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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两极延展
近代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书写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一批分别是：1920年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譹?訛、1922年叶伯和出版的《中国音乐史》,1926年童斐撰写的《中乐寻源》,而真正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譺?訛是30年代王光祈在德国比较音乐学和音乐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以律、调、谱、器的进化为基点进行阐述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版）,至今,近代中国音乐史学书写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史了,斗转星移,学术年轮已经进入后杨荫浏时代、后黄翔鹏时代,中国音乐史学的书写还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学术形势进入百年未有的佳境,我们不缺乏雄心;民族音乐学、实验音乐学等新学科得到迅速发展,我们不缺乏方法和手段;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的成就日新月异,我们不缺乏相邻学科的支持;从黄翔鹏的《乐问》和他关于曲调考证的系列论文看,我们也不缺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所缺少的只有一样:实现雄心的基础、施展手段的对象、解决问题的依据一个新的、雄厚的资料库藏.?譻?訛
时至今日,音乐学术界仍然在呼唤既遵循传统音乐学术体系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高品质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写.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建设目前面临着两难境界,即因为20世纪几番大否定后导致的与传统的文化断层以及缺失与国际学术的良性互动,使之未来的发展必须向两极延展：首先是向中国固有音乐学术体系的回归,在“辨章学术”的基础上“随学流”,在雅俗的框架下关照中国人创造的一切形态的音乐历史,同时也要注重“文化身份”的自觉行为与表达,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
一、“随学流”：
传统学术语境中音乐书写的“类分析”
（一）音乐书写的“达声”与“载道”
中国古代的音乐学术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文化内涵,反映在与之对应的是音乐书写传统和编纂体例有其独特的描述、记录音乐和理解音乐的表达方式.面对丰厚的古代音乐史料,今人不禁要思考：
中国古人为什么要书写音乐？是载道？还是传承音乐技艺？
是谁在记录音乐历史？书写者是主位的（emic）还是客位的(etic)？音乐文本是王朝叙事政治修辞,还是音乐表演者手持的技艺表演文本？
中国古人怎样进行音乐书写？音乐材料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基于如何的逻辑概念和知识立场为音乐记录建立关系谱系？（比如雅俗、华夷观念等关系）
音乐书写表达集体记忆、民族认同、文化身份和社会意义？
中国古代音乐构建在礼乐制度的文化功能上,重视人伦和音乐观念相结合,重视音乐制度的传承,所以在音声中蕴含“道”和“义”是古代人追求音乐的最高境界.声音与道义之间的关系是：“达声”才能“达义”,“取其声”才进而“取其义”.南宋郑樵就在其《通志·乐略》之“祀饗正声序论”中申辩“贵声”是音乐的前提,“有声”才“有义”：
“乐为声也,不为义.”“有声斯有义,与其达义不达声,无宁达声不达义.若为乐工者,不识铿锵鼓舞,但能言其义,可乎？”?譼?訛
郑樵进而指出器乐是“道器合一”的音乐载体,“取其声”才能“寓”“其义”：
“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取其声之义而非取其事之义……故君子之于琴瑟,取其声而写所寓焉.”?譽?訛
按照古人的音乐逻辑,历代逐渐建立了音乐书写的谱系和序列.当古人用凝固的文字记录感性聆听音乐的经验及其文化功能时,与之相对应的描述和记录也有相对的分工：有“达声”对声音的记录,如传承者乐工手持“乐谱”,更有记录者“载道”的学术阐发.重视音乐“载道”功能的记录者,他们皓首穷经,阐明礼乐的制度名物的义理训诂,并探赜索隐,考证推算其乐学律数原理,追求“乐本”与“乐理”统一、“道器合一”的音乐“实学”,在礼乐制度、乐学、律学、琴学等专题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音乐学术的关键在于阐明“乐本”和“乐理”：一是关于礼乐制度名物及其音乐思想的“乐本”考证；一是关于“声音器数”“发明律吕”的“乐理”考证,到达“即器言道,道器合一”乐律名实.
天文、乐律,皆积数之学也.天文渐推渐密,前不及后.乐律则愈久愈失,后终不得及前.盖天文有象可测,乐律无器可凭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辞于言乐理,又遁辞于言乐本.夫乐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乐理、乐本也.备是二者,莫过尧舜,而后夔所典,尚规规于声音、器数何哉？无声音、器数则乐本、乐理无所附.……今所采录,多以发明律吕者为主,盖制作之精,以徵诸实用为贵焉耳.?譾?訛
这一部分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典籍分类中的经部乐类和史部正史乐志律志、政书类的音乐典章之中.目录学中的音乐文献分类?譿?訛、正史乐志律志的断代音乐史书写?讀?訛、政书（《十通》）中的音乐资料、丛书中的音乐文献分布等文本互相呼应,共同呈现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载见思想史的面貌,揭示了音乐文献所共同承载的知识谱系.
(二)古代音乐书、谱的雅、俗同构关系
本文认为应该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视为一个有机的纵横交错的织体,在系统地分析其编纂体例与立类特征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古代音乐书写立场与音乐文献记载之间内在潜藏的逻辑性对应.所以对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考察,其前提可以转换为如何加强采集和研读古代音乐文献记录的问题,进而“类分析”大型音乐书写的文本,理清全面而系统的音乐知识谱系.
中国古代的音乐书写在雅、俗两大范畴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文献归属：一是“经部·乐类”和史部正史乐志、政书音乐类,皆为“载义”之雅乐叙事文本,是阐述“乐本”“乐理”的音乐学术文本；二是“子部·艺术类”则是“弦管繁声”的器乐类属；三是“集部·词曲类”是“乐府余音”的声乐类属.其中“经部·乐类”和史部正史乐志、政书音乐类明显具有雅乐功能,而“子部·艺术类”和“集部·词曲类”则是属于俗乐范畴,俗乐有器乐与声乐的分野.
与“载道”记事的音乐叙事文本平行的是以传承实践技艺的音乐表演文本,即局内人音乐表演者手持的技艺文本——乐谱,也展现出了音乐书、谱雅俗同构的对应关系.一是以古琴为代表的“弦管繁声”的器乐谱,隶属于“子部艺术类”,二是所谓“乐府余音”的各类声诗、词曲和说唱的声乐谱,隶属于“集部词曲类”,这两类音乐表演乐谱文本明显是突显“贵声”“达声”之俗乐本色.此外还有以律吕谱、宫商谱为代表的专属于“雅乐”仪式性质的乐谱.所以古代书谱的雅俗同构关系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思想.?讁?訛
我国古代音乐分类是在“三才”思维的框架下展开分类立目的.“三才”思想直接影响了其中“乐”与“律”两类资料的分属.综合性类书多将“律”资料编于“天部岁时”,而将“乐”编入“人”“事”之中；后也采用乐、律合典的方式平行合编,如《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所以典籍中“乐”和“律”材料的分属就是音乐立类思想下的编纂体例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律历和协论”思想形成了将乐律归属在天文历法范畴的文本记录方式,如《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等都体现了这一思维模式和文本记载.汉代以后正史中多“律历合志”的现象,更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编纂体例传统,即在二十五史的八部律志中,除《史记》和《宋书》的“律志”独立外,其余都为“律历合志”的书写形式.?輥?輮?訛正史多将“律”与“历”放在一起,显然将“律”的功能定位归属于天文历法,而不是人类社会的音乐活动.与正史中律历合志的体例一致,类书将“律历”并列合编于“天部岁时”,即是“律历和协论”的又一种文本.可将正史“律历合志”和类书中“律”类资料隶属“天部岁时”视为“律历和协论”下两种并行的互文性资料和音乐编纂体例.
只有系统研读历代史志（正史）的音乐史料、典志（政书）的音乐史料、类书中的音乐史料、丛书中的音乐史料,才能体悟到雅俗关系、音乐与民间音乐、华夏与四夷乐的流转.所有精神性的表达是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而存在的,找到一个时代的音乐著述,实际上就找到了这一时代的音乐思想.回归中国学术的“根柢之学”“类分析”互文对校与阅读,按照主题撰写并将这些主题按时间顺序展开,系统整理一部中国音乐史资料长编、一部中国音乐学史料学,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强化本土音乐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才有可能在新世纪重写一部或多部超越前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
(三)断代音乐历史的记忆之场
中国古代音乐书写有多种源头：比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叙音乐历史,《礼记·乐记》阐发乐义,《诗经》记录仪式乐章,又有《周礼》《仪礼》《礼记》描述音乐典章制度,所以形成了历代正史乐律志、政书典志音乐类、类书音乐类等多重文本.典志政书记载一个朝代官署职掌制度的书.“十通”系统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这一类政书具有历时性通史的性质.会典是大多属当代官修断代式政书.
中国古代音乐史是流动的音乐史,朝代更替后宰相领衔对前朝断代音乐史演进沿革进行整理和记录成为中国古代音乐书写最重要的文本载体.自汉以降,纪传体正史《乐志》《律志》成为记录中国音乐史的重要历史资料,正如欧阳修《崇文总目》“乐类”叙所云“自汉以来,乐之沿革,惟见史官之志”. “二十五正史”中有十六部乐志和八部律志：正史乐志、律志主要记载以宫廷为主要对象的音乐活动、典章制度和音律特征,代表封建王朝的音乐态度.包括《史记》《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十六种乐志.《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魏书》《隋书》《宋史》八种律志.
这一断代音乐史写作传统呼唤当代对断代音乐史的深入研究.继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之后,近年来宋代音乐史研究呈现的可喜之势,让中国音乐史研究有枯木逢春的喜悦.“宋代音乐研究所呈现的学术性、可行性、开拓性、持续性及建设经验具有可参照性,构建其成为一个令学界关注的新兴的研究领域.”?輥?輯?訛据统计“1916年至2014年间共有单篇论文1334篇、硕博学位论文221篇,著作133部,合计1688种.”?輥?輰?訛在美国音乐史学家赵如兰的《宋代音乐史料与注释》、林萃青的《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等专著后,推出 “宋代音乐文化阐释与研究文丛”的系列二《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11卷本)搜集了百余年来所取得的宋代音乐研究学术成果,梳理该领域的学术史脉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类分析”中国古代有系统、有组织的音乐书写,变换角度、场位、地域来发现音乐历史的记忆之场,综合目录学、校勘学、传注学、史源学,辨识音乐事件的第一现场以及被记录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构建音乐史学研究的格局和时空维度,所以按照中国固有的音乐学术的本来面貌进行古代音乐研究,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的“母语系统”,将音乐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与传统学术接轨,才能在世代相传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与出土音乐文物、口传的音乐遗存进行反复解释与论证,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学体系.
二、视域融合：
代表中国音乐文化身份的国际学术表达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学必须植根于传统学术,这种回归是对我们固有音乐的“本位”的坚守,相对而言,我们对古代音乐研究之学术表达的“出位”更令人堪忧.所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发展的另一“极”就是扩大中国音乐学术的视野,拓展中外音乐交流的文本疆域和研究领域,通过“异域之眼”尽量缩减自身音乐研究的“视域盲区”,在全球的视野下建立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视域融合”的国际学术对话的良性互动.
21世纪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关注中国音乐研究的同时,我们必须反省的是,对已有的域外有关中国的音乐材料和国际学术平台上的外文研究成果,我们有太多的视域盲区,我们的研究甚至有些无视域外汉籍文献和外文研究文献的存在,主要靠中国固有的存世材料闭门造车并自说自话.我们写作中国音乐史的时候潜意识里的受众只有国人,更少意识到我们应该面对世界书写中国音乐.所以中国音乐通史的编写“呈现出貌似繁荣实际上是停滞的状况”,“中国音乐史学科越发显现出它研究视域上的单向度特征,甚至有逐渐固步自封的趋势.”?輥?輱?訛这样的研究显得与国际学术大潮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缺失“他者”反观中国自身的镜鉴,让我们无法在文化互动正确认识和定位中国音乐在世界文化中的坐标.
中国音乐历史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很多国际同行,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域外汉籍音乐史料.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音乐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全球史背景.我们需要外国学者的“异域之眼”自觉走出学术的盲区,用全球史理念和方式来重新审视和撰写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是向世界的舞台上延伸,包括两方面的拓展,一是域外音乐资料拓展,又有域外汉籍和外文研究中国音乐的文献搜集与整理.
（一）汉文化圈的音乐回响：域外汉籍音乐文献的新发现
把以东亚文明为主体的汉文化圈音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新资料的发掘和文化观察,是当今学术界的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视中国古典文化作为“母体”,以汉籍音乐史料为主要载体对其影响与流变进行文化差异性研究.某些学者领导着这一学术的新潮流,使大量的汉籍音乐史料“回流”到其文明的发源地.这些史料包括：其一为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古代撰写、抄录、刊刻的音乐典籍和乐谱；其二则是东亚“汉文化”圈的大背景下的日本版（和刻）、韩国版、越南版、琉球版、马来版等域外刊刻、抄录、重新撰写的汉籍和著述；其三是明清以来欧美的传教士用汉文写作和传播的中国音乐记录.
近年来王小盾教授行走在中国的周边,并遍访美国和法国的图书馆,所致力的就是这种具有前瞻性意义的工作.他和他的博士们已经收集了东干民族的民歌传承和文学作品,发现了越南“演音”“歌筹”等艺术品种,编集了《韩国史籍中的艺术表演资料》《日本四大乐书引汉籍研究》《大陆音乐在日本列岛的流传：汉文史料叙录》《朝鲜半岛古代音乐年表》等.他尝试对流失到海外的汉文音乐著述进行一次完整、系统的调查和整理.例如遴选孤本和善本,编纂一套影印古籍丛书,借此准确把握汉文古籍在域外遗散、收藏、保存的基本状况,同时撰写域外汉籍目录与提要索引.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资料的编录和研究成果已逾五百多万字.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集中在《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献研究》?輥?輲?訛《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輥?輳?訛等专著中.《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该书并且用三个章节讨论了域外汉文音乐史料,即第六讲“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越南和韩国”、第七讲“域外汉文献中的音乐史料：日本”、附录四“日本、韩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这些篇章对域外汉文音乐文献的资源情况和分布情况做了总结.?輥?輴?訛这些工作将会持续开启新的研究领域.上海音乐学院东方音乐研究中心的赵维平教授也长期从日本、越南、印度带回中国音乐史料并复印大量乐谱,惠及学林.
这些域外音乐汉籍印证和折射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及其传播和影响的路径.正如日本福岛和夫所说的“历史学意识”,指出一种音乐文化传播现象中最重要的是音乐的母体样态,只有深度了解其母体形态,才能辨识这种音乐（唐乐）东传到日本后的新样态.这样,唐代音乐所具有有国际性影响及其传播过程中的亚文化系统的文化差异性才能被辨析.
域外音乐史料领域开拓的前提是方法的更新、视野的更新.东亚文明的主题和史料是21世纪国际汉学的新动向之一,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汉籍日益突显了从周边看中国的巨大“天眼”,立体呈现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部分交错和重叠的音乐文化史.
（二）异域之眼：国外学者的中国音乐史研究
近年来,独自行走在欧美各大图书馆通过寻找“他者”——来华西人记录中国音乐传播印记的学者宫宏宇认为：
“域外中国音乐研究为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自己、反思自己提供了可能.但是当我们在审视域外中国音乐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学者在方法和理论上的独特建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海外与国内学界真正的互动.”?輥?輵?訛
其实在中西音乐交流的过程中,外国人先于我们开始了中国音乐史的系统考察.从明清时期开始,就有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等前来考察并开始了对中国音乐的研究.早期法国学者的中国音乐史研究更是令人侧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汉学家钱德明（若瑟·玛利·阿米奥Amiot, Jean-Joseph Marie. 1718.2.8—1793.10.9）1779年出版的《中国古今音乐记》（De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钱德明1751年来华,在中国居住42年,深入研究朱载堉的乐律论述和李光地的《古乐经传》,写作《中国古今音乐记》（也翻译为《论中国古代和现代音乐》?輥?輶?訛）以九张的篇幅介绍和学术研究与乐器,特别以乐律学的角度重视“中国音乐体系的‘科学’内涵的重视.”?輥?輷?訛其后法国学者书写中国音乐的又一个是在20世纪初,1909年、1911年和1913年三位法国学者论述中国音乐史学的专著晚了十几年.这三本书分别是：路易·拉鲁瓦（Louis Laloy）出版于1909年的《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乔治·苏里耶·德·莫朗（Georges Soulie de Morant）1911年的《中国的音乐》（La Musique en Chine）；以及著名外交家毛里斯·库朗（Maurice Courant）1913年出版的《中国雅乐研究》（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e）.这些著作一般都在三百页以上,而且图文并茂,有些甚至被王光祈用于他那部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当中.
此后,日本学者田边尚雄1921—1923年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之行,写作《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輦?輮?訛.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岸边成雄《唐代音乐的历史》等在东亚音乐的诸多领域,如中国古代音乐、亚洲音乐和我国隋、唐音乐的研究方面,以及在我国的音乐史学、乐律学、音阶、宫调、乐器等研究领域中开启山林,推动了中国唐代音乐史和敦煌琵琶谱的研究.
同时,中国音乐也随着移民、文化交流等向世界传播.音乐学家韩国锽?輦?輯?訛、宫宏宇?輦?輰?訛等就针对对海外留存的中国音乐史学资料进行收集与专题研究.这样的研究使中国音乐古代史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延伸.境外学者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将中国音乐史学纳入世界范围中的研究体系,他们别开眼目,为中国音乐史描述提供跨国、跨文化研究的的新材料和新视角.
（三）视域融合：现代学术范式的互动与对话
在现代学术范式下,国外学者的先进理念和问题意识,以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为视野承载,对音乐理念、音乐思维和音乐行为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对中国音乐古代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一批华人音乐史学家意识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突显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他们一直努力在世界面前中国证明古乐的存在与价值.美国学者哈佛大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学家赵如兰、林萃青、荣鸿曾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密歇根大学林萃青教授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音乐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是要被世界性的读者所理解,其前提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提供具有艺术价值和学术后盾支持的音乐研究成果.他还提出了基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理论及其音乐表演实践探索项目“怀古音乐”这一学术理念,这是一项建立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意基础上的融合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学术研究和音乐艺术表演手法的中国古代音乐的重构项目.相对于宋代音乐研究而言,这种探索可视为“关于宋代音乐的实验创作”（即使是对古谱的“间接引用”）.
2017年4月8日,武汉音乐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的“宋代怀古音乐”专场学术音乐会（Musical Echoes and Reminiscences from Southern Song Dynasty）在密歇根大学的成功研究就是这一探索的首次实施.
2017 ICTM国际传统音乐年会即将在爱尔兰召开,届时林萃青教授主持的“为国际听众演绎中国宋代音乐”小组将围绕宋代音乐进行专题的学术发表：康瑞军《宋宫廷中的民间音乐：体裁变迁与身份认同》,黄艺鸥《北宋仁宗朝的音乐与音乐文化》,赵维平《唐宋音乐研究与‘重建性’古乐表演》,李幼平、杨艳丽《来自徽宗朝的钟声：本真性还是音乐性？》,孙晓辉《宋代律吕谱的雅乐属性》以及林萃青《从务实的角度重建宋代音乐与音乐文化》,将是一次中国学者进行的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断代音乐的专题发表,以显示宋代音乐史的断代音乐史研究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优秀个案和成果.
大江注海,势不停留！中国音乐史学科呼唤遵循传统音乐学术又具国际学术视野的高品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写作.这样的前沿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完美结合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音乐研究者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努力的方向,当然这需要几代学者共同的担当与实践.
孙晓辉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湖北音乐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 刘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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