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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尝试和焦虑：民国后期旧式文人心态探析
关键词：民国后期；旧式文人心态；文人社团
摘 要：民国初年,传统旧式文人一度以“郁郁寡欢”的面目示人,自放其意、自适其所适,结社抱团,以集体共鸣,寻求心灵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渐渐接纳新事物,缓和对新文学的敌对情绪,并尝试碰触新文化.然而,民国后期时局的多变、民族的危亡惊扰了他们独立而高蹈的清梦,给怀揣文化理想和憧憬潇洒人生的传统旧式文人以沉重打击,使其承受空前的精神焦虑.他们打破安闲的书斋生活、消极的隐逸生涯,融入时代的激流,展现出“入世”的姿态.其心态的变化不仅显露出传统旧式文人自身的“开化”过程,也从深层上暗示出新旧文化最终由对抗走向兼容.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26-07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3.018
民国是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蜕变的重要阶段,该时期虽然只有38年,但在文学、文化、思想、政治上却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学科、专业在对其分期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莫衷一是.从旧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民国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1912-1926）和后期（1927-1949）.由于国内外环境、文学氛围、思想潮流的差异,民国后期旧式文人的心态与民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立场相对保守的旧式文人已逐渐适应、习惯和融入现代都市生活,用诗词描写象征现代文明的新鲜事物,表现安逸、愉悦的精神面貌,还悄然改变以往对新文学的仇视态度.然而,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外患的日益严重,这些文人的心理上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彷徨和疑惧.这些矛盾而复杂的心态是这一时期旧式文人诗词中的显著特点.
一、民国后期旧式文人的生存状况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治格局有了较大改观,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内战乱频仍的形势,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混战、国共内战以及此后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与新文学家们相比,传统旧式文人的境遇并不乐观.以吴梅为例,尽管他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教授,然而他的稿费与版费没法与新文学作家相提并论.据其日记所载,他的《曲选》仅得到了振新书社“八十四元”{1}的版税.翻检吴梅日记,有关稿酬、版税的记录也不多（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详细记录每一笔收入）.新文学家的经济收入明显要优渥许多.比如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的版税为10%,鲁迅的著作在北新书局出版,版税高达20%,动辄几百元.
传统旧式文人往往背负了更为沉重的家庭负担,各种家庭开支系于一身.吴湖帆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画家常感到生活拮据,捉襟见肘,感慨说：“余数年来今年度岁最窘,一则时局影响,画况减色,二则年收持歉,支出特强,故囊中羞涩,几乎无法应付.”{2}即便是资历高、声望卓著的于右任、章士钊等人也曾为生计,有过卖文鬻书的经历.于右任的老师沈兼巢晚年移居上海,依靠鬻艺度日.有学者指出：“上海租界文人的地位比名妓低得多.许多文人来到上海,想办法用他们唯一的资本——文化教育来谋生,在租界的新媒体和各种机构拿薪水上班.”{3}当然,这里所谓“租界文人的地位比名妓低得多”的说法似有夸张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国后期传统旧式文人谋生的艰难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现当代著名画家、绘画史论家俞剑华早年在上海曾亲睹这些“怪现象”,分析说：
近几年来,社会经济之衰弱,农业经济之破产,朝为富商,夕变乞丐,救死扶伤,节衣缩食之不暇,尚有何清兴以注意于毫无实用之艺术乎？衣食足而复知礼仪,经济允而后购书画.故今日首先受不景气之影响者,厥为书画家和古董商人,而所谓专门画家者,乃遂问津无人,求售无方,日坐愁城,对笔长叹,颇欲弦改另张,而习惯以成,体力已惫,莫之能挽矣.{4}
在他看来,“社会经济之衰弱”“农业经济之破产”对稳定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导致书画等高雅艺术在生计艰难的社会氛围中无人问津.向来以书画为营生的传统文人也就只好“日坐愁城,对笔长叹”.由此可知,社会安定与否、经济繁荣与否不仅关系到文化的发展,也直接波及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其中一些人不得不选择离开上海另谋生路,或干脆回乡著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的人迫于生计,甚至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如龙榆生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离开上海,赴南京汪伪政府任职.作为龙榆生的好友,夏承焘很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称：“每日谈俞君,念其临行前如得晤予,予当极力挽之回.……处身乱世,须十分谨慎哉.”{5}这说明龙榆生明了友人的良苦用心,但所为又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缘由.夏承焘很能理解他的苦衷,解释道：“接俞君{6}函,谓胃疾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家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云云.”{7}这从龙榆生长女龙顺宜后来的回忆中也可得到印证：“在饥寒和痛苦面前,父亲受到了命运的挑战——为了一家老小,何去何从?”{8}
总体来看,民国后期传统旧式文人面对的是亘古未有的局面：政治冲突异常激烈,中外矛盾空前突出,生存空间相对逼仄.他们的心态与此前有很大不同.这些身历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的“遗老遗少”们,渐渐走出萦绕在他们身上的阴霾,不再张口闭口地提及对清朝的眷恋和惋惜,也不再单纯地污蔑新文学家们倡导的文学革命.他们常常以退隐的方式,坚持道德操守,还开始接受新事物和尝试融入现代文明.
二、新事物、新文化的接受与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民国后期传统旧式文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抵制新事物.如午社、石城诗社、梅社、武进兰社、海滨诗社等社团的不少成员就经常流连于影院、咖啡馆,对电影、飞机、电灯等象征现代文明的事物充满好感.
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多次记载观影、喝咖啡等生活片段：
1941年6月12日,午后徐著新夫妇来,邀往大华看《乱世佳人》影片,三等座三元六角,看四小时方完.全片精力弥满,场面浩大,叹观止矣.然动人力量,似犹不及《蝴蝶夫人》《绝代艳后》.{9}
1941年7月7日,看《双雄复国记》,苏联片.{10}
1941年7月29日,夕,文生来,以所辑国学书目嘱为序.与谈电影至十时.{11}
1941年8月1日,午后文贯之邀往金门看《魂断蓝桥》影片,座中女子有饮泣者.{12}
1941年9月20日,往西海看《翠堤春晚》,甚好,比《桃花恨》更好.此片沪上人有不厌看六七次者.佩秋来不值.{13}
上述文字说明像午社这类以旧文学为“嗜好”在新文学家眼中保守而落伍的文人社团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食古不化,相反地,他们对这些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情有独钟,乐此不疲.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成为传统旧式文人吟咏的对象.比如石城诗社社集之时,社中成员就曾描写飞机、电灯、电影.蹇先榘（字方叔,贵州遵义人,著有《潜庵诗钞》）《闻飞机》云：“卧闻碧空声如雷,耳聋心震神为迷.开户趋庭惊仰视,有物三五如鸟飞.是物胡为乎来哉,购从西极巨万糜.何不飞飞向辽海,而乃轰轰惊睡为.吾闻去年长城糜血肉,敌机纷腾如电速.不见我机一北来,遗黎愁怨官军哭.”诗歌从空中传来的雷鸣般的轰鸣声写起,以此突出飞机给人的震撼力,所谓“耳聋心震神为迷”.诗人闻声,夺门而出,仰视天空,睹其风采,只见飞机“三五如鸟飞”.这些细节很能说明诗人对这个新发明的惊叹.紧接着,诗人联想到了胶着的战事,希望能将这些飞机投入战场,保家卫国.
石城诗社的另一位成员王景岐（字石孙,福建人,著有《椒园诗稿》等）则有《电灯》诗：“蜡烛同开几百枝,紫流奔灌白金丝.虽多俯仰分光手,幸有清明接线机.劳役不辞供织纺,高辉也可伴吟诗.无烟无焰长生保,风雨晦冥独力支.”电灯发明之前,人们或以蜡烛取光,或燃煤油照明,刺鼻的气味和浓重的油烟带来了许多不便.电灯的发明开启了一个“光明”的新时代,它提供的光照可以匹敌几百只同时燃烧的蜡烛,不仅如此,电灯的发明不仅无烟无焰,不受风雨影响,还能“延长”白昼,使劳役之人从容纺织,不眠之人自在地读书、吟诗作对.在诗人看来,电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便”和“利”.
社中成员李寅恭（字勰丞,号百卉园农,合肥人,著有《百卉园吟草》）的《观法国畜牧影片抒感》云：“空山不蓄木,城市薪如桂.空山不饲牛,湩乳何附丽.戾气常杀人,一饱称乐岁.林牧夙所轻,宁为百年计.漫天风雨来,民命等匏系.吁嗟呼,休养生息莫蹉跎,将覆之舟容有济.”电影的主要功能是休闲娱乐,诗人却在观影过程中自觉地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进而联想到“民命”“休养生息”等严肃的话题,足见其对电影的重视.
梅社成员沈祖棻也有一些词作描写现代都市生活中颇具“时尚”意味的新事物.如《浣溪纱》云：
碧槛琼廊月影中,一杯香雪冻柠檬.新歌争播电流空.风扇凉翻鬟浪绿,霓灯光闪酒波红.当时真悔太匆匆.
词中择取冰激凌、广播、烫发、霓灯等意象,意在突出浓郁的现代气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沈祖棻词体创作上的学习,以用新名入词的尝试比较突出.……一反以往以大量古典意象如悲笳、清角、烽烟、朱毂、斜阳、啼鹃等表现现实的手法,而以浅俗的新名入词,诸如流线轻车、摩天楼阁、电扇、霓灯等等,罗列使用.‘香雪冻柠檬’,说的是冰激凌；‘新歌争播电流空’,讲的是广播；‘鬟浪绿’描绘的是时尚的波浪烫发.全词新巧流畅而无生涩之感.”{14}除了表现新事物的趣味,沈祖棻还意在展示新事物出现后现代人生活的优雅.
武进兰社成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发起人是周葆贻.在这位文化遗民的弟子中,有不少人也曾吟咏无线电、飞机、广播等.如刘雁秋《无线电》（远地能听到东瀛）云：“通电无须线,高竿到处张.奇机传外国,广播出.满路疑神话,挨门作戏场.乡愚窥破壁,瞽目觅包厢.海外聊三岛,天涯聚一堂.收音分远近,尽在此箱藏.”诗人想告诉人们无线电具有跨越空间、联系海内外的“魔力”.周浣茜《飞机》云：“奇巧夺天工,飞行绕半空.千秋怀列子,不羡御长风.”他认为飞机巧夺天工,人类终于获得像列子一样御风而行的能力.
再如海滨诗社成员林蠙有组诗《青岛消夏杂咏》,其中《咖啡馆饮冰》一诗云：“夏日凉飚海曲稠,饮冰却为洗烦忧.羡他胡女翩翩舞,欲去还须片晌留.”诗人选择在咖啡馆“饮冰”“羡他胡女翩翩舞”,自然说明对西方文化的接纳.
传统旧式文人除了尝试新事物,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还试图打破新旧文学长久以来的壁垒,进行文体上的探索.1940年12月24日,夏承焘在日记中写道：“近厌为旧诗,颇喜创变新体.上午往校图书馆阅朱自清所为《新文学大系诗选序》,又复废然.彼辈论诗皆主自西洋来,无有从我国旧诗出者.尝讥卢君冀野所说以旧诗为体,新诗为用,其实卢之言不可厚非也.”{15}夏承焘深感“近厌为旧诗,颇喜创变新体”,认真地创作了一首白话新诗——《丢掉了一个我》,诗云：
新闸路见饿莩,前天里我喊寒喊饿,你们都匆匆走过.昨天里我喊痛喊苦,你们都匆匆走过.今儿里却围了个圈儿,看我在朔风里、墙根底,静沉沉长卧.你看我足缠包腿,衣满黄灰,应知我困困苦苦从远地来.我不来寻金块银块,我是来逃难逃灾.我如今看透了那边的金台银台,挤出了那边的人山人海.我从今永远是无难无灾,永远不愁米愁煤,比你们自在.老爷们忙忙掉头,太太们连连吐唾.你这边嫌多的是人啊人啊,这算得什么,丢掉了一个我.{16}
诗歌描写“饿莩”生前死后的心理状态,展示了人命的轻贱、人性的冷漠和麻木以及社会的凝重与呆滞.夏承焘这个以词名世的旧文学作家竟用新诗表现“饿莩”的心声,这说明在他看来新诗同样也可以表现严肃庄重的主题.
除了文体上的“跨界”,传统旧式文人也在内容上借鉴新诗.事实上,新诗作家也注意到了旧体诗的魅力,借鉴是相互的,虽未明言,却已意会.张宁在《现代旧体诗人的迷与觉》一文中指出：“新旧诗人在创作中也逐渐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一方面,新诗借鉴古典诗歌中意象、意境等传统诗学理念,这在胡适、新月派诗人以及部分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另一方面,旧体诗的题材、用语和意趣,与新诗有相近之处,表现出清新、白俗的倾向.”{17}如旧体诗的坚守者吴宓的古体爱情诗借鉴学习新诗风格,情感奔放,语意直白.
值得注意的是,与公众视野中呈水火不容之势的新旧文学家的激烈论争不同,新旧作家在私下里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他们或为同乡,或有师生之谊,或同是某一名流的友人,关系复杂,富有交集.据《郑孝胥日记》载,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适、徐志摩等与郑孝胥、夏敬观、李拔可等旧派文人交往甚密,或宴饮,或研学.民国十七年（1928）,夏敬观还曾请胡适为其著作作序.{18}
三、民族危机下的精神焦虑
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入世和出世两种精神,前者强调积极有为,后者看重无为,儒、道两家分别是这两种思想的代表.像孔子这样一生奔走渴望以一家之言来干世的思想家也不免在某些时刻流露出入世、出世的矛盾.比如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又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20}事实上,这两种文化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历代文人的骨子里,进而外化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
民国初年,时移世易,传统旧式文人或辞官归隐于穷乡僻壤；或迁居租界,欲以寓公终老；或仕宦于新政权,践履政治抱负.用舍行藏之间,进退之意甚明.
喟叹清朝覆灭、哀吟世事多变是这一时期诗词创作中常见的主题,当然也有不少作品着力表现作者不问世事、安于书斋生活的闲情逸致.如民国四年（1915）,东莞的苏等结盂山吟社,自称：“不知世既变,而寡合诗以穷而愈工.……爰乃邀集同人,辟此吟社,笠屐结东坡之侣,鸿雪缘深,樽罍开北海之轩,龙云角逐,时则松涛沸鼎,梅月挂窗,雪冷空山,袁安高卧,霜团老屋,罗隐长吟,恍游黄岭之亭,媲美红棉之馆.”{21}小罗浮社钱衡同《六十自述》一诗说得更为直白：“世变风云多,谁非复谁是.不管秋月明,我醉欲眠矣.”诗人认为处在“世变风云多”的时代,无人能明辨是非曲直,与其纠缠其间,蹉跎岁月,倒不如潇潇洒洒地远离尘世,独立高蹈,追求“酒醉欲眠”的生活.王鼎梅《三叠前韵赠诸同社》则云：“放浪形骸旁礴裸,流连诗酒笑言欢.此间只许谈风月,我辈何尝怨暑寒.”诗人们好像集体性地“遗忘”了那些刚刚经历的“世变”.即使是沈曾植这样的前清遗老也承认结社（组织超社）之目的在于“求自在以偷闲”.{22}赵继声在《今雨雅集社壬戌诗选序》中明言今雨雅集社的成立是为了“消遣闲愁,忘隐见之心,提倡古道者也”.{23}陈三立描述好友陈曾寿的一段话颇能反映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
岁辛亥,武昌变起,仁先举家奔沪渎,居逾岁,太夫人以积忧劬病喀血.既瘳,仁先将祖母若父之素衷,谋所以调护太夫人者,遂筑屋湖山佳处,居太夫人于此,朝昏所接,景物清嘉,有霞峤月舸、花树鱼鸟之观.仁先与诸弟复番侍不去侧,岁时佳日,辄扶篮舆,或棹小舟,纵览其胜,退居恒手一编,及摹书缀丹青,割山光波影案几间,自放其意.{24}
“自放其意”准确地概括了这些传统旧式文人“好逸恶忧”,最终选择了“闲”与“适”,选择了“出世”.
民国后期,内外交困的时局刺激着这些传统旧式文人的神经.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表现出对时局深切的关注.1932年,陈三立在《王家坡听瀑亭记》中说：“未几,一公踵置亭双瀑下,名曰听瀑,益便苏筋骸恣休憩,且使劫余避乱之山中人,娱目骋怀,写幽忧忘世变,非兹亭也与？”{25}陈三立认为纵然可以劫余避乱山中,娱目骋怀,也需要“写幽忧”.次年,陈三立在《癸酉庐山雅集诗草序》中又不禁感叹：“今诸子把臂入林,群鸟在枝,殆有感于求其友声,效嘤鸣之相乐欤？抑国势岌岌,迫危亡之会,无所控诉,姑假以写忧而忘世变欤？”{26}在他看来,诗人在“效嘤鸣之相乐”的同时应该“写忧”,绝不能置国家危难于不顾.
就连一贯执守旧文化、习惯吟风弄月、远离世事的文人社团也不免流露出敏感的忧思和不尽的忧愁.如词人社团午社中的一些成员在咏物抒怀时就有很深的感慨.如林葆恒《荷叶杯·极乐寺海棠》云：
长念丝丝红萼,如昨.浓比晚霞烘.自从零落付东风,谁复惜残红.难得深闺描出,陈迹.狼藉最堪哀.殷勤曾为补新栽,一例委荒苔.
注：壬申年,曾与释戡醵资补海棠数十株,今不知如何矣.
极乐寺的海棠花如同从前一样绚烂多姿,词人重游至此,当初的一幕幕就像发生在昨日,然而今昔之间诗人却经历了种种人事的变迁,这实在令人恍惚和唏嘘.最让词人伤感的是这么美的海棠花没人怜爱,竟任其凋零.纵然海棠树可以补栽,新旧相续,但新栽的花木又何尝不是重蹈了凋零、孤寂的旧辙,“一例委荒苔”.这首词以物喻人,呈现出对人生和命运的反思.
又如金兆蕃《卜算子·咏荷学白石梅花八咏》其八曰：
小榭社墟幽,曲沼农场接.太液灵根尽自分,花亦饶三窟.净业复昆明,一匊灵均血.自此当名烈士花,谁续濂溪说.
注：甲寅后重客旧都,观荷移于三海外,则社坛及郊西可园.梁巨川自沉净业,王观堂自沉昆明,而观堂之死先荷生一二日.后来策此花故事者,九不能忘.故篇终牵连及之.
词人由眼前的荷花联想到了自沉净业湖的梁济和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认为他们都像屈原一样为理想殉身,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与这些人一样高贵,可配得上“烈士花”的称誉.
吴庠在午社第二集中也有词来咏荷花,《卜算子》其二云：
烟水苇湾西,钩起江湖兴.乞病词流去国情,持与沙鸥证.白发种花人,朝士知名姓.赚得丁髯泪墨多,沧桑影.
黄庭坚有诗云“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用白鸥来象征他对自由和不羁人生的向往.在这里,词人自称“持与沙鸥证”,也表达相似的心意.然而,他却没法就此逃遁,只能“赚得丁髯泪墨多,沧桑影”.
上述作品说明民初以降那些企图以避世为借口、想要独善其身的传统旧式文人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出世”,尤其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时,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完全漠视政治局势的恶化.
在危机四伏的时代氛围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惶恐与焦虑正笼罩在传统旧式文人的心头.词学家夏承焘对从事学术研究后悔不已,自称：“世方群趋于救国救民之大计,乃兀兀终日为古人考履历,屡欲辍之.”{27}治学本是夏承焘平生志趣所在,可国难当头之时,他却深感“百无一用是书生”,入错了行.这里的“屡欲辍之”反映了他内心反复的挣扎与重重的矛盾.这种心情也呈现在他的词中.如《归国谣·为金松岑、王欣夫题饯春图》云：“哀曲,听雨听风愁断续.”“听风听雨”大有惊魂未定之感,“愁断续”则暗示前路的渺茫,以此表达对金松岑、王欣夫两位友人的故乡苏州沦陷的悲戚.又《扬州慢·送丁怀枫归扬州》称：“折秋花赠别,满鬓是西风.寻梦路、已非故国,竹西消息,歌断箫空.看二分月底,惊飞阵阵哀鸿.”夏承焘送别友人之时,扬州已经陷入日寇之手,百姓生灵涂炭,如同“阵阵哀鸿”,他不禁悲叹“寻梦路、已非故国”.
1938年,冒广生作《荷叶杯·故乡沦陷后复闻久旱谱此以写闷怀》：
极目江皋云黯,肠断,芳草绿天涯.不如飞燕解还家,珠箔受风斜.神女知他何处,行雨.明镜怯开来奁.经春消渴病恹恹,修眉失旧尖.
词人朝着故乡如皋极目远眺,发现天空里的云阴沉沉.“黯”字既说明乌云密布之态,也展示出其内心的沉重和压抑,在“芳草绿天涯”之际,冒广生却丝毫没有一点点愉悦和轻松,体悟到的只有“肠断”之痛,使他不安的除了故土的沦陷,还有久旱不雨的天气.他与其说是在写当前的困难,不如说是在忧心充满未知、难以预测的将来.
一些国民党内身居高位者,也常常在诗词中黯然神伤,恓惶不已.于右任《诉衷情·三十年九月十八日同庚由自渝飞兰州机中》称：“河山壮丽,无计形容,捋断苍髯.”面对满目疮痍的壮丽河山,他却无计可施,因悲愤而“捋断苍髯”.再如贺扬灵《劫后巡视各地》云：“劫后天南北,十室九家空.月落寒溪里,城荒乱马中.破庙僧索衣,野店无饭售.时见道旁尸,饿犬争肥瘦.”战乱过后,十室九空,尸横道旁,野犬争食,触目惊心.《抵山》谓：“离山月一饼,回山月一梳.稚女牵衣问,活得几人无？”他借稚女之口,道出战事所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象.其中,“牵衣问”生动传神地刻画出小女孩的惶恐不安.
以上事例说明,这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旧式”文人面对家国变难,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仁义、道德、责任促使其生发出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超越了个体吟风弄月似的狭隘,开阔了眼界和胸襟.正如刘子芬在《石城诗社同人诗草第二集序》所云：“夫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昔箕子痛宗邦之亡,过殷虚而歌麦秀.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登西山而赋采薇.其言即诗,其诗即志也.同人等生当末世,百感交侵,叹壮志之未酬,慨人生之多难,膺填垒块,藉歌咏而消忧,民瘼关怀,托声诗以见意.其诗即言,其言即志也.系喜怒哀乐之情于一编,表世道人心之变于一语,孜孜矻矻,其有当于诗教,非尽为吟风弄月颂德歌功而发也.”{28}在种种现实压迫和精神焦虑之下,他们坦荡而无畏.如宁波崇正诗社的邵亨泰《拟杜工部秋风》其一云：“秋风阵阵吹大荒,强邻压境肆猖狂.忠勇将士抵抗力,出入林弹雨旁.同仇敌忾军容壮,兵气化为日月光.整顿山河复旧土,何愁不反弱为强.”纵然“强邻压境肆猖狂”,国人却能“同仇敌忾”,“整顿山河复旧土”之日并不遥远.
诚如清代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题遗山诗》）.这一段民族灾难史也成就了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刘梦芙指出：“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十几年间激励全国抗战的爱国诗词创作持续达到高峰,杨圻、刘永济、唐玉虬、夏承焘、王蘧常、钱仲联、沈祖棻等是杰出的作手；马一浮、陈寅恪、胡先骕、方东美、吴宓、沈轶刘、詹安泰、潘伯鹰、丁宁、陈小翠、潘受等许许多多诗人词家的集子中都有呼唤抗倭、记述流亡悲苦的力作.”{29}他们不屈不挠,以诗笔为武器,极大地拓展了旧体诗词的题材、格局和气象,借助这些悲情的史诗,向世人展示了其焦虑之后的坚韧,消沉之后的激越.
小结
民国初年,传统旧式文人一度以“郁郁寡欢”的面目示人,大有鲁迅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的意味.他们不仅自放其意、自适其所适,还常常在诗文酒会中结社抱团,以集体共鸣,寻求心灵的慰藉.然而,民国后期时局的多变、民族的危亡惊扰了他们的清梦.生存之难,灭亡之易给怀揣文化理想和憧憬潇洒人生的传统旧式文人以沉重打击,使其惊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承受空前的精神焦虑.他们最终打破了安闲的书斋生活、消极的隐逸生涯,融入时代的激流,并在民族斗争中,积极进取,展现出“入世”的姿态.表面上看,传统旧式文人心态的变化好像取决于政治格局、军事斗争、民族危机,实际上他们由自满、封闭转向开放、豁达,反映出自身文化态度的觉悟与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心态的变化也暗示了民国后期思想潮流、文学风气、文化态势的嬗变,新旧文化正由对抗,走向兼容.
注释：
①吴梅：《吴梅全集日记卷》（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②吴湖帆：《吴湖帆文稿》,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③田波澜：《晚清上海名妓无意间提供的现代性》,《东方早报》,2013年8月1日B02版.
④俞剑华：《俞剑华美术史论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⑤⑦⑨⑩{11}{12}{13}{15}{16}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卷）,《夏承焘》（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第190页,第310页,第317页,第322页,第323页,第335页,第258页,第316页.
⑥当代学者李剑亮教授指出：“1940年发生的一场政变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交往,当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龙榆生名列伪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夏承焘对此消息惊讶异常,难以置信,‘座闻□□将离沪,为之大讶,为家累过重耶,抑羡高爵耶.枕上耿耿不得安睡.他日相见,不知何以劝慰也.’从此之后,夏在日记中均以‘□□’或‘俞君’来称呼龙榆生,一是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二也是为了保护好友.”李剑亮：《夏承焘劝悔词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⑧张晖：《忍寒庐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4}张宏生,钱南秀主编：《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6—497页.
{17}张宁：《现代旧体诗人的迷与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4日5版.
{18}“1928年12月1日,他老人家（夏敬观）把他的著作拿来,一定要我作序批评.”胡适《胡适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4页.
{19}{2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6页,第92页.
{21}苏：《盂山吟社诗序》,《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22}沈曾植：《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52页.
{23}赵继声：《今雨雅集社壬戌诗选序》,《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24}{25}{26}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96页,第1086页,第1149-1150页.
{27}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一卷）,《夏承焘》（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28}刘子芬：《石城诗社同人诗草第二集序》,《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6页.
{29}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责任编辑：周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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