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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地理的言说
黑 丰
1993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乡下老家的菜园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纸上的漂泊中,我呼唤并期望寻索一种新的地理.我提倡人的不灭,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认为文学实则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我们不仅要善于从人使用过的器物中,从历史的的遗迹与印痕中,从空间的迷局中给祖先和易失的人类按脉,还要善于从当代人的身上发掘我们的祖先,从而发掘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从而开启另一扇人的生存之门,进而拓展一种神性的文学新疆界,让比我们更古老的词语重新开口说话.
第一次在我的笔下提出了“地理”的概念,凭直觉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认为“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并且推论文学应该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文学“地理”的提出,主要经由1990年前后几个实验小说的托举和承重,具体形成“地理”这一概念是1993年.
现在看来,仍然是对的.这个认识后来在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得以认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研究时间中的“空间”、历史中的“档案”的.他认为空间为外化了的时间,时间不单纯是“绵延”的,也是沉淀的.“博物馆”看起来保存的是“物”,但其实是时间的“遗迹”,使用它们的人虽然不在,但使用的印痕、生命浸淫的汁渍和时间沉淀的“遗迹”还在.物就像一个“贮放人性的容器”（里尔克语）.
时间虽然从死亡的零界、从握着“烟斗”（福柯）的手上断裂,但消失的时间会在“烟斗”上一层层“冷冻”下来,同时它也会在今人身上“沉淀”,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发掘.“烟斗”的所指具有意义,它的能指同样具有意义,或许更为本质.德里达的《文字学》也有进一步的表达,《文字学》是一部强调“写”“轨迹”“文本”的书.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是“时间—历史”的“轨迹”,这种“轨迹”不是直线的“绵延”,而是层层覆盖.现在“覆盖—删改”着过去,透示着未来.眼前的事物,大多为昨天的事物,事物在“延续”中“自身同一”,但今日的事物,已非昨日的事物,今非昔比,“同”中有“异”.这就是德里达的“延异”.
在我的实验小说《人在芈地》中,主人物“尹”三次遭遇一棵命定的楝树,其中有两次是爬树的.表象地看,似乎是三个时间片断爬向了一种沉淀的时间,但也可以这样看,三次爬向的不是一棵楝树,而是爬向（尹）自己,自己（在某一刻）就是家乡（芈地）的一棵苦楝：
尹离开猪舍,走了一程,看见一棵熟悉的苦楝.他的手有些发痒.他丢下简单的行李,脱下一件一件的衣,朝手上吐一口唾沫,就向树上爬,爬上树后一看方觉时令已值初夏.这时,他看见米粒般的、紫色的楝花.楝花出现,楝花的暗香也就出现了.尹站在树丫上,深吸一口气,小便的要求接着就来.在树上小便可能与抽水马桶小便大相异趣.它潇洒.尹刚刚撒了一半,树下的竹床上传来一个女孩梦乡中转为惊呼之声.芸正在楝树下竹床上午睡.芸已到随身携带卫生纸的年龄.芸正在开满紫花的楝树下暖暖地做着春梦……
尹费劲地在酸度越来越稠的空气中一步一步走.他的装订松散的哲学笔记一页一页地飘落.这些靠楝树皮制作的纸品飘逸着楝花时节的芬芳.一棵命中注定绕不开的楝树就出现在眼前.他除下简单的行李,爬上楝树.他爬树的动作像一只敏捷的老猴.爬到楝树的一半,他习惯性地回头望了望,他望见了年轻的自己,自己正走下堤坡.年轻气盛的他竟然没有发现这个爬树的老猴.他向上望了望,他看见了青云般高高在上的树冠.等尹爬上楝树的枝桠已是下午的一些时光.尹喘得厉害,叹息气力不如当年—这时他望见遥远的地方有一支吹吹打打的丧葬队伍走过.
尹跟着孩子走在归家的途中.这时,一片的楝叶飘来,尹绕过一口池塘；两片黄楝叶飘来,尹跨过一根横木；越来越多的黄叶从一个方向飘来,境与物越来越熟.一棵预期的苦楝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凉床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苦楝的下面.此时已是深秋天气,苦楝已过了它的茂盛时期.苦楝上零丁地挂着一些不落的楝果,楝叶的叶柄正在松脱,一匹匹灿黄的楝叶在瑟瑟的秋风下无声无息地飘落.芸此刻仍身着夏令时的服装躺在凉床上,一根裤带极不体面地拖到地下.芸衣着松散,仿佛才睡了过去的样子.可是芸的身上和四周已积满了历时的楝叶.纷飞的楝叶似乎向人们述说着一件暧昧的往事.
三次,一次与一次都不一样.小说中尹第一次（并非尹的人生第一次）爬树,动作是“丢下”（行李）,第二次“除下”（行李）…… 渐变的.渐变的还有其他.楝树在这里,既可是另一情状的“人”,也可是另一种“泥土”.“人”也罢,“泥土”也罢,都是以空间形式显世或在世的.泥土可以理解成一种高举的“地理”,“芈地”通过这棵树升到了空中,“升”是时间页岩的另一种沉降.“尹”的诞生,“尹”的童年,“尹”走下北方那所大学的台阶,“尹”归故里（芈地）,以至“尹”走入棺木等,都能在这棵树的深处望到.树的“深处”正是这一楝树所处的被日常所遮蔽的特殊区域.这一区域,与你所处的纯物理区间也许是一致的,部分是重叠的,但它的未可知的（大片大片的）“页岩”就“叠”在那里,冷冻在那里,你在树下望不到,或很难望到,根本无法契入.当“丢下……行李”或“除下……”,他（尹）就望到了这一隐在的区域,望到了“时令已值初夏”,望见了“年轻的自己”.他的小便洇醒了冷冻在一区间的“正在楝树下竹床上午睡”的芸.有时一匹黄叶打开一扇门,将你引入一棵树的“深处”,使你看见另一区域.飘落的树叶一匹一匹地向你诉说,你（尹）的亲人,那个疑似姐姐疑似情侣疑似母亲的身份不明的女人（芸）,芸可以在树叶的飘打中像经霜的黄叶一日之内年老色衰,极不检点,“衣着松散”,“一根裤带……拖到地下”.
我的写作“考古学”的意义,是空间的、遗迹的（发掘）,“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塞尚）.因此,我重视“物像”,重视罗伯·格里耶,重视他的重要代表作《嫉妒》.物体和词语中存在“一种非有机体的生命的力量”,“消亡的是有机物,不是生命”（德勒兹）.
我的小说撇开了传统小说的故事链条,特别强调了地理的因素,强调一种考古学意义的地层发掘.《第6种昏暗》《人在芈地》《白棺》《黑鸟为什么盘桓》《蛇的弥漫》等多篇实验小说都特别重视地理.譬如1990年写的《黑鸟为什么盘桓》,就是一篇特别具有地理性的象征小说.虽然它尚够不上一个短篇特有的精致,但它的价值不在这,而在于叛逆,在于它的延“异”（这正是我所要标举的最可贵的地方）.其实从中国文学传统“延”下的（东西）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在“异”（陌生化）,重在（血液的）刷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生.
有一种写作不是承继的、顺从的,而是“反父性的,它自始自终是一场搏斗—既与他者,又与‘孤家’.这个他者,可以是历史幽暗渊薮中的所有‘他们’（父亲们,但不是天父）.在此,我们必须用力、用烈火,打倒并销毁‘父辈’的永生的金像,只有在残酷的销熔中,我们方得以再生（或重生）.同时,写作又是一种召唤（直指可能之物和未知事物）—对神意、对那些游荡的、无家可归的虚位‘在者’,使那些曾经‘在’的‘在者’重新临在,复位和安居.”
人的这种“反父性”和叛逆,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当初严辞否决一种大众化的惯性（故事化）写作,否定一种既定系统,一意孤行地确立地理地貌上的物像变化,这确实是很生理很个人化的反应,就像吃某种东西就过敏就呕吐一样,它不适应我的身体和我的胃.可能,我的体液中有一种特别异质的东西,它抵制,它不允许我这么做.人一旦有了这种异质便不易在惯性轨道中滑翔.它规避,它易燃也易爆.如果顺滑它就有可能要（精神）分裂,化为碎片,使不复存在.最主要的是我的身体需要陌生化,需要深潜沉,需要有异于淡水的咸海中的那种逆流；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新的路径和炳朗星空的照彻.所以我不看好那种线性的很平面化的写作.我所认可的小说和我所认为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所有事物都是共在的、平等的.人不是升起的孤礁,不能孤立地独存.人是由与人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辰大气液态）构成的,万物构成自己也构成人,它们像上帝的恩宠和奥秘一样日夜围浸着我们并成为我们.一点一滴的悸动、一匹树叶在枝儿上的轻摇、一只青蛙在一座新坟上的叫喊、一颗黑桑椹“莆—”的滴落、一枝的蛇影在水面蠕动……都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暗示着什么昭显着什么言说着什么.并非空穴来风.万物静默如谜,但万物也倾声如诉,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所有写作最终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指向并非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如果存在某种不可说但对人类意义深远的真实,那么,人们怎么能言说这种真实呢？不可说的怎样变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著名宗教哲学家奥特（H. Ott）提出并在他那里解决：“在此重要的是不可说的必须作为不可说的说出.‘不可说性’、神秘没有被消除.”—那么,如何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呢？
奥特的答案是：象征.唯有象才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
事实上,地理是象征的.因为地理中任何一种物象,都是有上帝参与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言说,通过一种未知的语言介入我们的生活.
那种认为世界万物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粗鄙的片面的,那是人的一种“盲”.认为小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写就是生产,写就是组装,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地写无休无止地看,这是制造庸众,也是对现象、对世界真相的和个性的扼杀,是对物自体的粗暴干预.
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有迹象、有应和、有先兆、有暗示、有预警,不是孤立的.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都在一定的地理中赫兹共振.不同的时空也可并置.《黑鸟为什么盘醒桓》写了一个小孩的惨死,他妈妈很伤痛（振动）,他的弟弟很惊恐（振动）,周边的事物与气象一起振动.孩子是如何死的？是砍树枝、偷吃桑椹,还是被一枝捕杀？这是一个谜.作品没有明确的宣喻,但围绕这一事件构成的有许多动态、零碎的物像与地缘片断,它们像一个阴谋、一种忧伤的雾霾,像大雨临界的种种征候,围浸着言说着,但又含糊着.
奥特的象征,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一种空间的、地理的要素.记忆的历史的时间的都是地理的,都会在大地上沉降或沉淀.地理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感性的东西,时间才是理性的.人对时间的记忆实际上是对一种地理的记忆,因为它们总是在一定的地理（或境遇）中发生的,然后在相似或相同的地理中遣悲怀、追忆、停顿或展望（向前推进）.地理诞生时间也迷失时间,诞生人类也迷失人类,诞生万物也迷失万物.
强调小说中的地理性,这是空间颠覆时间、感性颠覆理性,把时间还给上帝.这种颠覆性的地理写作,直指一种无法把控的最高存在,直指上帝的理性.上帝的理性即人类永远也无法参透的神秘性.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地理小说,也是我的小说观.
1见拙作《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西部》2015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北京文学》杂志社]
地理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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