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与两河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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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保守地估计,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青铜时代(Bronze 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司母辛方鼎商代晚期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是青铜器最重要的器形之一.出土于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的“司母辛方鼎”,是铸造于商代晚期的一件青铜大鼎,就重量而言,它仅次于商代最大的司母戊方鼎,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此鼎内壁中部有铭文“司母辛”三字,据说妇好的谥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司母辛方鼎是妇好的儿子为了纪念母亲而打造的祭物,代表商朝后人悼念着这一位为保卫疆土而东征西战的伟大女英雄.

司母辛方鼎中显现出青铜原色的质朴,其远古文明的韵味颇为浓郁.傲然屹立的司母辛方鼎,方正雄伟的造型,壮硕坚实的器身,诠释着地位的“显赫”和“尊贵”.它的口部呈长方形,厚边短沿,敞口向天,两大耳对称地铸于两边,彰显其雄壮之势.四周的器壁均匀,以四角的扉棱相接形成了深腹,下部略内收与四足上端外侧的扉棱呈—直线,使方鼎的棱角与线条在参错中充满艺术美感,细微中展示着商代铸造工艺的精巧细腻.腹面上的装饰是方鼎的点睛之笔,在腹面的左右及下侧分布着排列整齐的乳纹钉,以圆点之状将鼎壁的华美以修饰性的点缀,鼎之典雅之韵也因此油然而生.上侧以一短扉棱作鼻梁,粗犷回旋的饕餮纹构成了兽面,兽口向下,眉目清晰,增添了神秘诡异的艺术风格,以对应祭祀之所严肃静穆的氛围.方鼎的四足粗壮,平衡的站位中尽显沉稳之貌,在四足上均有一个形态奇特的兽面浮雕,目字形眼,细眉巨角,充满着想象力.此纹饰如锦上添花之笔,为司母辛方鼎注入了一股生气,散发出远古艺术的无穷魅力.

司母辛方鼎凝聚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折射出人类的智慧,演绎着不朽的传奇,散发着永恒的光芒.今天,它又跨越千载,以更华贵的形式,诉说着妇好的不朽功勋.

◆大禾人面纹鼎 商代晚期通高38.5厘米 口长29.8厘米 宽23.7厘米湖南宁乡黄材镇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大禾人面纹方鼎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鼎.年代为商代晚期.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因此鼎亦被称为大禾方鼎.

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此鼎以四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的专家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究竟为何采用如此写实的入面纹作主题装饰,仍是个谜.

从艺术形式上看,此器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四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在商朝,其势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夏朝.《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

早在史前时期,黄河与长江流域就分别发展出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两大流域为代表的南、北方文化,虽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流,但仍然保持着各自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及精神信仰.下面介绍两河流域的珍贵商代青铜器,以飨读者.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共同汇成中华文明之主体,其在历史进程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最终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域文明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两大流域之间的这种独立发展的文化生态,在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的一次重大决定中,受到了强烈冲击.黄河流域的商文化一路向南扩张,先在地处长江流域江汉平原的盘龙城(今湖北武汉东部)建立据点,随后将其势力影响范围深入江南腹地.

◆象尊通高26.5厘米商代晚期

象尊,饰有凤纹纺及夔纹,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十一世纪).象尊是商周时期一件造型、纹饰构成最具匠心的立体造型器物.全器为象形,湖南醴陵县烟霞公社狮形山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象尊是商周时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之一.

象尊是商周时期一件造型、纹饰构成最具匠心的立体造型器物.全器为象形,上扬的鼻为中空的流,流口是一组虎、鸟组合,鼻下有一蛇纹;象额有涡状蟠虺纹一对;耳正面为云雷纹,背饰凤纹;器表饰龙纹、兽面纹.缺盖,根据同类器推断,盖钮可能也为象.从器物的特征分析,这件尊是湖南醴陵县烟霞公社狮形山出土. 象鼻上翘中空,与腹相通,似有流的作用,然此象尊形体较大,盛放酒液后恐难以倾倒.据法方专家介绍,象鼻的大部分已残缺,若此则原先很有可能如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象尊一样,象鼻上扬然后鼻端前伸.象背上苻一个长26、宽21厘米的长椭方形的口,其口内有一周薄的边沿,从这种情形推测,此器原先应该有盖.象尊的腹底部经过修补,四足中空,其中有的足内似乎还保存了当年铸造时的陶范.

象尊的腹部两侧各饰一个巨目圆睁、阔口眦牙的大兽面纹,颈部和接近臀部处各饰一鸟纹.在兽面纹的下面有~个狭长形的纹饰,从结构来看其两侧与兽面纹的躯体部分很接近,中间原本应该是兽面的部分也成了狭长形的构图,尽管在其中间有两个非常像兽目的装饰,但极度的变形已使人看不出兽面纹的本来面目丁乞在象尊四条粗壮的腿上各装饰了一个横置的鸟纹,在前面两条腿横置的鸟纹上部,分别装饰有一个倒立的变形龙纹.我们之所以称其为变形龙纹,是因为它的形体结构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这种倒立的龙纹很相似,只是省略了龙的眼睛,使其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形,但它们仍然保持了倒立龙纹的基本结构.

在商人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随商人南下的,是其业已发展起来的辉煌青铜文化.南下商人带来的发达青铜冶铸技术和复杂而成体系的礼器制度(以青铜容礼器为核心),作为商王朝的文化代表和势力先锋,在南下影响长江中游之后,沿溯长江继续西进,进而影响到了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以盘龙城的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吴城遗址和牛城遗址,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以及四川三星堆、金沙等遗址,成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共同代表,长江流域的文化生态从此改变.黄河流域的商文化自商代早期已经进入长江流域,但此时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面貌基本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面貌保持一致.如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与黄河流域早商文化基本保持一致.

长铜文明与黄河青铜文明一并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支柱,为西周时期南北文化的融合乃至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包括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在内,以长江为依托的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址,作为已经消失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明成果的独特见证,具备了不可否认的突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南下的北方商文化逐渐融合地方土著文化因素.至商王朝中期,商文化的势力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大.如江西、安徽等地的商代中期青铜器,风格与中原同期的青铜器保持一致.不过与早、中商时期相比,晚商时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及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开始自长江以南向北急剧收缩,同时长江流域的地方土著文化逐渐发展并壮大,约至晚商早期时,长江流域各地区基本被土著考古学文化统治.

商王朝迁都殷墟(今河南安阳)后,继续延续中原的文化传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其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开始辐射到更广阔的地区.

以盘龙城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吴城遗址、牛城遗址,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以及四川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在商王朝势力在当地回撤消弭之际,发展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湖南宁乡青铜器群即为杰出代表.长江流域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绝大部分即出现于这一阶段.

对于商人南下带来的文化的刺激,长江流域的地方文化基于自身积淀下来的强大文化基因,并未对其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本土精神信仰、生活传统和审美旨趣,吸收了能服务于自身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礼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独特的选择、改造与创新.

他们放弃了中原青铜器类中的常见礼器组合觚、爵、聋,而选择了尊和基,并对其体量及纹饰进行了改造.有学者称此类青铜器为“混合型”青铜器,即文化面貌中既有中原青铜器传统,又带有明显地方特点.

—方面,长江流域汲取了黄河流域的冶铜与铸造技术;另—方面,长江流域的人们在制度上接纳了黄河流域将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思想,但又有所改变,使其更能服务于自身文化.

◆象纹兽面纹铙 通高70厘米 铣间宽46.2厘米 商代晚期 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长沙博物馆藏

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全身布满云纹.这件象纹铜铙于1959年在湖南省宁乡县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出土.出自一窖藏,同时出土五件,这是其中铸制最为精良的一件. 重67.25公斤.铙作合瓦形,下有筒形之甬,甬中部有旋.钲部主纹为由粗线条组成的变形兽面纹,钲的左、右、下三边饰六鱼、六龙和十一个乳钉.正鼓饰一兽面,鼻梁作牛首状,两侧饰倒垂的夔龙,侧鼓各饰一卷鼻立象.另一面的纹饰相同.甬部旋上饰八个c形花纹.全身布满云纹,组成主纹兽面的粗线条上也有云纹.此铙颜色土褐.

同坑出土的另一件象纹铙,经取样作金相分析,含铜量为98.22%,铅锡含量甚微,说明这两件铙均系红铜铸成,取其性能柔韧,重击而不易断裂,以适用于打击乐器.从铙上正鼓的兽面纹看,与商代晚期的兽面纹作风非常相似,钲边的虎、鱼等装饰也常见于殷商铜器之上;其器形厚重、纹饰繁缛、有三层花纹等特点,与殷墟第二期的铜器作风相同.但这类大铜铙仅见于江南地区,多数出在湘水流域,尤以宁乡一带出土最多,而不见于北方地区.那种用横断面作半圆形的粗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又极具地方特征,因此,这类大铙应为江南地区受商代文化的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这件象纹铜铙是南方商代大铙中,纹饰极为丰富奇特、铸造最精的代表性产品.

此外,长江流域还出现了大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信仰而产生的青铜器.有学者称此类青铜器为“地方型”青铜器,即文化面貌为地方特有,不见或罕见于中原或其他地区.

纹饰风格总体而言,南方青铜器纹饰更为写实,易于辨认,而北方传统上较为神秘紧凑的兽面纹,在南方青铜器上的分布方式渐趋离散、简化或变形,造型更为写实的动物形器如象、豕、蛇、蛙、虎、鸟、鱼、爬虫等,大铙及其他特色乐器,人面(像)等. 这些特色鲜明的青铜器,正是长江流域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选择与创新的例证.这种技术与文化的选择同时进行,共同体现了长江流域对青铜的态度.长江流域在此技术与文化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本土铜矿资源发展起来的青铜文明,尤其是青铜技术,又反向传回黄河流域,反哺中原,实现了南、北方的“青铜对话”.当然,长江上、中、下游的地方青铜文化相互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整体而言,仍同属于长江流域文化系统,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差别显著.

(责编: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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