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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的新成果
从《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较多借鉴了印欧语系的研究框架,而与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相比量词丰富显然是汉语的突出特点之一,因此量词研究一直是汉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量词并非为“华文所独”,其实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中很多语言也有较为发达的量词系统,但目前所见这些语言中的量词范畴都不是先在的,而是从名词、动词等其他词类语法化而来的,特别是从名词经过语法化历程发展而来[1],因此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历程和机制等问题就成为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2].与其他量词与语言相比,汉语历史悠久,历代文献非常丰富,从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时代量词的萌芽,到现代汉语中量词的丰富多彩,发展的总体脉络非常清晰,因此可以成为量词语法化相关问题研究的突破口.要弄清楚汉语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首先要弄清楚各历时阶段量词的发展状况,而汉语历时文献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反之却又成为量词历时研究的难点.因此正如汉语量词史研究的开路先锋刘世儒先生言：“对于汉语量词史的研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汉语量词,历史悠久,材料浩繁,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办到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尽先来作断代史的研究.我以为,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儿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3] 李建平的《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继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之后量词研究的又一断代研究之作.细读数过,可以发现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学术价值.
其一,切实贯彻“二重证据法”,注重基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互证展开语言研究.由于作者多年来不仅从事汉语量词发展史的研究,还长期致力于简帛文献和碑刻文献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并有合著《简帛量词研究》[2],因此在语言研究中能够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合理地结合起来,不仅全面考察了隋唐五代时期传世文献,也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石刻文献中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多有创获.如个体量词“颜”仅见于敦煌所出衣物疏类文献中,传世文献均未见用例,因此大型辞书均未收录,作者详细考察了其使用范围,并由此探索其语源；又如个体量词“梁”用于称量“锯”,仅见于敦煌文献S.4215《庚子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中,也是大型辞书所未收的；这些以前研究所未知的量词,大大了增加汉语量词的新成员.
其二,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相结合.作者不仅完成了对隋唐五代量词断代史的系统描写研究,此前其博士论文《先秦两汉量词研究》还完成了上古汉语量词的断代史研究,并于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3].因此在隋唐五代量词研究的过程中,对很多量词能够溯源至上古,并结合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的研究,厘清量词发展的起源与流变,让人读来多有茅塞顿开之感,这也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例如作者此前对泛指量词“枚”和“个”语源和历时兴替的研究,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在该书中又进一步增加了隋唐五代时期的诸多语料,从而使得这一系统研究更为完善；又如称量佛像的量词有“尊”“躯（区、驱）”“身”“座”“体”等,作者不仅考察了每一个量词的语源,而且探讨了他们在不同时代的使用频率,分析了其择一过程的原因,对于学界此前研究也深入考察分析.如量词“座”刘世儒先生列出魏晋南北朝的两个用例,但一个仍是名词,一个是伪书《飞燕外传》的用例,均不能作为确证,事实上典型用例最早见于隋唐文献中,从而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在每一类量词的个案分析之后,作者还从按先秦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三个历时阶段,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该类量词的产生时代和兴替情况,并联系现代汉语考察了其发展趋势.
其三,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深入.该书不仅对隋唐五代所见多达411 个量词逐一考察分析,而且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该时期量词的语法特征,基于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了数量表示法的发展,并考察了量词同名词的双向选择等问题,还将该时期量词发展置于量词发展史的总体框架中,结合现代汉语量词的研究,考察了隋唐五代量词语法化的程度,以及该期量词发展的局限性.如与经部、子部等典籍文献相比笔记小说更能反映实际口语,作者对成书于隋唐五代的《北户录》《朝野佥载》等31 种笔记小说中的3717 例数量表示法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发现“数·量·名”结构虽然达到149 例,但仅仅占总数的4.1%,其使用频率还是很低的,可见隋唐五代时期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还远未如此前研究所言之发达程度.在作者所调查的量词中,多达37 个可以修正目前权威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释义,其中20 个可以提前辞书的初始用例,3 个可以订补辞书释义,1 个可以提供未见书证,13 个可以增补辞书量词义项,可见该研究对辞书的编纂和修订也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和意义.
其四,分析细致,态度严谨.作者对每一条语料的分析都细致入微,保证了该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养胎第三》：“先食服,便愈,不瘥,再服一方.”曹芳宇认为“方”用作称量药方之量词[4],其实该文当句读作：“先食服,便愈,不瘥,再服.一方,用乌雌鸡一只.”则这里并不存在称量药方的个体量词“方”.类似文例不胜枚举.作者在文末附有疑似待考量词10 个,如洪艺芳提出的“衣”“姓”“硙”等量词,目前材料仍不足以证其确实是汉语量词系统的成员[5],作者结合目前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了详细分析但仍存疑以待考,反映了作者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又如量词“节”虽然文献古今常见,但在吐鲁番文书中还可以用作称量“肉”的量词,廖名春先生认为是制度单位,洪艺芳也赞同该说,但均无法确定其具体所指之量,作者则综合各类用例,如用作“驴脚”的量词等,提出这里的“节”不是制度量词而是个体量词,其具体数量是约定俗成的,有一定的模糊性,所言甚确.
该书作者李建平致力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十余年,先后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关于量词研究的学术专著两部、合著一部,其《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一书是近年来研究的总结,也是汉语史研究中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可以为汉语量词发展史和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非常值得汉语语法研究者和辞书编纂者之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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