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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郡之地舍我其谁？
文 周诗若
历史给予一个地方的定位,是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去评估的,如地理位置,对周边的吸力和辐射力,情势的需要等等,尤其注重军事地位,当然也不排除先民们原始的对美好生活的祈福心态.
四通八达四战之地西南为边陲之地,因离政权太遥远,日山高路险,道路闭塞,明代前的政令难达边陲,也难以执行,为保边陲稳定,多取羁縻政策.但天高皇帝远,又鞭长莫及,于是许多土著领袖对的态度就若即若离.当地方与的利益发生冲突,土著民族（当地少数民族）受到挤压,或者受到其他因素诱发,时生叛离.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西南边陲之地的地方政权与政权也貌合神离.曾出现过的“黔人治黔”、“川人治川”、“滇人治滇”的提出,实际上也是“边陲难治”的无奈之举.为求西南边陲长治久安,政权必须要用实力控制.贵州恰处川、滇、湘、桂的中心地带,清代楹联大师刘韫良在他撰写的甲秀楼长联中有这么一段话,足表贵州在西南边陲地理位置的重要：“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看东枕衡阳,西襟滇沼,南屏越峤,北带巴夔.召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起中原半壁.”贵州的地理位置在川、滇、湘、桂之间举足轻重.但今天的贵州非古代的贵州,凡今天与四邻相近的地区,古代在建置上时而为贵州建置,时而为他省建置,惟有贵阳为黔中腹地,是“四通八达”的中心.元朝初年,以元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大修驿道,将西南边陲纳入驿道网络.从湖广通往云南达于缅甸的大驿道经过贵阳（当时叫贵州,下同）而北通四川、南达广西的驿道也在贵阳交会,使贵阳成为“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咽喉要地,成为西南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驿道是政权以贵州为中心通达川、滇、湘、桂的“触角”.古驿道分两层,与周边省份的为外驿道,滇黔驿道有尾洒驿,湘满驿,新兴驿等出境驿道；内有平坝驿、威清驿、普利驿、关岭驿、安庄驿……等八大驿道与贵阳出境道相接.川黔驿道有松坎驿、夜郎驿、永安驿等出黔入川,内有播州驿、湘川驿、养龙驿、渭河驿、底寨驿、扎佐驿等和贵阳进出道相通.黔桂驿道有都镇驿、平越、新添（贵定）、龙里、来远等驿道将黔桂连接起来,而湘黔则由湘境内的16条驿道与黔境内的平溪、清浪、水马、镇远、偏桥、车坡、兴隆、清平等驿道,途经平越、新添、龙里,与贵州驿（今贵阳市）连接起来.这四通八达的驿道,就像从贵阳生长出来的数根参天大树,其分枝逾远逾繁茂,终成伞形覆盖全省与川、滇、湘、桂连接,形成庞大的驿道网络.而贵阳处于中心位置,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占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独特地理优势,贵州建省,以贵阳为首府,势所必然,当之无愧.清咸丰年间出任提督贵州学政詹事府中允的翁同书有日： “盖贵州之山脉发乎黔中,高峰峻岭,磅礴积郁,至是始豁然开朗.山有黔灵、扶风之胜,水有涵碧、芳杜之观,四时温和,无大沧热,嘉禾瑞麦,岁书有秋,宜其灵秀荟萃,郁为人文矣”概述出贵阳地理之优势.贵阳四通八达,古代成为西南诸省经济发展和交流的通衢之地,今日成为西南交通枢纽,足以证明贵阳历史上四达之地和“四战之地”的地位,明代初年朱元璋之所以屯兵30多万于黔境,就是佐证.
政治中心历史铸就在郡县建置未实际行使地方行政管辖权时,土著先民中的大姓或有强大实力的集团（多由大部落）“掌权”,实际上是贵阳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全省亦然）.唐末宋初,彝族先祖据有黔中之地,其首领普贵于宋开宝七年（974年）纳土归附朝廷,宋太祖赵匡胤下《敕普贵书》,歉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语.当时的“贵州”专指贵阳一地,只是若干“羁縻州”中的一个小州,寄治于山谷之间,无城郭,其地称黑羊箐.黑羊箐以今贵阳大十字为中心,方圆不过数里之地,唐时这里叫“矩州”,原是大土司谢龙羽及其后人统治.五代时,彝族水西远祖乌蛮（亦称罗罗族或卢鹿族）首领主色卒部攻入矩州,逐走谢氏,因这里森林茂密,竹篁青幽,生态很美,故名“黑羊箐”（彝语“高贵美好之地”之意）.这也充分证明古代贵阳是一块自然生态环境很美之地.主色派儿子若藏率土族部队驻守黑羊箐,自己不久后率部退居水西即今大方一带.宋开宝八年（975年）,水东宋氏的远祖蛮州（今开阳县地）刺史宋鼎的后人宋景阳率部将若藏赶出黑羊箐,水西势力退出这块土地.如今贵州已作省名,而黑羊箐作为古代贵阳的地名不复存在,只留下黑羊巷向今人诉说着贵阳历史名称的变迁和土族社会时的中心地位.
元朝在贵州实行土司制,采取用当地部族中的大户或强者统治当地人,即以土治土.元朝建置,从上到下为大都、路、司、府等行政机构.其下有州县,有长官司,尤以长官司为基层行政机构最为普遍.元朝设八番顺元都元帅府驻顺元城,意即黔地已全归元朝,驻地即今都司路,都司路名亦得于此.存贵阳地建“顺元城”并建土城墙,距今817年.自元开始,贵阳成为抚驭全省的政治中心,还与贵阳的地形有关.贵阳是“复岭四塞”,贵阳附郭有贵山、崆巄山、扶风山、相宝山、狮子山（3座）、东山、铜鼓山、观风山、巫峰山、金鳖山、骊珠山、鸦关山、凤凰山、天马山、黔灵山、白岩山、金钟山、坎马山、营盘山、南岳山、文笔峰、图云关,六冲关等20多座为城周屏障,在冷兵器时代,只要重兵将图云关,鸦关等四方关隘守住,就能确保首府的安全,故史书称贵阳“四周山峦怀抱,秀峰鹤立,地势险要.”明代为何建九门,而不是七门,八门,因“九”为我国传统的至尊无上的数字.只有首郡才能设九门,以示霸气.
书院林立人杰文蔚,被历史发展推上首府的城市,也必定是一座文教昌盛的城市.贵阳从元至清重视教育的“硬件设施”建设,有一阁、一楼、一学、两宫、七院（清末维新运动后举办的新学除外）.一阁是文昌阁,一楼是甲秀楼,两者不是读书的场所,但却是扶掖教化,倡导 读书的建筑.
文昌阁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供奉的是读书人崇拜的上天主管功名和禄位的神.为何建在贵阳老东门（武胜门）的月城上呢？因贵阳的山脉是从北而来,民问异说流传下来的说法：省城龙脉是由北向南,说凤凰山为祖山,而茶店的贵山（即有争议的东北贵山说）是少祖山,这支山脉经巫峰山、相宝山、扶风山、东山,延及观风台,而中间从扶风山出脉（出龙脉）,所以选了与扶风山成东西一线的老东门上建文昌阁,意在把龙脉在出脉处的扶风山“截位”“引入城内”,认为龙脉也是文脉.异说不足信,但说明建文昌阁是把“文脉”引入贵阳城,使贵阳文教昌盛,这是好意.而在老东门文昌阁旁有一门日“禹门”.从老东门下到大十字的今中山东路,路状为波浪形,故旧时路名叫头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在今大十字原市局旧址,旧时读书人科考的场地贡院就设在这里.读书人存科考前,要上文昌阁求文昌帝君保佑自己考中举人,从文昌阁下到贡院要经过头、二、三浪坡,因此流传“禹门三叠浪,鲤鱼跳龙门”之说.文昌阁冈建筑设计上的独特,被古建筑界誉为“绝世奇楼”,这份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为贵阳城增光不少.
文昌阁建后的第三年即明万历二十五年（1598年）,又在南明河浮玉桥上建甲秀楼,取科甲挺秀之意,与文昌阁同样为培育文风之“硬件设施”.
“一学”是顺元路儒学.据郭子章《黔记》记载：“黔之学自元始,有顺元路儒学.顺元路儒学建于元代成宗贞元乙末（1295年）,儒学故址存忠烈桥西,即原贵阳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两宫”是祭孔圣地的府学宫和县学宫.在文昌阁修建的同时建贵阳府学宫,也称孔庙,是祭祀孔圣人的神圣场所,故址在今文庙巷省粮食厅.府学宫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学校开设存此,周西成主黔时,每年祭孔仪式还在此举行,可惜贵阳解放后在此修省粮食厅而完全被毁（附老照片2幅）.县学宫全名叫贵筑县学,清道光《贵阳府志》载：“贵筑县学在府城内东北.”（今忠烈街贵阳幼儿师范学校）.贵阳解放初尚存有牌坊等建筑,系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贵州巡抚王燕会同司、道、府、县公所建.如今全毁.
“七院”是文明书院,是贵阳最早以书院为名的授学场所,建于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年）,由顺元路儒学教授何成禄创建,故址存忠烈桥西,即今市府路原贵阳人民政府所在地.文明书院历经明清两朝,时间最长.更因理学大师王阳明存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在该书院讲学并居住于此,名气大噪.史载王阳明在该书院讲学期间,曾与时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讨论儒学,始论“知行合一”之论,在场旁听二人讨论的学生达百人以上.明朝嘉靖三十无年（1556年）,王阳明的再传弟子马廷锡在城南南明河畔的渔矶旁建渔矶书院.马廷锡潜心研究王学和讲学30多年,和明朝大儒孙应鳌、李渭是王阳明学说在贵州的发扬光大者,他对贵阳的教育和文化影响很大.到了清朝,贵山书院和正习书院、正本书院是贵州的三大书院,而贵山书院则为三个书院之首.贵山书院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地址在贵山街,今贵山街即因贵山书院而得名.贵山书院先后由大儒陈法、张甄陶、何泌、翟翔时担任山长（院长）,生员多时达两百多人.贵州许多文化名人如后来被举为“滇黔第一状元”的青岩人赵以炯,在今南明区小碧社区服务中心大地村黑坡留下了万字摩崖石刻“是春谷”（附照片）文化瑰宝的小碧人谢庭薰,以及号称“殿上虎”,敢于在金殿上直谏皇帝的花杰,还有宋勋谷、胡青、何应杰、翟锦观、苏廷棻等近代贵州文化名人,皆出自贵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学部批准在贵山书院内设贵州大学堂,为清代教育改革时贵州第一所大学堂.贵山书院存存达300余年,是全省“办校”最久的学府.正习书院创建于清嘉靖五年,俗称南书院,故址存今富国路.正本书院,又称北书院,地址在今云岩区分局所在地.在书院中,学古书院值得大书特书,书院创办人严修是天津人,是尔后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他在光绪年间任贵州学政期间,在习政书院原址设学古书院,授学课程除经史之外,增设算数、外语（英语）、物理、化学,这是贵州教育授课课程设置上的划时代之举.我省不少近现代文化名人,如黄干夫、乐嘉藻、彭述文、钟昌祚、周恭寿、王延真、姚华（姚茫父）、任可澄、刑端等都出自学古书院.
教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元明清三朝,贵阳这座城周不过数里的地方,居然有如此的教育硬件设施和众多书院,培育出众多各个时代的先贤.明清时期贵州脱颖而出的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中,贵阳出了两个文状元,即今云岩区夏状元街的夏同龢,今花溪青岩镇的赵以炯；一个武状元和一个武举人,即今南明区曹状元街的曹维城和今花溪区高坡乡的周代明.出了129名进士,乌当区下坝乡出了一个进士村,花溪吉林村出了个一门三代5名进士的“五子登科”之家.这些都与元明清三朝在贵阳“大办教育”有关.
富水贵山民望所归老百姓选址与统治者的要求不同,老百姓图的是平平安安、安居乐业.源出贵阳南郊八里屯的龙井,经苏家寨流至虹桥（今南浦路）,注入南明河.明嘉靖《贵州通志·山川形胜附>载：“富水,在治城南一公里,源出八里屯龙井,东北流,入南明河.”史载： “富水源流虽小,但清沏纤馀,沿途灌溉农田甚多,有富于农,故谓“富水”.
笔者家世居贵阳,所见城郊,东于老东门外,南于观风台外、西于大西门外,北于沙河路外,即使到了贵阳解放前夕均是农田或菜地,八里屯这股龙泉确实给南门一带的农作物造福不浅.故有“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之说.所谓“沃野中启”是因有富水,南明河水、四方河水、小车河水、贯城河水、市西河水、龙洞河水等众多水源滋润贵阳城周的农田菜地；而“复岭四塞”则是城周有众多大山为城市屏障,山上有茂密的森林调节气候.老百姓又从这4句话中取“富水绕前”中的“富”字,从“贵山拥后”中取“贵”字,合为“富贵”二字,寓意贵阳是富贵之地.笔者母亲是民国初年的师范生,孩童时常听母亲摆贵阳典故的“龙门阵”.说贵阳建城初期的地形像一朵莲花,因观音菩萨存普陀山得道后是坐存莲花上升天的,莲花是佛家的圣物；而贯城河从北向南流入南明河,图形像道教圣物阴阳鱼,有佛道两圣保佑,所以贵阳是福地.“龙门阵”反映了百姓祈求平安富贵的心态,与统治者选定贵阳作省会无关,但百姓自有百姓的想法.这黔地郡首之位,自然扎根百姓心中.
（作者系云岩区史志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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