方言的“好”》疑当为“《海口方言的“妚”》”.
按,陈鸿迈的《海口方言的“好”》论文未见,据《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596页）“陈鸿迈”条第10行和中国知网考察,相关论文有1篇,为《海口方言的“妚”》（《语言研究》1992年01期）.
5.第870页“陈寿祺”条第7行,“《五经异文疏证》”当为《五经异义疏证》.
按,核查原书,《五经异义疏证》,著者清陈寿祺,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第870页“陈寿祺”条第10行,“《东越儒林文宛后传》”当为“《东越儒林文苑后传》”.
按,据《左海文集》前清阮元为陈寿祺所写的传记《隐屏山人陈编修传》中所记寿祺著有“《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96册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第874页“程瑶田”条第8行,“《释草释虫小记》”,疑当为“《释草小记》《释虫小记》”.
按,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1册,465页有清程瑶田着《释虫小记》一卷,479页有清程瑶田着《释草小记》二卷.可见此处“《释草释虫小记》”,规范的表述应该是“《释草小记》《释虫小记》”.
8.第879页“丁广惠”条第6行,“《中外民俗学大辞典》”疑当为“《中外民俗学辞典》”.
按,考察未见有“《中外民俗学大辞典》”一书,有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辞典》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扉页“助编”人员名单中有“丁广惠”,故作此推断.
9.第880页“董莲池”条第7行,“《说文解字考证》”当为“《说文解字考正》”.
按,核查原书,《说文解字考正》一书,作者董莲池,作家出版社,2005.
10.第891页“高元白”条第9行,“《汉语音韵要略》”疑当为“《汉语音韵学要略》”.
按,据我们考察,未见高元白著有《汉语音韵要略》一书,而著有《汉语音韵学要略》一书,陕西师范大学油印本,1983.《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一卷295页记载《高元白语言学著述目录》列有《汉语音韵学要略》一书.
11.第893页“顾炎武”条第19行,“《金石文字证》”当为《金石文字记》.
按,据我们考察,未见顾炎武著有《金石文字证》一书,而实际著有《金石文字记》一书,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12.第908页“黄侃”条第8行,“《训诂略述》”当为“《训诂述略》”.
四、机构名称问题
1.第860页“鲍怀翘”条第5行,“中国社科院语研究所三组”,“社科院语”疑当为“社科院语言”之误.
2.第868页“陈康”条第2行,“民族学院语言文学系”疑当为“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按,陈建初、吴泽顺（1997,12页）“陈康”条第2行标明为“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3.第884页“方孝岳”条第4行,“东北师范学院”当为“东北大学师范学院”.
按,据陈建初、吴泽顺（1997,564页）“方孝岳”条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237页）所载,方孝岳曾任教于东北大学师范学院,而非“东北师范学院”.
4.第1030页“张美兰”条第6行,“在华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中的“华师范大学”疑当为“华东师范大学”之误.
按,陈建初、吴泽顺（1997,375页）“张美兰”条第2行标明为“华东师范大学”.
五、籍贯问题
1.第859页“白宛如”条第1行,“北京人”疑当为“广东人”之误.
六、名号问题
1.第867页“戴震”条第2行,“号果溪”当为“号杲溪”.
按,据徐道彬（2015）研究可知,清儒戴震,字东原,无别号.当时学者曾据其著作《杲溪诗经补注》而为之立一“杲溪”别号,近人著述多承其误.如果《大辞典》主张戴震有别号的话,也只能是“杲溪”而非“果溪”.
以上,我们举例说明了《大辞典》编撰中存在的一些校对问题,并非否定《大辞典》所取得的成绩,而是为了《大辞典》修订时作为参考,使《大辞典》的质量越来越高,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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