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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二）
中国连续举办了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也连续传递着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强音.这鲜明地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站在关注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使命担当.同时也启迪我们去思考和回答,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重点、难点、痛点和关节点在哪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有效的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基点、规则、机制、路径是什么？为此,我认为首先需要确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块基石”——共生的价值观、共同的安全观、共商的治理观、共赢的发展观.
共生的价值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逻辑起点
任何治理体系的建立,价值观是根本.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到今天,经历了许多划时代的革命,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文化.迄今为止,我们沿用的依然是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但丛林法则产生的基础是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利益争夺,这是典型的实体空间思维模式.网络时代则不同,网络空间资源可以再生,数据可以复用,信息可以共享.自然界中的石油越用越少,而大数据作为网络空间的“新石油”却越用越增值.这种可复制、可增值的资本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人们可以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人类正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未来,决定人类生存的基础,不能再是“你死我活”的PK模式,而是非零和博弈的分享模式.这将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社会原始的竞争逻辑和处世之道,激发超越实体空间的新文明的觉醒,即构建以“共生”、“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此,丛林法则应该让渡于休戚与共；画地为牢应该让渡于开放共享；惟我独尊应该让渡于共生共荣；以意识形态划线应该让渡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尽管这些提法离当下的共识还相距甚远,但它毕竟是21世纪人类应当看到的愿景和奋斗的目标,也是当下全球互联网治理必须确立的基本共识和逻辑起点.
共同的安全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规约
基本规约是确保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经过半个世纪的打造,互联网不仅进入了全球高速发展期,也进入了安全威胁的上升期.在网络空间规则还未确立,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安全威胁,成为互联网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一些传统强国往往沿用实体空间思维定势,习惯套用“动网”即“动武”的行为准则,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这不但解决不了网络空间面临的问题,而且会带来诸多麻烦.网络空间行为体多种多样,鱼龙混杂；数字化的东西容易伪造,溯源取证困难重重；用于实体空间的武装冲突法的很多规则难以在网络空间适用.这使得网络空间的战争与和平难以界定,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很难区分,“中立”概念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简单化地降低打击门槛不仅会让中立国或无辜者蒙受灾难,还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犹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负面效应.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理由是其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动用了几十万军队,直到退兵为止,也没发现一件证据,只能不了了之.但那次动武的恶果却在不断发酵,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伊斯兰国家对美国仇恨的加剧,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泛滥.目前,ISIS欲借加密软件构建“网络伊斯兰帝国”,招募打造网络圣战队伍,计划对美、西方发动大规模攻击.
新空间的复杂特性、归因溯源问题的难以解决一再警示人们,草率诉诸武力不仅伤人,也会伤己；任性地发起攻击,在给别人造成灾难的同时,自己一定会付出代价.一味谋求一方的绝对安全只能给自己,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不安全.靠武力、零和来应对安全挑战的时代己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沟通协商的和平方式.而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没有权利对他国进行武力侵犯,也不支持由单一或少数国家单方制定的动武规则.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不断泛滥的网络恐怖主义等网络威胁,摒弃动辄使用武力的解决方式,将联合国作为规约制定和危机管控的主要平台,进行对话沟通是解决问题的上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诸如“君子动口不动手,吵架总比打架强”的君子协定,这应该成为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框架中的基础规约.
共商的治理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导模式
治理模式解决的是治理主体的问题,是治理制度落实的组织保障.在网络空间,采用何种治理模式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这里既有大国关系的角逐,又有东西方文化的对冲,还需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始终面临两个重要而又基础性问题：一是在互联网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扁平化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多利益攸关方（多方模式）的作用？二是在网络威胁不断蔓延,跨国犯罪层出不穷,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多边模式）的主导作用？
从网络空间体系构成看,其由基础层、应用层、核心层组成.物理层包含的是基础设施.在这一层追求的是标准化、全球一网、互联互通.应用层包含了互联网平台在现实中的广泛运用,涉及科技、贸易、文化、社会、生活等人类活动.在这一层实现多边和多方共治,实现自由和秩序平衡.核心层包含政权、法律、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涉及执政根基,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层重在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即每个国家对境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承载的信息拥有天然的管辖权.可以看出,“多边”和“多方”分别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主导作用,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共存关系.我们提出发挥政府在“多方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是反对多方治理模式,而是防止以“多方”排斥“多边”在关键时候的主导作用；反对打着“多方”旗号,以事实上的“单边治理”,取代“多边共治”的做法.2016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G20峰会通过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强调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技术团体和国际组织等应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在不同层面发挥不同的主导作用.
而当前,有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多边”和“多方”磋商、对话机制很多,如何整合这些机制已成为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发展的重要问题.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能够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的主要平台.因此,要建立在聯合框架下,“多边”与“多方”互补而不是互斥的新的治理机制.2015年7月,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正式提交了《关于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专家组报告》,确认了包括网络主权原则在内的《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准则适用于网络空间.2016年,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发表《塔什干宣言》,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的普遍规范、原则和准则.
共赢的发展观——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前提
互联网是美国为人类创造的新大陆或称地球村,这个贡献无与伦比.但是由于事物的两重性,互联网在普惠人类的同时,也把更新的危机模式和更高的危机概率带给人类.如何让网络世界不仅实现互联互通,而且达到共享共治？不是单极发展,而是共同发展；不是一家安全,而是共同安全.显然,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同样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责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当前网络世界掌控资源、主导规则、最具技术优势的还是美国这样的网络强国,解铃还需系铃人.可以说,网络安全体系的钥匙都在美国手里.如果美国不首先提供安全保障,居于高度恐慌中的其他国家,很难再做出更多选择与让步；如果美国不首先释放安全信任,分享技术成果,也很难结成打击和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如果没有安全的保障和信任,人类在网络空间的共同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目前,“球”在强国手里,传好了,网络空间将加快良性发展的步伐,人类将共同收获网络发展的“红利”；传不好,网络将迟滞各国的发展,人类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网络强国的自信不应只来自“能够绝对打赢网络战争”,更应来自“对他国有效释放安全保证、对自己进行能力约束”.要摒弃任何形式的霸权思维和单赢思维.做到强大不任性、先进不凌人；要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网络主权,主动填平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积极让渡全球共享的网络资源和管理；要克制用不对称手段谋取短期利益的冲动.运用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平等方式,開启网络空间新秩序.
2016年10月1日,美国商务部向国际社会交付对ICANN的管理权.我们期待美国以更加主动积极真诚的姿态,迈出对互联网从独揽到共管的实质性的步伐,从传统强国走向“新型强国”,为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的建立做出新的示范.当然,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共生共赢是民心所向,构建网络空间新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责任和共同担当,新型大国关系更是网络空间和平稳定的压舱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决不能当旁观者,而应做参与者、引领者,既要努力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让网络空间成为促进各国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共生的价值观解决的是“治理理念”的问题,共同的安全观解决的是“治理依据”的问题,共商的治理观解决的是“由谁治理”的问题,共赢的发展观解决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它们构成了完整的治理链条,既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抓手,也是未来网络空间新秩序的根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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