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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未来职业教育的作用
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中国的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一不深深地吸引着我.古老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国家主席在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并且在之后的集体学习中,多次谈到了要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了积极响应主席的号召,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笔者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来华了解、学习中国文化,并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化传播者,向世界弘扬和传播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以一个国际友人的身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在当地作者亲眼见证了从自治区到自治州/县的各级政府,就如何主动抢救这一特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做的全方位努力.这类自上而下的努力值得在世界范围内赞扬和宣传,因为,这种从上而下的方式保护和继续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使得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以及保护发掘传承人等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各种本地文化也得以保存并延续下去.在这个中,作者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政府对“讲好中国故事”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烈期望,希望能用英语帮助当地人民把这个中国故事讲出去.
在新疆特殊历史、多元文化和社会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下,作者认为,在很多方面,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少传统文化都将会消失.虽然有上述这种情况,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的特殊环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胜过一个,因为,每一种文化的特性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无论如何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特别提到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能促进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复议和复审的.作者认为,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系统在某一层面能校正乃至发展成一种对职业教育的新的认识.在党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已经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对此全权负责,同时,学术界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项重要的工作中去.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中国早就有类似的非遗保护理念,但它却没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于2001年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非遗保护体系来支持、保护和传承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自此,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2003 年,、财政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 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5 年3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 年3 月,国务院要求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普查工作,审核的501 个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公示,而这500 多个项目也为中国今后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供了后备资源.而且,2013 年,为了促进和发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简称“非遗协会”.虽然2001 年之前,‘非遗‘这个词不存在于中国社会话语中,但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却有着长久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和农业社会的民间音乐、民间故事等文化现象能作为有效的意识形态传播,因此,和其他员干部开始收集并使用这些资源组织全面抗日战线.新中国建国后,政府更加重视民间文化的发展与运用,一直到60 年代中期,政府通过各种方法使得优秀的民间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承保护.但到1966 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不得不停止此项工作.与之相反的是,民间艺术、技术、科学和历史开始受到破坏,所以民间知识开始逐渐流失,地方的知识分子、老年人等也几乎没有办法把传统知识传承下来.
20 世纪70 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政府开始全面整顿之前的混乱局面,决定花大量的时间、资源把已破坏的文化环境进行发掘保护.目前,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核心文化政策,并且国家领导者多次提到优秀民间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中国各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平均年收入的提高已经开始允许少数民族消费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另外,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一个非常相悖的实践是：“非物质文化”经常被“物质化”.由于上述情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就业机会肯定会有吸引力.但由于中国的国情,再加上中国对‘非遗’有着特殊经验,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很不一样.在国外,非遗保护源于Grassroots（草根）.这就是说,非遗保护来自于民间自觉的保护意识,而且通过政策和IGO/NGO 的支持下,自己来保护,发展、传承,传播他们认为很珍贵且正在消失的古老文明和文化遗产.但是在中国,这个理念刚好相反.中国对非遗保护理念是以发起于党与政府的国家层面上,逐级落实到到地方政府的.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挖掘有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之进行保护、传承和传播.为了加强地方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通过校内教育、培训班、职业教育等方式系统地进行传统民间技艺的传承保护.前述两种非遗保护和传承方式各有优劣,但是以政府为主的非遗保护系统会遇到不少的困难,而且可能会威胁传统文化.比如说,为了符合文化产业化政策,制造者经常会把传统文化商业化.商业化的传统文化放弃了传统技术和制造方式,做出形式性的文化产品,失去传统技术、传统艺术和传统知识.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理解的局限
作者认为,造成这些困难的但主要原因是：学术文化方面的管理人员不是专业人士.这就是说,在政府的指导下,没有受到足够文化方面的培训和教育的干部需要落实学术性的工作并实施文化产业化的工作.这句话完全没有意味着任何冒犯的含义,相反,这句话只是表示对政府和学术界不同社会责任界限的划定.地方政府机构的主要作用是规划地方政策和执行工作,而不是处理具体文化学术工作.政府管理层面的世界观适合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促进物质性社会发展等,但是这种世界观并不适合抓住和定义抽象社会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网络系统,并且有关工作需要细节性的了解和解释.但根据詹姆斯·斯科特（1998）所解释,为了保证管理质量,政府管理系统不得不把社会的无极复杂状况通过统计、公式、标准化等形式进行“使社会的易读化”（making society legible）.当然,地方政府经常向有关学者进行咨询工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咨询一般都出现在项目申请的过程中.非遗项目的定义、初步项目的研究等工作已经被“使易读化”开始形成对所谓的“文化产品”的保护.
在政府的指导下,政府追求“文化创意”,但是“创意”的概念很模糊；虽然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这就是说它必然“自然地”改变——但是传统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会引起“不自然”的文化变动和同化.在过去,人们基本上都假设“文化”是“静态”,但如今这个观念已经被全面拒绝了[1].当代“文化”的概念——尤其是“非物质”文化——已经承认文化的“活态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不是例外.中国对“文化创意”来自于一个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的逻辑.据田青教授的研究,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对非遗保护的工作,并且,他认为,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对传统文化态度.据他所阐述,中国对文化的“思想”包含进步论的元素,严重威胁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他说,对发展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非遗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这个思想有更多的人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什么思想呢？就是传统文化也要发展,非遗不单要保护还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伟人说的,但是什么叫发展？怎么发展？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并且,以中国传统地方剧为例,田青解释从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中国地方剧已经消失.为了保护传统文化,人们使用当代经济理念来“发展文化”,而且这种观念就意味着对“文化”的“创意”.拿出四川地方剧的例子,他解释,为了“发展”和“保护”川剧,发展者,“要尽量请名作家写剧本,要贴近生活,反映现代生活,邀请作曲家来写曲子,请话剧或者电影导演来导戏,然后请现在的舞美设计师用声光电来包装,结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结果就是同质化和自己特色的消失.而消失了这个特色之后,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这种同质化是艺术末路,但是现代化带给人们的一个思想就造成了所有艺术的同质化.”虽然“文化”是具有活态性的现象,但是通过追求“发展”,通过“创意”意味着一中“非自然”文化变动.[2]
同样,虽然政府对文化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但政府的目标不仅局限于追求文化保护,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推行大量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活动成为文化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在此,短期经济发展目标和长期文化保护理念经常产生矛盾.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开始被商业化了.而商业化的文化是非常表面性的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深奥核心.必须强调的是,非遗的重要特点是,非物质文化不是物质文化.传承人和老一辈文化者去世后,非物质文化就会跟着他们一起走.连续几十年后,这种商业化情况将会引起文化的形式化.这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存在,但是他的精髓已经消失了.一种具体事例包括草原民族的奶酒酿制案例：草原民族——尤其是中国蒙古族——崇拜奶制品,尤其是奶酒.根据有些蒙古人说,奶酒在蒙古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奶酒被视为“圣洁之物”,在典礼、仪式、祭祀或盛大的节日,都要饮用奶酒.在日常生活中,客人来访,在进门时分享一杯酒是表示友好的一种礼节.虽然近年来,不同种类的酒已经开始融入平民生活,但是奶酒的地位和文化内涵仍然存在.比如说,在作者的调研区,老百姓普遍认为,奶酒不含酒精,而算是更高层面的物品.可以说,奶酒跟其他酒不一样,它属于纯洁之物,它与蒙古文化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奶酒的重要性在很大方面上是源于它的酿制方式,而不是它的酒醉功能.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奶酒是一种非异化文化产品.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奶酒的制作过程对奶酒的价值远远超过奶酒本身的价值.一旦脱离这个综合性文化情境,奶酒就慢慢地失去其“圣洁之物”的文化地位.酿酒远非一种独立“文化元素”或“文化产品”.相反,酿酒文化与生活有密切连结.食物、歌曲、家里手工品制作和家人邻居的穿梭来往都和酿酒文化有密切关联.从日常消费的食物到社会性活动,这些活动都有包容性并使社会再生化,同时,也远远超越酿酒过程的最终产品的价值.通过酿酒的过程所做出的产品不限制于奶酒,但也好几个奶制品,并且许多酿酒过程所产生的制品都助于家庭、家族乃至民族之间的社会化以及再社会化.因此,蒙古族所谓的,“奶酒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不能离开于其综合文化环境；这就是说,酿酒本身不能被视为一个“文化产物”.
最后,这些商业化的开发与利用也会引起文化的Decontextualization（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简单地说,如果有一个文化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有自己的文化情境.脱离这个情境就会改变它的内涵.这不是说政府为了发展的目的驱使传统文化的产业化,是有意的来破坏传统文化体系.但是政府在它自身的角度、自身的利益下会优先考虑到自身的选择和目标,因此,这篇文章中知识想提出一个想法：因为,非遗保护正在受到政府的极度重视,加上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情况的不断地改善及对自己本地区非遗兴趣的发展,非遗的传承体系不得不变成一个对非遗保护的核心考虑点.因为非遗又需物质性的形式进行传承,非遗保护也必然列入一种技术职业体系.
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职业教育理解的启示
这一点地方政府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了,但是在许多方面,地方政府严重缺乏对发展相关政策的人才,况且中国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经济发展一般依靠自然资源.非物质文化保护概念不能再被视为政府的责任,虽然在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中,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核心角色,但是社会也必须更积极地、更主动地来参与并支持这项重要工作.因此,作者认为,职业教育研究界可以考虑开始重视传统技术传承人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当地政府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技术的复杂体系、做出更完善的保护、传承、传播和产业化的政策来促进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必须保护当地文化特色的精髓所在.
最重要的是,教育学——尤其是职业教育研究界——也必须认可非遗的传承体系不一定是一个“老师和徒弟”制度,也不一定能在一个教室里面传承下来.也可以说,为了把握十分复杂文化网络系统概念,传统校内式或培训班之类的职业教育方式都把其复杂文化概念简单化了,在某些方面这种教育方式能容易使复杂综合性文化系统去情境化、同质化.因此,职业教育本身需要把握此机会,深入研究各族传统文化技艺传承,重返乡村,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观.从这种新视角,“教育”变成一种又实验性又全面性的文化经验,并且,由于文化情境不同,每个教育和传承模式都以其独特情况而成熟起来.
通过专家对文化的复杂性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我相信,我们在发展地方特色的就业机会、发现新的经济来源的同时,也能更好保护传统知识、技术,而且不仅仅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定会培养出下一代民间艺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以更好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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