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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我们应该成为宿命的反叛者

贾樟柯:我们应该成为宿命的反叛者

编者按:最近,导演贾樟柯新书《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出版,适逢其执导电影《江湖儿女》杀青,监制电影《海上浮城》获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剧情片主竞赛单元“集体表演奖”.

人们习惯于把贾樟柯认作“第六代”的中坚力量之一.新的时代环境和商业化的游戏规则渐渐让这个曾经风光的导演群体逐渐走向消散.尽管不少导演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但第六代导演群落和这个名词背后的独立、个人化和新锐、先锋,似乎在灰飞烟灭.

如今,48岁的贾樟柯也不再是过去那个拍《小武》的导演,他早已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许知远曾评价贾樟柯“他的最佳时刻,是他能意识到崭新的时代情绪,并且准确、迅速地表达它.”让我们用他的书写,作为观察这个剧变时代的一块切片.

□贾樟柯

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

我十九岁那年,疯狂地喜欢上了文学,我试着写小说,后来又喜欢上了画画,最后我确定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电影.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有许多不平静的时刻.

时代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个人的情感处境,或者生、老、病、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能逐渐理解的生命真相,都会让我们体会到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的困境.

也正是这些困境给了我充沛的表达,电影是我的精神出路,这是我选择电影为自己终身职业的理由.

电影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你们将要从事的依然是一门古老的行业.

我们和那些遥远世纪的说书人,那些口传史诗的艺人,那些编撰民间传说并把它流传下去的先辈一样,电影是人类在科技时代的表达方式,然而它最终将传递的仍然是人类的生存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记忆方式书写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在这看似宏大的使命背后,这门艺术真正需要的还是每个作者真实而富有洞察力的个人书写.

相信和捍卫个人表达的价值、自由,唯有这样我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必要的尊严与价值.在经济的限制或者政治的压制之下,我们最少可以成为一个反叛者,用电影去和人类的惰性、黑暗抗争.

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二十三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

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二十三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

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五百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支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

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像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做伴,而我有往事相随.

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得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二十一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我,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

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

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

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

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做了一个汉奸梦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

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

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

一群人站在门口痛苦至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

在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有一位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呢?

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

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

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脱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地来到我们身边.

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自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

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

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

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他们在上网.

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

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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