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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中国秘书工作的源起和嬗替

秘书工作发展的每一步,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探讨秘书工作源起,如同追溯中华文明的发端一样,都离不开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对待古代中国秘书工作的历史与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古代中国的秘书流变,既要反对完全照搬西方的现代秘书理论,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秘书工作的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认为古代中国的秘书工作毫无瑕疵的历史民粹主义.秘书辅助工作是一种客观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后,就按其特有的规律运行并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梳理远古中国秘书工作的源起与嬗替,既拓展了秘书史的研究深度,也夯实了秘书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探讨秘书起源的逻辑基础

从表面看,秘书学是一门最不需要多少思想的学科,秘书从业者也不需要依托高深的理论就能展开工作.事实并非如此.秘书工作的发展规律有诸多涉及解释、选择、认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思想发挥着作用.人类有着多重生活诉求,仅知晓的秘书工作的具体内容并不是秘书学的全部.我们需要探寻秘书学中的基本东西,构建起秘书学科研大厦的坚实基础.今人对秘书的定义不约而同地指向参谋与撰写文书,这并不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在梳理秘书工作的本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组织管理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

现代意义的秘书,是管理机构运行的辅助者与领导决策的协助者.秘书虽被定位为辅助者与协助者,但绝不能否定其在组织运行中的作用.在秘书工作起源时,秘书与主官处于竞争、共存的关系,任何一方欲否定对方的角色价值,都将陷入权力困境.主官否认秘书的价值,就会陷入独霸专断的窠臼；反之,秘书就会走入擅权的穷途.古代中国盛世的出现,就是主官与秘书能互相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能够抛弃差异性而寻求共赢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秘书工作的产生源于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这是秘书出现的逻辑起点,是秘书工作出现时最基本的历史特征.秘书工作的产生是远古时期人类先祖在解决生存困境中寻求合作而自发孕育的一种社会结果.

（二）文字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先决条件

从管理学角度分析秘书工作的产生,仅是从逻辑推理上阐释秘书工作缘何出现这一命题.只要有管理存在,就有秘书产生的必然性.但文字的出现并不是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不可将文字的起源等同于秘书的起源.在无文字时期,管理工作就一定不存在吗？换言之,在文字没有正式被发明前,秘书工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吗？众所周知,人类演进的历史表明,管理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当口耳相传不能适应社会管理需要时,秘书工作才逐渐摆脱交流靠“吼”的囧境.

（三）文书创制不等于秘书工作的产生

秘书工作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具体讲,就是远古时期人们在解决生活需求、寻求合作时自发孕育出了秘书岗位.在读、写尚不存在的史前时期,原始人群的聚集地范围尚小,凡交换意见、互通有无,只需交谈就能做到,换言之,社会管理的最初状态基本处于“吼”的状态.“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管理范围越来越大时,伴随着文字的出现,文书拟制才被纳入管理范畴,用以确保管理命令在异时、异地的时效性与权威性.

二、“猴山结构”式部落管理的异变

萧功秦在《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中用“猴山结构”分析了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特色,华夏先民在特定区域内的管理,犹如猴山上约定俗成的秩序,“庇护——扈从”关系是早期国家形成的聚合基础.这对我们分析秘书工作起源大有裨益.中国古代先民的生活环境与现代有极大差异.无论是江南地区还是黄河流域都草木丰茂,大型野生动物经常出没其间.在应对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古代先民逐渐形成了人群组织.仰韶文化遗址等诸多考古学发现证明,群居村落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原始人群组织结构简单,成员共同劳动来谋生,那些乐于奉献的勇者,渐渐成为原始人群中的领头人.就如同与人类相近的狒狒一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狒狒群体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往往展开成一个纵队,在这个纵队的前后方,都是壮年狒狒与有牺牲精神的成员,他们承担着挑战死亡的危险,这也是他们借以提升自己在队伍中身份与地位的重要途径.

人的追求绝不仅仅是生存,因为单有生存需要,人就如同低级动物一样.所以,人类才组成了社会,而社会又给了人现有的生活高度.在恶劣环境面前,人类不是单独生活的,简单的人数增加不一定让人生活得更便利.诚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中,人类学会了协作与管理,原始人群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氏族.诚如马克思所讲：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生产,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在氏族社会中,要使分工体系形成一定的合力,就需要有人在管理岗位履行职责,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等.伴随着族群领导的产生,社会管理中涌现出传送命令的辅助人员——秘书.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氏族社会,掠夺别人的财富比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更容易,氏族部落之间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战争经常发生.为了共同的利益,几个相邻的部落常常协同作战,逐渐形成了氏族社会的高层组织——部落联盟.众所周知,黄帝结束了部落林立的格局,实现了氏族管理范围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成为人类回忆的一部分.当散漫的氏族让位给部落联盟,新的社会元素在旧的社会母体里孕育萌发,重新厘定社会秩序问题日渐重要起来,早期秘书协助的岗位职责逐渐被“史官”所垄断.史载 “颛顼哀矜庶戮之不幸,遂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格降”. 颛顼命重黎垄断与上天沟通的权力,此举阻隔了一般民众随意沟通天地的机会,也反映出辅助秘书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原本依靠奉献而获得的岗位职责逐渐私有化.“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手段来博取尊敬”,进一步说明世人对官吏的敬畏,源于其岗位职责特权.孰不知,“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权势人物,虽拥有比氏族社会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也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因为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企图成为社会之外的游离者.

三、文字的出现促进了秘书工作的专业化

在无文字的时代,人们掌握情况、存储信息全凭记忆.社会组织发布命令、传递信息,只能口口授受、彼此相告,“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也,成而行之”.口授和记忆是秘书人员处理信息、联络沟通不可缺少的两种技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讲：“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倘若用文字把这些统一行动的命令记录下来,就是当时的公文.那些在人们头脑中“湔拔不去”的交流若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后世的文书档案.

随着生产和生活日趋复杂,部落联盟的地域扩大、人口增多,管理事务也逐渐增多.史载：“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万物、定四时、成岁功,乃君相职业一大事.自伏羲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已.唐尧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后之官所治者,民事也.”说明单纯依靠天象物候已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日常需要,单凭人们有限的语言口授来掌握情况、存储信息,已经不能适应纷繁的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因为语言在空间上不能准确、及时地传遍整个部落联盟区；在时间上不能传于异时,一些重要的约定、经验更不能依靠语言准确永久地保存下来作为凭证.

我们知道,在社会管理中,让个体配合别人实现分工合作的利益最大化,说起来容易但事实上很难.口授和记忆虽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然而,会有一条无法逾越的生理鸿沟——及肤而止.管理的现实需要迫使社会不断地往秘书行业推送人才,从而保障社会管理的有序进行.于是,远古人类逐渐运用某些标记或符号——结绳和刻契——来帮助记忆,“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声不能传之异时,于是书之为文字”.考古发掘中,业已发现诸多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遗迹.人类为什么使用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又如何演变成文字,业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从秘书起源角度予以探究,更易于我们了解秘书工作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作用.

费孝通指出：“一切制度的形式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之内造下的,不变的并不是它的形式,而是人用它来满足的根本需要和满足时的效力原则.”各种记事符号、图形经验丰富世世代代的积累和筛选,最终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文字.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也标志着秘书工作的发展进入了专门化的历史阶段.这样,原始文字开始被运用于公务活动中,首先被用于记事.史云“自五帝始有书契”就说明了这一点.《尚书》遂成为最早的政治文件的汇编.尽管那时“秘书”一词还未出现,但先民已开始用原始文字记录领导言行,有了原始的公务活动记录,也再次向世人证明秘书工作机构已成为社会组织、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部门,秘书也像从牧、从农、从工一样,成为社会职业的组成部分.总之,早在文字出现前,秘书工作就已经存在并发展了,文字的出现促进了秘书工作的完备,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四、族群向国家转变后的秘书发展

黄帝以后,在原始先民开始从“乡野”向“城居”过渡中,出现了权力逐渐集中的现象.“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反映了夏朝尚未形成政权,不能完全控制管辖的全部地域,仍需借助邦国联盟的形式完成社会管理.考古发掘的甲骨文也证明商代仍然是松散的邦国联盟.通过分析甲骨卜辞,我们发现商人发动战争,不问苍生问鬼神,说明支撑商代统治的正式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社、稷是商人族群向外扩张的空间依托.

在殷商之前,周人只是地处西北一隅的地方部落,牧野之战中依靠殷商军队的倒戈获得胜利.获得了政权的西周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殷商“德化”建设的缺失,亟需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与商代重视祭祀的根本不同在于,西周设置了将政治体制与精神文化融为一体的全新政治制度——礼乐制度,这种具有实用性的文化制度达到了消除旧有部族之间隔阂的目的.正如孔子所讲：“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可知周代功能性文化制度设计的独特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周代礼乐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礼乐仪式蕴含严酷冷峻的贵族等级制内核.“世卿世禄制”让贵族的身份不断得到强化与认同.职是之故,周礼“六艺”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却是保持统治贵族身份的基本符号.由于“史官”的贵族世袭,“六艺”自然是秘书从业者应掌握的“小学”基本技能.在官吏没有明确分野的情境下,那些从事管理辅助的秘书人员能轻易地实现“大学”的理想——治国平天下.

吊诡的是,西周依靠血缘维系的管理纽带随着时间流逝而松散.因具有贵族身份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滋生出许多徒有贵族名分却无真才实学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周幽王为褒姒“烽火戏诸侯”为周礼落败提供了注脚.春秋以降,史官的观念与诸侯国君常常发生冲突,贵族垄断文化知识的局面已经无法维持,掌握知识的主体从贵族转向士大夫阶层.在观察人世间强凌弱、众暴寡等诛杀废立的种种矛盾后,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在诸侯争霸的历史境况中,诸侯国君为了获得优势地位,需要大批有才学之人予以辅佐,“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这些不借“世卿世禄”而是凭个人才能进入统治者政治序列的人物,虽身处管理层却没有法定的贵族特权.

王纲解纽,地方诸侯各自为政,必然带来新一轮竞争.正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制度是军事走向的主宰.在诸侯争霸的政治格局中,礼乐的功能性文化典章并不能真正解决纷争难题,那些恪守周礼的人反而会在竞争中落败,原本不被看好、不得已而用的“武”就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诚如韩非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那些试图在争霸、兼并战争中胜出的国君开始改革秘书选任制度,改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选贤任能制,不以血缘为纽带的“士”往往“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开始构建新的文化制度与政治体制.他们常常以“帝王师”的身份对国君进行规谏,以实现“士”重构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然而儒士的悲剧性命运就在于,以“士”为代表的秘书辅助阶层在寻求身份认同中,不择手段的功利性筹谋常常让国君忌惮.这就是士人秘书群体的职业悖论,“帝王师”的道统又沦为帝王权术的解释者.

总之,史官作为最早的秘书群体,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初创,为文字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地位的衰落说明社会变革时期,秘书人员的思想观念是多么重要,如若不能站在改革的前列,更新思想观念,用新眼光去观察社会问题,用新思维去推动社会变革,从而为主政者提供新的建议,势必为时代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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