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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或他们
《青春》《人间》《今天》
让我写20世纪80年代南京的诗歌,的确有点勉为其难.这并非谦辞,因为我熟悉的只是《他们》创办前后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民刊中,不说是特例,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今天》的作者大多来自北京,《非非》的作者集中于四川.当然,由于本人和南京的特殊关系,对当地的诗歌氛围还是有所了解.
稍晚于《他们》出刊,南京有过一本叫《对话》的杂志,主编周俊是长江上的一名水手,曾提出过所谓的“咖啡意识”.对其内容至今我也不能了然,只知道周俊经常出入于和平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咖啡云云大约与此有关吧？
我和邓海南、贺东久也很熟悉,此二人都是军人,后者是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词作者.贺东久曾经写过一首诗,整体记不清了,大意是：一帮军人在靶场上练习瞄准,恰好一位少女从前面路过,军人因此走神,将准星瞄了过去——“对于这一秒钟的疏忽,祖国会原谅.”可见当年的诗歌气氛热烈诡异,就是军人也疯狂.
还有工人.一名姓杨的锅炉工满口南京话,据称读书很多,他的绝招是,见到工人兄弟大谈萨特、弗洛伊德,见到写诗的文化人则说：我是大老粗,只晓得烧炉子,写诗跟烧炉子一个屌样！1987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大展期间,杨某临时组建了一个诗歌社团投稿参加,大展结束该社团就鸟兽散了.
此外我还和任洪、苏南是朋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归来,去他们那里吃过好几次饭.不仅自己去吃,还带了杨争光等人一起去.至今也没有回请过,心里面不禁惴惴.
南京的诗人们彼此相识,与一本叫作《青春》的文学杂志（官办）有关.当时《青春》火到什么程度？发行量高达70万份.赚了钱编辑部盖了一栋大楼,分给《青春》的编辑职工.此举在全国文艺界都很轰动,此楼犹如纪念碑,诉说着文学与青春的辉煌.如今我就在这座楼里写作,不过它已经十分陈旧破败了.我之所以能够身处此楼,是因为我哥哥李潮当年是《青春》的一名编辑,分房时有份.
可想而知,我首次发表诗歌作品也和李潮的推荐有关.《青春》当时开设了诗歌栏目,每期一人或者两人.由于杂志的影响力,只要在上面发诗立马就能红遍全国,至少也是江苏省.邓海南、贺东久、任洪、苏南和我都是《青春》的诗歌作者,记得还有小海、车前子等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有过一本叫《人间》的民办杂志.该杂志是南京地下文学的先驱,领袖人物是顾小虎,成员包括徐乃建、叶兆言、李潮、黄旦璇等.《人间》创刊略晚于《今天》,据说北岛作为北方民刊的代表曾来南京与顾小虎会面.这意义重大的南北碰撞我无缘目睹.李潮描述说,当时他走在中间,一边是北岛,一边是顾小虎,两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八四左右.他们沿中山南路一路而去,路灯透过树影斑驳变幻,俩巨人越过李潮的头顶于半空交谈.身高如我的哥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否觉得中国文学的前途无量、“未来在地平线上闪烁”（仿朦胧诗句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间》只刊载小说,并且只出了一期,但对其后的《他们》却具有示范作用.特别是通过叶兆言《今天》得以流传南京.兆言是叶圣陶的孙子,经常去北京看望爷爷,有机会和《今天》那混在一起,顾小虎和北岛的见面大概也是他促成的.李潮不仅是《人间》的作者,和兆言亦是打小的朋友（我父亲方之和兆言的父亲叶志诚是至交）,通过李潮《今天》辗转到我的手中.
1980年寒假归来,我与《今天》隔空接触,其心神俱震至今记忆犹新.像“星星的弹孔”“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这样的意象在以前的阅读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加上秘密传阅构成的氛围,让我不能自拔,且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写诗这条不归路.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往了所在的山东大学.
这是《今天》传播的故事.我相信,当时遍及全国的地下文学的发轫与此（《今天》的传播）直接相关.北岛们的意义不仅是将某种现代诗歌的方式带入了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代,文学的运作（自办刊物、自由结社等）也是前所未有的.到1980年10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由于《今天》诗人群中顾城、江河、舒婷的参加,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才浮出水面,为更多的人所知.诗歌写作的热潮更是蔓延开去,愈演愈烈.
“云帆”、《老家》《同代人》
当时我参加了两个文学社团,在山大是“云帆”,在南京是“太阳风”.这两个社团都没有出过刊物,前者我卷入得更深,后者只是假期回南京时和一些诗人吃饭、玩耍而已（以诗歌的名义）.
1981年,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云帆”由于传播“非法刊物”遭到校方审查.事态当时很严重,“云帆”的核心成员（王川平、杨争光、吴滨和我）建立了攻守同盟.由于吴滨当时在校刊担任编辑,我们便谎称《今天》是校刊收到的寄赠刊物.王川平、杨争光和我是78级,吴滨是77级,早我们半年毕业,他已确定被分到北京,因为这件事被扣了下来.他们系的支部书记和山大党委书记（系夫妻）找其谈话八个多小时,软硬兼施,吴滨终于崩溃,在没有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全面招供了.
外面,王川平、杨争光和我也开起了小会.作为小团体的头目,川平一再做我的工作,让我承认吴滨的指控（《今天》的来源系韩东）.他说已去吴滨家探望过了,吴母不停地掉眼泪,吴父病倒在床上好几天了,脸都肿了起来.川平又说,我们中总得牺牲一个人,如果牺牲杨争光,他来自农村,被学校开除了只有回家种地的份,一辈子不得翻身.我不同,比争光有才华,即使被学校开除也能通过写作写出来.
川平的分析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虚荣心,豪迈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我便认了这事.吴滨得以解脱,学校放行,顺利地去了北京.接着是寒假,王川平的老婆刚生了个女儿,川平还没见过呢,于是他回了重庆.争光的父亲也刚好刑满出狱,得回家见面,争光也走了.剩下我孤单一人,天天接受学校专案组的提审.
专案组由我们系的支部书记挂帅,老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干过武工队长,身高超过一米九.他将办公桌拍得山响,“韩东,你还不交代！”（得用胶东话念）亲切的乡音如今回想起来犹在耳畔.最后,还是我母亲拍了一封电报到系里：母哭盼学校这才放我回南京过年的.这年我20岁,杨争光24岁,吴滨26岁,王川平30多岁了,具体年龄不详.
1982年我分配到西安工作,班里的同学很多去了北京,分得最差的也能回到原籍.在西安本人痴心不改,竟然又投身于地下文学,办了一本叫《老家》的油印杂志.上面的作者大多是山大结识的那,有王川平、杨争光、小君、吴冬培、郑训佐等.
小海是个例外,不是山大出身.还是在山大读书时他给我写信,字迹秀丽可疑,最后署名“海燕”,我一心以为这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就没有给小海回信.后来才知道小海姓涂,本名涂海燕,是个古怪少年.给我写信时小海还在中学读书.他14岁起发表诗歌作品,15岁莫名其妙地成了当地作家协会的理事,可谓少年天才.其诗歌的灵动、奇谲就更具天才相了.
我在西安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丁当,他并未在《老家》上发表过作品.我们一道传阅多多的组诗《感情的时间》,忙于恋爱.丁当相貌堂堂,尤其是眼睛迷离如梦,一望而知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不写也是诗人.
1982-1984年,我在西安两年时间,除了《老家》和丁当,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诗歌方式的转变.在山大时我写诗深受《今天》的影响,严格地说处于某种模仿阶段.在西安期间我先后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消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风格和意识上已经截然不同.
二是封新成在兰州创办《同代人》.和当时很多民刊一样,《同代人》仍以北岛等人坐镇,但其中有一个栏目叫《我们这一代》,集中收入了于坚、王寅、普珉和我的作品.于、王、普后来都成了《他们》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于坚还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创办.当时我读他们的诗大有找到同志之感,看来针对《今天》的美学反动并非是我一人的倾向,某种新的方向已在不同的诗人那里酝酿.之后,我和于坚、王寅开始了频繁通信.
由于和于坚、王寅、丁当等人的交往,我不再感到孤单,总算从被山大小团体逐出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吴滨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一名编辑.王川平、杨争光被其招致北戴河开笔会,皆有作品在《中国》上发表.
1985年我前往北京,第一次和北岛见面.在他家里,我先到,被邵飞留下来吃饭,北岛、马高明随后进门.记得北岛戴了一副眼镜,刚进来的时候镜片漆黑,渐渐地才变得透明,能看见他的眼睛了.北岛话不多,马高明一直在向他解释一张机票.当时北岛正准备出国,马高明大概在帮他翻译机票上的外文.后来北岛问我有没有新作？说他可以推荐到《中国》上发表.于是我就给了他在西安写的那批诗,其中包括《有关大雁塔》.1986年,《有关大雁塔》等几首诗就在《中国》上刊出了.
在北岛家时我曾告诉北岛,《中国》的编辑吴滨和我有过节,推荐过去也无济于事.他回答：“不怕,重要的是诗歌质量.”
这一年在北京我还见到了多多、骆一禾、赵振先等人.
吕德安亦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诗歌作者之一,我和他的认识是一个故事.还是在山东大学期间,我和小君谈恋爱,她慕名给舒婷写信.舒婷回信说她有一个干弟弟,诗写得远胜于自己,此人就是吕德安.之后,小君和舒婷的通信就变成了和德安的通信,后者随信附来大量诗作,一读之下果真了得,不仅写得好,而且方式特别,完全另辟蹊径.德安还给小君写了不少情诗,我嫉妒得发狂.及至开始筹办《他们》,我不由得想起此人,毅然决然地写信到福州,向德安约稿.
直到很多年以后,吕德安才和小君见面,也才和我见面,那时我已经和小君结婚了.1988年我与小君离婚,和德安的交往就更没有障碍了.他的确是我见过的最有才能和自成体系的大诗人.可惜的是,德安后来辗转到美国求生,由于长期隔绝于国内诗坛,写作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新诗潮》、“他们”
1984年6月,我调动工作回了南京,这次再不是探亲,而是定居.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诗歌界的气氛已经为之一变,文学社团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以文学或诗歌的名义结社.众多的文学社有民间的,也有批准的,亦有半民半官的,遍及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诗人们印刷刊物、举办诗会,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到处串游.1985年,老木在北京自费出版了《新诗潮》,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今天》诗人群的作品,下卷收入的则是《今天》之后的新秀.我开玩笑说,此书可作为联络图,只要一册在手便可游遍中国.
那时候,经常有外地诗人来访,只要报上姓名,声称是写诗的,你就得管吃管住、陪聊陪玩.并且还得吃好住好玩好,稍有怠慢,就会说你不讲义气,你的江湖名声就会受损.整个诗歌圈犹如江湖码头,交流诗歌在其次,以诗的名义过江湖生活才是真义.
记得有两位上海诗人来访,自称是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的,要走回上海（入海口）.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两人干干净净,衣服几乎一尘不染,而且也没带行李.坐下后就大谈哲学,试图让我折服.即使你请他吃饭也得心悦诚服地请,化缘的和尚也没有这样的呀.
还有一位姓马的诗人窜至南京,小海请他到九华山喝茶.此人喝至半途突然起身,高声朗诵诗歌.前奏是脱下军大衣,抛向空中任其落地,弄得邻桌不禁侧目.
就是这位马某,后来去了北京,游到北大校园里号召学生上街游行,结果被捕并上了电视.看电视时在座的有来自各地的诗人,将他的那身行头都认出来了：军大衣是某某送的,围巾是某某某送的,还有手表、裤子、鞋子……总之没一样是他自己的.
当年很少人有私人电话,更没有手机、网络,上门无法预约,办法是直接闯将过去.如果你住在楼上,就大声喊叫,你不在家,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作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一天早上,我前往瑞金路“上班”,走到单元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儿.打开房间门后,更是烟雾弥漫,就像着了火.只见几个人木然地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放着牌,他们竟然打了整整一夜.见我来也不招呼,我移至厨房给他们煎鸡蛋.
类似的故事不一而足.
也有彼此倾慕的诗人到来,相谈甚欢.比如王寅、陆忆敏一对就在瑞金路的房子里住了有十天.陆忆敏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精神病学词典》,如获至宝,抽出翻阅.其后的几天到哪里她都带着这本书.因为这次见面,我写了一首诗《常见的夜晚》,此诗如下：
这个夜晚很常见
你来敲我的门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
灯光首先出去
在不远的地方停住
你的脸朝着它
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
可我对你还不大了解
因此没有把房门全部打开
你进来带进一阵冷风
屋里的热浪也使你的眼镜模糊
看来我们还需要彼此熟悉
在这个过程中
小心不要损伤了对方
万夏自成都来访,我领他去见了顾前、苏童.我们去顾前家吃饭,在九华山茶馆展开辩论,其激烈程度差点要打架.具体辩论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万夏对我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如今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他还说,四川一准备成立第三代诗人协会,计划让我出任主席.自然被我拒绝了.
钟鸣来访,说此前他去了杭州,在西湖边买了一把龙泉宝剑,神情甚为得意.
张小波来访,未遇,在我门上留了一张字条,说我是一只鹰,他是一只狼,云云.
大仙来访,在瑞金路住了一晚,也留了一张字条,说除了写诗,只有一个“小小的死亡”.
杨炼不是来访,而是钦差巡视.他是《今天》诗人群中重要的诗人,我等不由仰视.酒肉款待是免不了的,我们还陪他逛了夜色中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时的杨炼身材颀长,面目清秀,但我不喜欢他的所谓史诗,因此暗自刻薄评论：像个县级文工团跳舞的.
孟浪、郁郁来访,说是刚刚去了西藏,如今我只记得他们的装扮.孟浪的破牛仔裤上贴了一块橡皮膏,郁郁则穿着高筒靴,比较时髦.
杨黎来访,只在我那坐了坐.由于之前没有读过他的诗,怠慢了.当时秦闲梦已在南京工作,杨黎有老乡接待,因此也不以为意.
这样的故事也不一而足.从1984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京碰面的诗歌圈人物还包括曲有源、普珉、宋词、唐晓渡、陈寅、李苇、吕德安、李劼、刘春（安徽）、洛夫、杨平、朱小羊、戴迈河、芒克、舒婷、柏桦,等等.柏桦后来干脆调来南京工作.由于记忆的关系,这里提供的时间顺序和细节都不足为凭（提请注意）.
但有关《他们》的最重要的接触则发生在1984年7月,地点也并非南京.丁当自西安到昆明出差,拜访了于坚.后者形容他和丁当的见面“像两个杀人犯一见钟情”,并且为这次见面写了长诗《有朋来自远方》.两人同时给我写信,兴奋不已.不知道是谁建议,以后我们每人弄一辆摩托车,前面挂上牌子,上写著名诗人某某、某某某,游行全国.
与此同时,丁当写下了他的第一批诗歌,其中最好的包括《房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怀旧又伤感》《南方纪事》《爱情夜话》.初读之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对丁当的天赋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感到震惊.这些诗具有某种迷人的节奏,不仅是诗,而且是真正的诗歌（诗与歌）,充满丁当式的幽默和绝望.可惜当年并非一个摇滚的年代,否则丁当没准就成大歌星了.
除了互相走动,当年的诗人们还流行写信和互寄自印的诗集.记得西川给我写信,是竖着写的,我回信则说“如今手持字典的诗人太多”.由于话不投机,信没通几封.但私下里,我认为西川写得真是不错（诗）.
海子寄来他油印的诗集,当时他还没有出名.刘立杆和小海开玩笑,说：“你怎么都有儿子啦？”
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
小海写信给李苇,攻击黄灿然.李苇又将小海的信拿给黄灿然看,后者写信给我,破口大骂（黄认为是我挑唆的）,并说要当我的面（侮辱之意）.
诗人们四处串游联络的时候,我基本上待在南京没动,但在南京城里却加紧了有关的交往,对象也并非诗人.其中之一是顾前,他只写小说不写诗,我们认识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假期回南京探亲.一天顾前约我去胜利咖啡馆,说是要谈一把文学.
胜利咖啡馆的楼上是胜利西餐馆,在当时的南京独此一家（至少也是最有名的西餐馆）,比周俊常去的和平咖啡馆更要洋派.自然不菲.我第一次吃西餐是因为顾前,而后者经常去.即使常去也不过每月一次,工厂发工资的日子,届时顾前会点上很多道大菜,根本吃不完.杯盘叠摞的后面,此人托腮沉思中国文学及其前途,接下来就只有靠咸菜稀饭度日了.
及至1984年,顾前的小说手稿已经积了一堆,但从未发表过.他已经结了婚,小日子过得红火,再也不去胜利咖啡馆了.我没事就去他家里混饭,其口味自然远胜西餐.
常去顾前家混饭的还有苏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南艺（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一日,苏童怀揣封新成写给我的介绍信去瑞金路找我,不遇,于是就将《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下塞了进来.回家后我读罢小说,立马就去南艺回访苏童.封新成的介绍信根本没用上.那年头的介绍信是作品本身.苏童以前也是诗人,并且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但他绝口不提诗歌的事,只论小说.
另一重要人物是斯微粒,既不写诗也不写小说.他是《青春》主编斯群的儿子,很早就和我、顾前认识.酝酿办民刊时我们不禁打起斯微粒的主意.迄今为止,虽聚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但缺少真正办事的,况且斯微粒的母亲就是主编.我们邀请微粒担任刊物主编,任务主要是联系印刷.《他们》第一期上的“付立”便是此人.苏童那时也不叫苏童,《他们》上面叫“阿童”,顾前则叫“乃顾”.
1985年,小海来南大中文系读书,在此之前,由于眼疾问题他曾长期在南京住院.《他们》创办前夕,既没有建立社团,也没有办事机构,甚至也没有开会讨论,但所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已经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所有的因素（包括作者稿源）都已到位,只等择日开张了.
《他们》创刊
《他们》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办,1985年3月出刊.此前为取刊名有过一番讨论.于坚写信给我,列了一堆名字,印象最深的有“红皮鞋”.后来老于不承认有这事,我说有当年的来信为证.只是那些信件由于数次搬家,不知道被我放在了什么地方,懒得去找.但我相信是有这事的,否则,“红皮鞋”三个字怎么会凭空跃入我的脑海,而且还和《他们》、于坚联系起来？
顾前给刊物起名“诺尔贝”,意思是反“诺贝尔”传统（有这样的传统吗？至少在顾前看来是有的）.我以为,这名字和“红皮鞋”一样,都含有某种反叛和黑色幽默的意韵.丁当图省事,说干脆就叫“老家”得了,被大家否决.“老家”那早已烟消云散,聚集起来的基本上是另一拨人马.
在九华山喝茶的时候,竟然有人给刊物起名“苦果”.还好,提议者是位画画的老兄,和诗歌毫不相干.可见《他们》创办没开任何会议,讨论不是通过邮件,就是在饭后茶余,随便是谁都可以参加.
最后刊名定为《他们》.我当时正在读美国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觉得“他们”乃是天赐.“他们”本来就是一嘛,并且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有一种背向而立的感觉.《他们》杂志既无纲领、宣言,也没有统一的写作原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供相互欣赏的作家、诗人自由进出其间.以作者为本,作品直接呈现——后来的《他们》历史证明这个名字是恰如其分的.
然后是经费问题.在南京的诸人每人出资,微粒、苏童、顾前和我都掏了钱.外地作者是否也寄钱了？我已经忘记了.总额不到1000元,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提着这笔钱,微粒开始跑印刷厂.很多双眼睛监督着,不是怕他挪用,而是在督促他的进度.微粒是个慢性子,在这方面相当有名.直到《他们》刊物出来,顾小虎评论说:谁说微粒不行？他还是能做事情的！
当年完全没有平面设计的概念,但对刊物封面我们还是很在意的.于是一拥入南艺,和当时南京油画圈的领军人物丁方交朋友.丁曾深入陕北,画了一批素描,声名大噪.他给《他们》封面也是一张素描.可下厂印刷时出了问题,说是因为技术原因,效果印不出来.素描稿被拿回来修改,我执笔.素描变木刻（效果）,丰富的层次变成了平板一块.幸亏原作高超,遗韵犹存.
《他们》第1期终于出厂,我和微粒骑着自行车去江边的一家小旅社提货.那地方我从没去过,破败不堪,根本不像在南京.2000本《他们》为何会被运到此处？又为何要在小旅社接头？其中的原委已回想不起.不过,那气氛倒是很符合民刊的诞生：灰暗、杂乱、诡异、危险,就像一部黑白电影.之后,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载着沉甸甸的《他们》,我和微粒骑在车上,一路尾随到了市里.
接下来是邮寄,发往全国各地.所有的人都来帮忙,包括家属.不说写信封、分装工作量巨大,就是邮费我们也承担不起.好在微粒的母亲是《青春》主编,我哥哥李潮也是《青春》编辑微粒和我搞来一批《青春》专门寄杂志的大信封,假公济私,大家分头填写.
大约有500本《他们》分成几批通过《青春》寄走了,500本分给在南京的作者,另有1000本继续囤积在微粒的住处.《他们》的联系地址留的也是微粒的地址.
半个月后,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这些信自然由微粒掌管,顾前常去盘问.他的意图不仅是想知道读者的反应,更重要的在于女孩.顾前总是问：有没有姑娘写信？有没有寄照片？又说微粒给他看的信都是男人写的,女的信微粒自个儿留着享用.这样的玩笑,每次见面时顾前都要开.《他们》第2期出刊后,顾前伙同小海等去南京各高校卖过《他们》,五块钱一本.如果对方是女大学生,分文不取的事也是有的.
一天,我站在站牌下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女孩在看杂志,模样（杂志的）熟悉无比,似乎是《他们》.然后车就来了,我上去后通过车窗频频回首（女孩和我乘的不是一路车）,想确证那就是一本《他们》.到底是不是一本《他们》,到现在也不能确定,就算女孩看的是一本《他们》吧.当时我心头狂跳不已,完全不亚于一见钟情.
《他们》极大的反响还是出现在诗歌圈里.盛名之下,微粒作为刊物主编游历诗歌重镇四川,受到了热烈欢迎.他还是和新婚妻子一起去的,这位佳人连我们都没见过.回南京后问起此行的观感,微粒只说了一件事,住在万夏家的时候,半夜起来,发现窗帘背后伫立着一具八岁儿童的骨骸.自然,这是万夏用来作装饰的.但为何是八岁,而不是九岁或者十岁的？微粒为何如此确定？可见他受到的惊吓之巨,连当时浮现出的数字都铭刻不忘.
《他们》第1期分诗歌、小说两部分.诗歌部分的作者有于坚、小海、丁当、王寅、小君、斯夫（陈寅）、陆忆敏、封新成、吕德安和我.小说作者有李苇、阿童（苏童）、乃顾（顾前）和马原.另有一五人集,收入了贝斯、李娟娟、王述平、李苇和陈东东的短诗.李苇是顾前的小舅子（当时的）,李娟娟的弟弟.陈寅是经李苇介绍认识的.马原则是故人.
还是我在山大读书时,李潮作为《青春》编辑,推荐过马原的小说.虽然最后被主编否决,但因为这知音的缘故,马原千里迢迢地从沈阳跑来.那是一个寒假,一天我在家里睡觉,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嗓音清亮,富于乐感.我想像马原一定眉清目秀.出了卧室我吓了一跳,眼前乃是一条大汉——马原身高一米八四,不过面孔倒是英俊得出奇.
我在西安时,马原已大学毕业去了西藏,每次他从东北进藏都要经过西安.马原会在西藏驻西安办事处等飞机,一等就是十天半月,我俩不免有时间厮混.我们曾一起登上著名的大雁塔.关于这座塔,我写诗表达过自己的感受,马原大约也是有感而发.他对我说:这世上的第一等人是政治家,名字每天见报.第二等人是体育大明星,万众瞩目.第三等才轮到影视明星.他马原是不得已求其次,干了写作这一行.说罢叹息不已.
马原也写诗,并声称自己写得最好的是诗,而不是小说.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因此在编辑《他们》时我只约了他的小说,没有约诗.
诗歌与小说并举,是《他们》的另一个特点,而且小说的分量很重.《今天》上当年也有诗,也出过史铁生这样杰出的作家,但在“第三代”兴办的民刊中,发小说的杂志是不多见的.直到第4期后,《他们》才停止刊载小说,但小说写作从未在“他们”中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后期朱文、吴晨骏、李冯、金海曙和鲁羊的写作）.只是由于小说和诗歌的不同处境,变得可以脱离民刊而生存持续了.
“青春诗会”、《他们》前期
《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是另一个系统.由于首届有顾城、舒婷、江河、梁小斌的加盟而声名远播.公认的两个黄金期一是首届,其次是第六届（有于坚、翟永明、宋琳、车前子和我）和第七届（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当年的“青春诗会”犹如诗歌界的黄埔军校,是论期的——“你是从哪期出来的？”实际上第二届我就受到了邀请,也曾前往北京.到了地方一看,在学习文件,本人于是不告而辞,公然开溜了.
第六届（1986年）我再次受到邀请,这次收获颇大,主要是认识了于坚、翟永明.那时《他们》已出了两期,我和于坚还没有见过,实在有点不像话.后者来车站接我,我看他犹如少数民族,朴实得可以.于坚也觉得我很土,连小轿车的门是怎么开的都不知道.除了互相挖苦,整个会议期间我俩都在辩论.总之完全不像是初次见面,就像认识有半辈子了,没半点虚礼客套.
翟永明的风采令我叹为观止,我不免跟前跟后.为和我保持距离,翟姐说我是个小孩,并自称姑姑.会议结束后,我和翟姐开始了多年的通信,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说来都不敢相信,为了一部傻瓜相机（翟姐说可以托人在香港帮我买到）我们竟然讨论了十几个来回.每次来信落款,翟姐必署：你姑姑.
当然也有正经事,除了讨论、修改作品,另有一次非常的遭遇.诗会是在太原召开的,当时隔壁正举行山西各地县的宣传部长会议.他们听说北京来了一帮小痞子,自由化倾向严重,决定组织反击.于是两拨人碰面座谈.事前《诗刊》的老师打了招呼,让我们少说为佳,别惹麻烦.在部长们的狂批下,我忍无可忍,率先跳出来发难,于坚、翟永明等跟进.
会议结束,一集体北上,前往北京.在北京我首次见到了西川、黑大春等人.
也是在这一年,我伙同小海、贺奕去了四川,经九寨沟抵达成都.那儿的局面更令人骇然.
我们先到万夏家,万夏将我们领到一家餐馆,说是所有的人都在.远远看去,两三张拼起来的桌子当街放着,四周坐了不下二三十人.我们加塞坐下,我被安排在杨黎身边.老杨将一条热乎乎的胳膊搭在我肩上,就再也不肯放下了.他说：“韩东啊,只有我理解你……”下面就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然后杨黎就不见了,有人解释说他喝多了,被弄到万夏家歇着去了.又过了一会,有人来报,说杨黎把万夏家的门打破了.万夏镇定自若,就像在说别人家的门.等散伙回到万夏家,杨黎已经躺在厨房的水泥地上,上身,正在打呼噜.他把万夏睡觉的床吐得一塌糊涂,因此万夏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动洗衣机洗床单.与此同时众多的诗人（记得其中有宋渠、宋炜两兄弟）进进出出,各取所需,万夏的母亲在一边表情焦虑.这时有人提议去喝茶,于是马松带队,前往茶馆.
在一条市场兼通道的小巷里,马松和一位踩三轮的发生了冲突,结果大打出手.旁边就是派出所,及时出现,但无法制止酒兴大发的马松,最后只好动用了电警棍.马松和踩三轮的被带到派出所里,小海、贺奕跟进去做证,我则返回万夏家报信,让万夏设法营救.万夏仍然在洗床单,他告诉我,这家派出所早把他盯上了,因此不便出面.派人再探,说是人已经被运到火车站去了.我问小海、贺奕在哪里？没人知道.因此我只得又去派出所,探听小海他们的行踪.
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欢声笑语.及至进屋,看见马松和一位正聊得热火朝天（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所里的指导员）,根本没有人去什么火车站.马松对指导员说：“什么坏事不是他们城南人干的？妇女……”三轮车夫手腕上紧扣着车牌,无比仇恨地盯着马松,但不发一言.
马松在抽一个烟屁股,依次传给在座的.他说：“抽！抽！哥们抽！”到了我这里,我说我不抽,眼看马松又要发作,我只好接了烟屁股,深吸一口后再递还马松.他对我说：“杨炼已经把九寨沟写尽了,你们去干什么？”他大概是指杨炼的组诗《诺日朗》.
我和小海、贺奕告辞时,指导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并且说：“欢迎下次再来！”
本来我们还准备在成都多待几天,但此处的确不可多留,于是当天就离开了.
小海是1985年9月来南京读书的,一来,就参与到《他们》第2期的编辑中.
《他们》第2期和第1期仅隔了半年（出刊）,第1期虽然卖了一些,但成本根本无法收回,按说我们是没钱再搞一期的.可1985年下半年来了机会,南艺的一位青年教师孙建军发起所谓的“江苏青年艺术周”.此人多方活动,拉了不少赞助,并得到了省市各级政府的支持.准备进行的项目包括画展、歌舞音乐会、话剧演出、时装表演等,诗歌也在其列.孙答应给我们一笔钱,让我们放手去弄.结果计划造了无数,只出了一期《他们》,印数3000.
第2期封面仍然采用丁方的素描.只是丁方再没有特意去画,而是给了我一个小本子,上面有一些即兴小稿.丁让我自行取用.我选了一张男人群像,通过一扇拱门能看见里面诸多宽大的脊背.雷吉评论说：像一伙壮汉正挤进一间厕所.
雷吉也是画画的,但不见经传.除了画画他还写诗,一读之下我大为惊叹,要求把他的诗发在《他们》上.雷吉的条件是上头条,理由为“引起重视”.可第2期出来后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除了我.《他们》也不可能永远让他排第一,于是此人便消失了.我至今仍觉得雷吉是一位天分奇高的诗人,有他的诗歌为证：
从西门进了那仓库又从东门出
扒上飞驰的火车找一块水田跳下
……
向白水里倒化学剂使它变成红色再倒一种使它变成或者蓝色
只是为了等待
——《等待》
这一期上的诗歌作者还有：丁当、于坚、王寅、小海、小君、李胡（李潮）、柏桦、张枣、徐丹夫、普珉、李苇、吴冬培、菲可、陈寅、裴庄欣、陆忆敏、陈东东和我.小说作者有张慈、乃顾、阿童.
记得我和小海前往溧阳校对清样,无论我和小海都应该是第一次出差,也是我们第一次结伴旅行.虽然路途不远,但兴奋之情至今记忆犹新,何况我们身负使命.
小海由于手术失败,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好眼”也只有微弱的视力.他就用这样一只眼睛打量着诗歌,脑袋不动,将校样捧至鼻尖,然后一行一行地移过去.招待所的窗外架设着霓虹灯管,明明灭灭的,将这个动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他们》第3期1987年末出刊,比较简陋,打字、胶印（前两期都是铅印）,并且只有100本.没收小说,有办《他们》以来的第一篇评论,贺奕写的《绝处逢生》.诗歌作者有小海、丁当、于小伟、任辉、小君、于坚、普珉、吕德安和我.
纵观《他们》前三期,核心的作者队伍已经形成,但从印数和刊物外观上看,三期却相去甚远,根本不像是同一本杂志.自然这是因地制宜的结果,说明《他们》在经费、印刷条件方面还不稳定.出刊时间亦如此.1985年出了两期,出第3期时已时隔两年.三期以后,模样上要整齐一些了,特别是从第6期开始,《他们》有了统一的外观,基本上没再变过.但在内容方面,由于于小韦等人的加盟,《他们》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将《他们》前三期称为“《他们》前期”.
《他们》中后期、“南大方面军”、
“南工方面军”
于小韦是从第3期开始进入《他们》的,这是《他们》“中兴”的重要事件.此前,于小韦办过民刊《黄草帽》,主要刊载朋友的作品.
我认识于小韦是因为任辉,后者当年喜欢李娟娟,而李已经和顾前结婚了.任辉虽无心理障碍（他不认识顾前）,只是追求起来不免阻力陡增.任辉一心要把顾前搞定,其做法就是每天中午去人家里串门.顾前借口睡午觉,不让任辉进屋,任辉就自己搬一张小板凳,坐在门外,对着里面的小夫妻大谈文学.顾前烦得不行,决定将此人介绍给我,于是一天就把任辉领来了.
初见任辉,我觉得他相貌英俊,没下雨但穿了一件雨衣,也算脱落不羁.开始的谈话是这样的,任辉问我,“你想获诺贝尔文学奖吗？”我答：“不想.”任辉说：“你不想,我还想呢！”虽然有点疯癫,但这绝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任辉是《黄草帽》的成员,和于小韦相识多年.一天我和任辉正在兰园的小街上转悠,一个高个儿笑眯眯地从对面走了过来.于小韦穿短裤、拖鞋,身轻如燕.之后,三人去了兰园我的另一处房子聊天.由于我和任辉、于小韦住得很近（都住在兰园）,后来便经常走动.于小韦当时是南工（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的一名教工,专业制作建筑模型.
于小韦和任辉都写诗,于小韦除了诗还写小说.但无论诗还是小说,于小韦都写得极少,质量却高得令人咋舌.并且他从不投稿,完全没有这根筋.我心里明白,自己是遇见高人了.
由于对于小韦实在欣赏,我背着他将其作品寄往当时如日中天的《诗歌报》,没有回音.半年以后,其中的一首诗出现在《诗歌报》刊登的一篇批判文章里,作为当前诗歌堕落、不堪的例证.没想到我的义举给于小韦造成了损害.但转念一想,他第一次发诗竟然是这样的方式,真是太牛逼了！
2001年,我主编“年代诗丛”第一辑,向于小韦约稿,倒是没有被拒绝.但于小韦没有留底稿的习惯,最后编入诗集的那些诗除了《他们》上发的,大部分是从我这里找到的.总共70多首,于小韦又删去十几首,诗集出来时只剩61首,是那辑诗丛里最薄的.面对喧闹的诗坛,于小韦完全没有兴趣.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连我都不在,他们折腾什么呢？于的骄傲是骨子里的.
于小韦是“同志”,在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已经知道20年了,但于小韦不知道我们知道.直到2005年,他和朱文前往云南,后者才挑破这层纸.于小韦如释重负,抱怨我们早该告诉他了.告诉他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同志”？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是“同志”呢？
又一日,我和杨黎聊起“他们”和“非非”,两相比较,竟然不相上下.“他们”中出过老板,“非非”中也出过.“他们”中有拍电影的,“非非”中亦有.“他们”中有少数民族,“非非”更是不缺……最后我急眼了,说：“‘他们’中有同志,你们有吗？”杨黎恨不能有,但的确没有.于小韦为“他们”争得一分,他的确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光荣.
任辉是另一类天才,主要体现在劳动强度上.当年他写诗,一天要写十几首,甚至几十首,三天的工作量是于小韦的一辈子.那时大家都用稿纸写作,任辉的稿纸消耗是最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稿纸,堆积如山.一次,我的稿纸用完了,去任辉那里要,他说没有.我指了指无处不在的稿纸说：这不是吗？任辉答：都用过了.翻开那些簇新的稿纸,另一面果然写得密密麻麻.任辉用过的稿纸就像新的一样,并且一旦写完他就绝不再看.选编他的诗歌那就麻烦了,粪里淘金.这样的苦差往往是于小韦代劳.
从《他们》第3期开始,于小韦不仅贡献了自己天才的作品,在编辑和印刷方面也投入精力甚多.《他们》第3期是通过于小韦的关系在南工胶印的,第4、第5期的封面肖像也出自他的手笔,印刷也是在南工完成的.我将《他们》第4、5、6三期称为《他们》中期.
于小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朱文、吴晨骏都来自南工,当年在南工读书,慕名找到于小韦.我第一次见到朱、吴是在于小韦家里.朱文高个,气质迷人,吴晨骏木讷,神情忧伤.他们皆是《他们》后期的新生力量.朱文更是以其独具风格的小说震动文坛,扩大了《他们》在圈子之外的影响.
朱文等正式进入《他们》是第6期,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了.但在第5期之后,《他们》有过一个停滞期,我伙同朱文曾印过三期“资料”,因此朱文的进入可追溯到80年代末.
《他们》另一帮生力军的来源与小海有关.贺奕、海力洪、刘立杆、李冯、杜俊飞80年代皆在南大读书.其中贺奕、刘立杆、李冯和小海同班（或者同年级）,海力洪低小海一级,杜俊飞高小海一级.这中,贺奕进入《他们》最早,第3期,海力洪、刘立杆是第4期,李冯、杜俊飞是第6期.
有人戏称,《他们》有“南大方面军”和“南工方面军”之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中期开始,特别是后期,《他们》的作者至少有一半集中在南京.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是一个地区性刊物.南大、南工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海力洪、李冯来自广西,贺奕来自湖南,刘立杆虽然满口南京话,却也不是南京人,来自苏州,杜俊飞来自苏北,吴晨骏亦来自苏北,朱文的祖籍是福建.
《他们》后期另有两位重要的作者,杨健来自安徽,鲁羊来自苏北.此外《他们》中后期还刊载了非亚、伊沙、阿坚、张枣、杨黎、欧宁、唐欣、朱朱、唐丹鸿、徐江、张弛、吕约、蓝嫫、李森、侯马、杨克、翟永明、陈超、沈奇、张柠、张生等人的作品.另有一本编好未印的刊物,作者包括北岛、西川、蓝马、周亚平、车前子、林莽、多多等.
《他们》主要作者中真正的本土诗人,在南京长大的只有任辉.除此之外皆是外来户,或者早年不生活在南京.《他们》自1985年创刊,1995年停刊,共出了9期（另有三期“资料”和一期未印的刊物）.前五期20世纪80年代出刊,后四期90年代出刊.90年代的《他们》从编辑到一系列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刘立杆、朱文、吴晨骏担任的.
围绕这本刊物,自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可惜本文主题限于80年代的《他们》,只好省略.并且《他们》诗歌之外尚有小说,《他们》纸质刊物之外尚有“他们网站”,《他们》之外尚有“他们”,说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我固执地认为,《他们》虽然已经停刊16年了,但“他们”依然存在,作为一种象征依然存在,精神认同或者“同情”者越发增多,整个故事还将继续.当然了,你也可以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也符合《他们》创办的初衷.还是以朱文的一首诗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咏冬
风和日丽,这个季节
子虚乌有.
这个季节只是
另一个季节的比喻；
我的死亡,比做
你永恒的爱情.
古怪的农民,
需要的只是种地,
这里种一年,
那里种一年,
人间种一年,
天堂种一年,
瞧,他自己那块地
已荒芜多时了.
劳累终年,这个农民
子虚乌有.
这个农民只是
另一个农民的比喻；
我的爱情,比做
向你飞翔的坟墓.
责编：郑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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