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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
每当谈论改革,我们总会想到一座城市,那就是深圳.似乎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深圳这般,被深深烙上改革的印记,成为中国版图上改革开放的一个亮眼的地标.
党的十八大后,离京考察的首站就是深圳,他在考察时指出,“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
渔民村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叙事起点,这个最早靠驾舢板艇、捕鱼捞虾为生的小村庄,在改革开放之初,利用特区政策和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国内最早的“万元户村”.
“我出生的时候,一家人就挤在一条小船上,在深圳河打渔为生.现在住上了小洋楼,当起了房东,真是不可想象.”村民邓伟雄感慨.
“深圳”在客家话中意为较深的田间水沟,40年间,昔日这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现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在缺少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贫瘠土壤上,孕育出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了华为、腾讯、大疆等明星企业.从1979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仅1.97亿元,人均GDP606元,到2017年GDP达到2.24万亿元,人均GDP18.31万元,GDP年均增速达到23%.
2017年的深圳,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的PCT（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并且仅次于,位列全球第二.
如果把深圳当做一个经济体,放在国际上去比较,那么其GDP已经超越以色列,其人均GDP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西班牙和韩国相近.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建市前的深圳,是广东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打报告,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
1979年春,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一班人,在对广东丰厚的思想资源、人文积淀和巨大的地缘优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后,习仲勋决定再一次向党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式和广东优势,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行一步.
4月,习仲勋在工作会议中南组上发言时,代表广东省委强烈要求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深圳和珠海以及侨乡汕头建设出口加工区.领导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但是,叫出口加工区呢,与台湾重名,叫自由贸易区,又有忌讳.针对命名问题犹豫不决、僵持不下.
听了习仲勋汇报后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先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1月23日,深圳市获批成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当时有外电惊叹道：“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深圳从1980年下半年起相继投入开发建设.当时,在深圳和香港的边界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从中看见改革的紧迫和必要.
深圳香港的边界被一条深圳河、两道铁丝网隔开.边界一边是深圳罗湖区的罗芳村,另一边是香港新界区,挨着的也叫罗芳村.改革开放前,不少人千方百计“逃港”.1978年,深圳罗芳村民年收入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香港的罗芳村,就是深圳罗芳村人外逃香港后建立的.
据说,那时边境管理严格,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当地村民回忆,当年他白天凭着一张特制的耕作证过去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干活,晚上回这边来过社会主义生活.那边的东西不许带过来,他就在铁丝网那边吃饱了再回来.有时牵着牛过去干活,他就在牛耳朵里塞两个鸡蛋,拿过去卖点钱.
改革开放后,不仅分田到户,还允许村民去香港卖菜,罗芳村迅速富裕起来.最开始有人记录每一个过境的人,怕他们不回来,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罗芳村的村民们不再“逃港”,相反,河对岸的香港罗芳村民开始时常往深圳跑,一些趟河过去的村民,又纷纷从香港回来了.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
深圳建市后,最先开发的是蛇口工业区.
1978年10月,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向国务院请示,他要将招商局打造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综合性大企业,请求批准.
这份请示上报3天后即获批准.1979年元月,经过实地考察,袁庚一行向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1979年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经过认真的规划设计后,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正式破土动工,这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1980年,蛇口正式招商引资,向世界发出邀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蛇口成为中国首个外向型、开放型、改革型的工业区.
工业区从荒滩起步,毫无工业基础,即便是买一颗螺丝钉都要到香港去,电是从香港拉到蛇口的.
晚年袁庚有一大遗憾：当时李先念副主席有意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而他只敢要蛇口2.14平方公里的范围.对一个资金仅有1个多亿的招商局来说,全靠自筹开发南头半岛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的确颇有压力.袁庚坦承：“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那么大的胆量.”
当时深圳特区是边境小镇,都是山坡或荒滩,因此首先要平整土地、通水、通电、通道路、通电信、通排污管道（简称“五通一平”）,多方筹措资金,为吸收外商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军委及时调遣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也云集深圳,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蛇口工业区建设的第一项工程是港口码头,由于吃“大锅饭”,工人没干劲.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规定超过工作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钱.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这个办法使工人为国家多创产值130万元,工人拿到的奖金甚至超过2个月工资.但很快,有人将此举指责为“倒退”,超额有奖的举措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把4分钱的“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南海,后来经批示,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而工地运泥量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如今看似平常的绩效激励机制,在当年却掀起“风波”,这几乎就是特区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
曾经有人问过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的回答是：“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蛇口工业区成立后,“很多人都是慢吞吞”,袁庚看不惯.工业区内所有道路网络是由招商局投资,最早建成一条区内干道与深圳连接.当连接深圳的这条公路快要建成时,公路两头还有大约10米宽的一个口子,施工却突然停了下来,工人撤走了.原来,是负责指挥施工的广东省公路局的一个副处长提出要另加几万块钱奖金,不给就不通车.
“几万块人民币,这个要命啊.”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回忆.当时他们谁都不敢答应,几次登门去找这个副处长也不见人.此事被总书记获知后,批示严查.
后来,袁庚提出在工业区树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当年的时代标杆,并为深圳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最知名的成果是1982年动工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最快时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1985年,这座高53层共160米的地标建筑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建成的第一座综合性超高层楼宇.
从1979年7月“五通一平”开始,到1984年,蛇口工业区即已先后招商引进外资、港资20多亿港元,兴办了合资或独资工商企业达90多家.仅仅5年时间,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1984年,首次视察深圳时,肯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过10年的发展,深圳以年均经济增长26.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特区奇迹.彼时的深圳,俨然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曾有一个美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去了深圳,其中一位成员在其访问手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真没想到,这个普通美国人听也没听说过的城市（指深圳）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跟它一比,我觉得我们那个城市就像个小渔村.”
“截至2018年4月底,世界500强企业中已超过270家落户深圳”
深圳并未止步于依靠贸易赚“快钱”,在通过转口贸易形成初步繁荣的基础上,深圳迈出了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步伐,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当时,深圳提出了发展六大工业部门的计划,包括电子、石油化工、轻工、纺织、新型建筑材料、精密机械等.
之后,1993年底,深圳出台政策,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2003年,深圳制定“不仅要加快发展与率先发展,更要协调发展”的计划,明确把自主创新战略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出色地完善了城市化现代化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深圳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深圳率先着手布局生物、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这一年被列为全国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到2017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918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占GDP的比重达到40.9%.
2009年7月31日,深圳启动大部门制改革,全市46个部门减少为31个部门,远低于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机构的限额.这项旨在优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举动,在特区改革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深圳“新改革”的发端.
深圳前海,处于广州—深圳—香港“黄金走廊”的轴心,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2012年12月7日,总书记到此考察时用一张白纸来形容当时的前海,“从零开始,但也正因为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正式成立,代表着我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堪称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特区”.该自贸区“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推动以“深港组合港”形式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打造自贸试验区新的标杆.
2018年5月上旬,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管委会传播中心主任焦伟在采访中说：“我们这里每天要注册200多家企业,截至今年4月底,前海开业的商事主体数量已超过6万家,全市商事主体数量高达300万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已超过270家落户深圳.”
从“拿来主义”到创新浪潮之巅,深圳必将成为中国南方新的高等教育高地
40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而今日再提及深圳,科创必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深圳在4G及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
在近40年的发展中,如果说深圳曾经历过“拿来主义”的阶段,在如今科技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圳正致力于在多个领域站在浪潮之巅.
2017年,深圳率先构建了技术创新体系,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4.13%,接近全球最高水平；有PCT国际专利2.04万件,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在85%以上,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拥有重点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达1688家,高新技术企业1.12万家,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32.8%,成为全国的一个标杆,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跃进.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新兴移民城市,深圳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人才聚集.2017年,深圳市新引入人才总量超10万,计划到2030年,科技人才队伍整体创新能力接近硅谷、以色列等先进地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人才队伍核心竞争力突出,金融人才队伍影响力比肩国际金融中心,一大批世界一流科学家、顶尖科技专家、全球专业领袖智汇深圳,全球创新人才高地基本建成.
深圳正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中国硅谷.深圳现在最羡慕硅谷的,可能就是拥有一所斯坦福大学.
从小渔村到中国一线城市,是伴随城市的发展升级,深圳一直努力发展高等教育.
1983年,深圳就创办了深圳大学.二十余年后,深圳又于2007年筹建了号称“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理委员会主任吴惠琼曾经长期在深圳市教育局工作,她说,深圳特区诞生之初,城市的主要居民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文化程度不高的打工者.因此,当时最迫切的是在职成人教育.“那时候,深圳可以说是全民上夜校,这成了当地的一大风景.一到晚上,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看到人们在捧着书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特区当年享受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变成普惠政策.京沪来深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明显下降.深圳的发展如何突破瓶颈？
2000年左右,深圳找到了一条突围之路,就是科技转型,这就意味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2000年的深圳大学城建设是深圳的第一波合作办学热潮,现在,深圳正进入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一个新阶段.在深圳市的10个区中,有8个区都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计划”.
拥有深大、南科大及深圳大学城的南山区,是深圳高教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据《蛇口消息报》报道,2016年,南山区接连签署协议,引入北大深圳校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校区,以及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合作办学项目.
前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表示,由于历史的原因,深圳,乃至整个广东,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洼地.深圳特区其实也很像美国的加州,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文化的沙漠.“100多年前,斯坦福大学也被人看作是野鸡大学；20世纪60年代前它还默默无闻,而今却成为西部的哈佛.办大学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政绩,至少要给它20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短期来看,引进外面的学校来办学,见效快,但长期来看,还是需要深圳自己办大学.”
与海闻有同样眼光,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人士都认为,深圳需要大学,深圳未来一定会出现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格局应呈现多极化趋势,而深圳,必将成为中国南方新的高等教育高地.
（参考资料：《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北京晚报》2018年5月21日、《蛇口用速度演绎改革开放奇迹》《大公报》2018年6月51日、《袁庚 创造蛇口奇迹的改革先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25日、《深圳：改革开放不停步》《经济日报》2017年9月22日、《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圳坐标》《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1日、《深圳能否“山寨”出斯坦福》《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30期等；作者：毛丽娟、胡晓青、李华林、喻剑、王帆、钱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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