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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山满的亚洲主义观
【内容摘 要】 头山满是近代日本右翼的知名人物,是日本亚洲主义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本文着重从思想层面对头山满的亚洲主义进行探讨,特别是将其思想转变置于影响当时日本国家方向的主流思潮中加以考察,力争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人物形象.头山早期参与自由民权运动,在以其为主导的玄洋社活动过程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完成了由民权向国权的立场转变.甲午战争后,他倡导以亚洲复兴和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兴亚论”.但支撑其“兴亚论”的思想基础却是他提出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天皇道”.本文深层次剖析了头山满的思想与行动,探寻到其亚洲主义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认清其具有重大缺陷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思想行动中值得肯定的一面.
【关键词】 头山满 玄洋社 民权 国权 兴亚 “天皇道”
【中图分类号】 K315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8）01-0079-88
【文献标识码】 A 【 DOI】 10.16496/j.cnki.rbyj.2018.01.010
【作者简介】 李彩华,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教授.
以各种形态一直存续到1945 年的日本亚洲主义思潮,其发生可以追溯到幕末时期.近代西力东渐是亚洲主义成立的基盘,尤其是中国战争败北后所带来的冲击,增大了幕末日本对外危机的认识,成为会泽正志斋、平野国臣、吉田松阴等幕末思想家的亚洲主义学说产生的基础.明治时期,日本先于亚洲各国成功实现近代化.正是在以“文明开化”为旗帜的欧美志向以及伴随其发生相反志向（比如说国粹与排外）的交错之中,产生了可区分为脱亚与兴亚两种相反的谱系的千差万别的亚洲论.①毫无疑问,这两种谱系的思想与运动,是围绕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朝鲜及印度的关系来展开的.
本文以大致属于“兴亚论”系谱的亚洲主义者头山满在明治时期至昭和初期的思想与行动为考察对象.限于篇幅,在此对自幕末到二战结束期间不断再生的亚洲主义思潮并不论述.另外,“亚洲主义”的定义颇为复杂,对此日本的先行研究已有诸多考察,在此亦不赘言.国内学界对头山满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看人物介绍性的文章较多,且多散见于有关日本浪人及日本右翼研究的著作及论文之中.目前尚未见有关他的专著,专业论文则多是以分析他的中国观,尤其是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援为主调.至于头山满的评价,国内的研究尚嫌片面,多集中于批判他作为日本右翼的对外侵略性一面.
本文着重从思想层面对头山满的亚洲主义进行探讨.特别是将头山满走向亚洲主义的思想航路置于当时左右明治国家命运的主流言论与思想这一背景当中加以考察,力争还原一个本真、丰满的人物形象.头山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出发,在玄洋社活动过程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完成了由民权向国权的立场转变.甲午战争后,他开始在思想与行动双方倡导以亚洲复兴和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兴亚论”.但支撑其“兴亚论”的思想基础,却是他提出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天皇道”.通过剖析头山满的思想深层,可以探寻其亚洲主义行动复杂、矛盾的一面,认清其思想的重大缺陷.同时也能看到他思想行动中值得肯定的一面.
一、走向亚洲主义的轨迹
头山满（1855-1944）,作为玄洋社的中心人物而为人所知.玄洋社被视为日本右翼运动的源流,头山作为其灵魂人物被称为“总帅”.头山一生无官无位,从明治到昭和初期一直活跃于政界后台,但他却对近代日本的政治外交,尤其是在有关中国、朝鲜等对外事务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尊称他为“翁”“豪杰”“巨人”,也有人评价他为“浪人王者”“全国志士统帅”.恰似《水浒传》中所描绘的盘踞梁山泊的豪杰人物那样,头山作为近代日本右翼的知名人物,在从开国至战败的日本持续不断地显示了他巨大的存在感.在此,首先介绍一下他走向亚洲主义的轨迹.
头山是福冈藩武士筒井龟策家的三男,幼名乙次郎,后被其母亲头山家收为养子,取名为“满”,号立云.十六岁时受福冈藩勤皇派思想影响入门兴志塾,在学中结识后来的玄洋社创立者进藤喜平太及箱田六辅.头山原本就是尊皇主义者,一般认为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学生时代.
1875 年征韩论与民权运动在全国兴起.作为旧福冈士族的一员,头山对派阀政治心怀不满,参加了西乡隆盛旗下的矫志会,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他在大正时期接受过政教社记者的采访,存留采访记录《西乡南洲遗训》讲评.[1] 从其讲评,可看出他深受西乡隆盛思想的影响.1876 年发生萩之乱,他与进藤喜平太及箱田六辅等人因涉嫌政治被,西南战争后获释,头山返回根据地福冈, 继承在西南战争中被株连的同道者们的遗志,通过组织向浜塾继续活动.
1878 年,大久保利通被,社会形势大变,头山访问土佐藩的板垣退助要求奋起一战,但却被板垣说服接受了其立宪政体及民选议院的主张,即通过而伸张民权的思想.同年头山与平冈浩太郎及箱田等人共同创办自由民权社——向阳社.向阳社既响应板垣等人的民权运动中心爱国社及立志社等组织的活动,又作为教育培养民权之基地进行活动,同时还开展拥立开设国会,改正条约等活动.一时竟有反超立志社之势.[2] 头山还结交植木枝盛等民权活动家,1879 年还曾邀请植木到向阳会发表演说.
1878 年12 月向阳社改称玄洋社,由平冈浩太郎任第一任社长.玄洋社规定以西乡隆盛的精神为基调,平冈、头山、箱田三人后称玄洋社三杰.这实质上是以尊皇为前提,以民权国权并存为目的的改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民权与国权之间左右摇摆的国内外形势及思想状况,也说明在当时民权与国权的主张原本就是表里如一不可分割的关系（后面详述）.其后头山以玄洋社为据点开展活动,渐次开始深入涉足“亚洲问题”及“大陆问题”,由此被后世称为“玄洋社直系的亚洲主义者”及“大亚洲主义的一种类型”.
头山没有著书立说.但第三者记录的有关他的谈话录、言行录、逸话集等有相当数量.这是探究其亚洲主义思想①的绝好资料.如藤本尚则的《巨人头山满翁》（政教社,1922）、《头山满写真传》（头山满翁写真传刊行会,1935）,头山满翁正传编撰委员会编《头山满正传（未定稿）》（苇书房,1981）等是描述其生涯与人物像的著作.此外,曾从师头山满,属玄洋社派系的保守派思想家苇津珍彦所著的《大亚洲主义与头山满》（日本教文社,1965）②一书,是研究头山满的第一手资料.
二、围绕民权与国权的初期活动与思想
从头山思想的归着点来看,应该说他是国权派亚洲主义的一个人物.那他的思想与行动,究竟有何特质？追究这一问题时,必须把他的言行置于当时左右明治国家命运的主流言论与思想这一背景当中来进行考察.本节首先以玄洋社为中心对他初期活动与思想的特质进行考察,范围从明治初期十年到甲午战争时期.
如前所述,玄洋社是以自由民权结社的向阳社为前身形成的.其成立后,直到1880 年5 月才向提出成立申请,揭示了“玄洋社宪则”这一新方针.其内容为：第一条,须敬戴皇室.第二条,须爱重本国.第三条,须固守人权.其中第三条中“人权”,应之要求,改为“人民的权利”.从政府为管制言论,已于1875 年颁布了报纸新闻条例及谗谤律条例这点来看,宪则由“主权”变为“权利”,应该是为当时“一君万民”的社会形势所迫.
头山对“亚洲”的关心可以说是从玄洋社开始的.1917 年发行的《玄洋社社史》（以下称《社史》,玄洋社社史编撰会编辑发行）这样解说其宗旨：“爱重本国”,并不是说“应轻视外国”,而毋宁说是反过来应重视外国.“改正昔日条约,交换桦太千岛,朝鲜拒绝派遣使节涉及到国家威严”等较多问题,都是筑前民众一直针对中国及朝鲜所关注的问题,有关这一系列对外问题,都表示“梦寐不忘”.[5] 从这一宗旨可以看出头山等人作为玄洋社领导者的视线已经很明显地扫向了亚洲问题.
众所周知,明治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修改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政府公开的外交路线是在遵从万国公法的同时,以加入西洋列强的行列为目标.然而另一方面,作为其他的外交选择,由在野势力所倡导的为了对抗西洋列强而与亚洲连带的指向,也都开始活跃呈现.比如说当时与玄洋社几乎同时成立的兴亚会提出提携振兴亚洲.现在兴亚会被视为最早提倡与亚洲各国建立平等连带关系的早期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性团体,是日本兴亚主义的源流.
作为在野势力开始重视亚洲问题的玄洋社,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是在反对改正条约运动兴起期.初期的玄洋社,如其宪则所示,内部存在民权与国权相克的问题.其宪则设定的是以尊皇为前提同时追求国权及民权的三位一体的大目标.借用苇津的话,即“举着敬皇室,兴民权及国权主义招牌”.[7] 换言之,玄洋社头山等人认为：尊皇、国权、民权三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甚至可以说追求个人自由平等和追求国家独立是一枚硬币的表里关系,双方都和“尊皇”相一致.之所以这样主张,是他们认为藩阀政府的有司专制已失去了“尊皇维新之实”.因此,奉御誓文而兴公议舆论,允许民众参政,这即是皇室可以永远固安之所以.固守民权即孝忠皇室之所以.
的确,民权与国权就我们当今的理解而言,前者是天赋人权的近代主义理念,而后者则是甚至可以涉及到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概念,两者不能两立.然而在当时,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内含着尊皇与国家主义的思想要素,民权与国权虽诉求不同,但两者同根.就自由民权运动而言,具有启蒙作用的明六社成员趋向保守,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论及完美无瑕的“国体”对树立“国民道德水平”之必要性,另在1882 年《时事新报》中发表“官民调和”以及“国权皇张”等言论,均显示了当时民权理论的局限性.[9] 还有许多自由民权家,像植木枝盛那样,因有其近代性的一面,在其活动的前半期,的确有提倡向亚洲扩展自由民权思想,以解放支援同受专制思想之苦的亚洲人民的连带思想.但是在1882 年壬午政变及1884 年甲申政变以后,就陆续开始出现支持针对中国及朝鲜的“海外扩张”的民权家.①例如同样是植木枝盛,在1887 年就开始“赞成以非军事手段达成朝鲜的殖民地化.”[10] 总之,当时,民权论与国权论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可分性,不可能按现在的概念解释做二者选一的把握和理解.
据《社史》所记述,玄洋社从主张民权与国权共存到向国权论倾斜始于1887 年前后,当时的背景是1886 年中国长崎水兵事件与1887 年开始的修改条约问题,特别是后者,玄洋社通过参与策划,不久就发展成为与上层政治家关系密切的国权派结社,倍受舆论关注.
长崎水兵事件是指当时清朝为应付俄国武力威吓,派遣四艘北洋舰队军舰到朝鲜东部海域巡防,在回归途中停靠长崎港,部分水兵私自登陆狎妓,与当地发生冲突的事件.对此玄洋社成员全部极具愤慨：“至此,全部抛弃民权主张国权主义……宜维持日本帝国之元气,且必须依赖军国主义,伸张国权,继而将以往民权论皆舍弃如敝履.”[11] 只是综合其《社史》之记述,水兵事件只不过是借口,以头山为首的玄洋社思想大转变,如前所述的民权家的转向一样,是在1884 年以后社会形势变化背景下必然发生的.
头山等人的国权论立场,在参与反对修改条约运动时旗帜更加鲜明.当时围绕修改条约问题无论朝野都激烈批评伊藤博文内阁,其结果是伊藤内阁于1888 年总辞职,继而成立了黑田清隆内阁,黑田启用大隈重信为外相,负责推进修改条约而与外国交涉.但是受各国压力而屈服,因此1889 年6 月传出“屈辱条约改正”传闻,一时间民众运动更加强烈.期间,玄洋社一方面在福冈试图扩大反对运动之势力,另一方面以头山为首的人在展开运动.头山以与自由民权派划清界线为手段,历访松方正义、伊藤博文等人,说服其支持民众运动.然而反对运动自身走进死胡同,因此1889 年10 月玄洋社成员来岛恒喜袭击了大隈重信,这是对政府外交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事件
在此过程中,能够确认到的头山有关国权与民权的言论,是在1890 年首届帝国议会召开后.看到政府与民权党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反复,头山提出：“民权,原本就必须重视,然而更应该重视国权,我国将来必要成为东洋盟主,为实现这一天职,必须要扩张军备.民权党派议员徒有感情而不审事理,徒为反对而反对,如此态度,余不为采用.”[13] 至此,明确表达了国权优先的立场.
因为头山赞赏松方正义内阁的对外发展方针,玄洋社还参与了1892 年松方正义内阁的总选举,介入其福冈选举,积极排除民权党派势力.对此,头山后来提到：“当时自己愤慨于在东洋不断失坠之国威,主张政府应对外积极进取,树立自主外交方针,以期伸张国权之目标.”
三、以“兴亚”为理想的对亚洲援助行为与多数亚洲主义者一样,在初期头山是站在以亚洲对抗西洋的立场上,不断地展示了其亚洲主义的行动与思想.首先引用他几段言论：“强国践行正义,即如南洲翁所言,广为怜悯弱小国,改进其种种文化,这岂不是国之理想乎？”
“南洲先生若还活着,日中提携将不是问题.实际上亚洲的基础坚实硬不可动摇,首先往昔依赖美欧的生活是没出息的表现.”
“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一口号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抵制西洋诸国的暴慢并驱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亚洲主义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义务,在于以日本与中国①的双肩为基础的日中提携,其先见之明与达识雄图至今仍敬服不已.
最初两段是头山讲评西乡隆盛遗训之语.如第一节所言,头山在思想层面继承了西乡隆盛.头山响应西乡,提出以东洋道义（王道）的普遍性对抗西洋霸道而为亚洲复兴之道, 为此倡导兴亚与亚洲各国提携.
对于西乡的征韩论,头山提出：“大西乡的征韩精神不正是兴亚运动吗？[18] 并以此作为兴亚论的渊源之一.他在“征韩论真相”的谈话中,斥责岩仓具视及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意见是“西洋迷”.与此相反,对与岩仓及大久保对立的板垣退助的看法大加赞赏.板垣认为：“连与近邻国家的关系都处不好,只是模仿西洋还有何话好说.首先应该处理好与近邻国家,特别是韩国及中国的关系”.[19] 头山指出板垣的观点,才是西乡征韩之目的.
第三段是头山赞赏作为东亚同文会的首届会长,于1898 年前后倡导“中国保全论”的近卫笃麿（1863-1904）的言论.当时,近卫受欧美人种思想的影响,强调作为同一人种的中日提携的必要性.在近卫看来,亚洲的未来是人种竞争的舞台,是黄白两种人的竞争,所以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应确立并认同与白种人为敌的立场,中国人与日本人利害关系一致.此外,他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问题是固属于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义务.虽然清国的国势已衰,但其弊在政治不在民族,直至启发利导,携手保全东洋,岂为难乎？”[21] 也就是说,日本必须采用同人种的外交政策,以此善导处于衰势的中国,如果能相互提携,达成“保全中国”与“保全东洋”的目的则不是难事.人种论虽不是头山考虑日本与亚洲诸国关系时的唯一立足点,但在驱逐列强的方法这一问题上,他与近卫的“中国保全论”志向一致.
以下先叙述头山基于以上立场而策划亚洲问题的主要行动.
头山最初在行动上支援了朝鲜独立党志士金玉均.1885 年,头山在赴京途中于神户会见了因甲申政变失败而流亡日本的金玉均.此时头山30岁,对初次会面的金玉均,有较好印象,“非常之才物,不羁之性格,少有之豪者”.[22] 头山不仅在资金方面支援金玉均,而且表明了“日韩乃同胞,必须相互提携,互相扶翼”之态度.
在这之前,来岛恒喜、的野半助等玄洋社在京成员就通过樽井藤吉与金玉均接触过.他们受樽井藤吉的影响,计划组建义勇军援助金玉均.头山认为如此激进容易受到的注意,有较大危险,告知他们须慎重,不可有轻举之动作.取而代之的是成立语言学校,名为善邻馆,实则为其行动与会面的据点,而因内外形势变化,最终没有实现.
关于计划组建赴朝义勇军,头山会见了樽井藤吉,劝其为“此计划已经被外界知晓,足下在此十分危险,以暂时藏身玄洋社为宜.”[24] 头山与樽井此时交往实际意味深长.樽井藤吉（1850-1922）是日本社会主义结社源流之一东洋社会党的创始人,因著有《大东合邦论》而被人熟知.该书倡导与朝鲜平等连带,是早期亚洲主义平等连带论的代表性著述.该书实际上写于1885 年,樽井因大阪事件被捕入狱,原稿遗失,后樽井以汉文重写,于1893 年刊行.
在思考有关亚洲问题时,称1885 年是亚洲主义的节点年并不为过.1885 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福泽与樽井及头山同样都支援金玉均,但福泽对旧态依然的中国、朝鲜丧失信心,提出日本应与西洋列强共进退的强者逻辑,认为日本要支配亚洲诸国,要脱亚,这才是日本的道路.实际上,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选择了福泽主张的道路.樽井1885 年撰写《大东合邦论》,其实就有对抗脱亚论的意图.虽然有论者认为脱亚论是福泽为了应对甲申政变失败后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状态发言,①但脱亚论以后亚洲连带意识日渐式微,日本从甲申政变到甲午战争走的是“脱亚的十年”,是与“亚洲疏远”的十年,这也是不争事实.
正如与樽井的交往所象征的一样,头山正是在日本这“脱亚的十年”中加深了自身与亚洲问题密切相关的行动和思想,至甲午战争后,真正开始展开其探讨亚洲主义的兴亚之策.甲午战争后,头山开始关注中国及印度问题.特别是由其以下言行可知他开始通过与孙中山的接触与交流,极为活跃地支援中国革命运动.
1897 年,头山在宫崎滔天的介绍下认识了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经历了流亡英国后,来到日本.这次会面头山感受到孙中山救国爱国的强烈意志及热情,并深信将来会是统治中国的英雄.[26] 他用玄洋社的实力为孙中山提供生活帮助.
支援中国革命的亚洲主义者代表毋庸言说是宫崎滔天（1871-1922）.宫崎作为浪人参加了1900 年惠州起义,后参与了孙中山等人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并且对在日本的中国革命支援活动倾注心血.宫崎的做法源于他重义理、重人情的侠义之性格,对弱者的同情,以及超越国境的人类同胞思想等.[27] 他的亚洲连带论体现了真正的亚洲主义精神,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评价.头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直接涉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当时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压力,对孙中山给予取缔的状况下,宫崎能在物质与精神两层面援助孙中山,实际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头山、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亚洲主义者的慷慨援助.
辛亥革命发生后,头山与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为声援革命,次月在成立了“有邻会”.另外头山还联名参加了由东亚同文会组织的“善邻同志会”.这些团体的结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对抗列强及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当时有许多日本浪人奔赴中国,其中不乏有一些不良之人混迹其中,对革命派及真正的日本志士造成一定困难与麻烦.加之围绕中国革命后政权建设等问题需要与孙中山会谈,犬养毅、宫崎等与头山于12 月相继来到中国.据传不良浪人恐于头山之名,多数旋即退身.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同时袁世凯用计促成南北妥协的形势,为此,孙中山不得已让位于袁世凯.得到消息后,头山与宫崎共赴南京,与孙中山见面并一致反对其议和决定.[28] 这主要是因为头山等人预见到中国统一后日中提携的可能性,对树立孙中山政权抱有很大的期待和希望.
1913 年,宋教仁被后发生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当时山本权兵卫政权顾虑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对孙中山的流亡采取了拒绝态度.头山与犬养毅等迫使日本政府承认孙中山流亡并尽力帮助支援其在日本的藏匿与活动.孙中山约有半年时间隐居于头山宅邸的隔壁,这期间头山频繁访问孙中山.日本“革命党关系”的外交史料详细记载了头山访问孙中山的具体次数与时间,可见头山与孙中山的行动一直受到监视.
另外,对于印度革命家,头山也不惜支持.1915 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拉斯（Rash Behari Bose）在的追捕下逃亡日本,由于日英同盟的存在,大隈重信政权命其离开日本,而头山等玄洋社势力帮其隐藏于新宿木村屋,并一直支援其之后在日本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5 年,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21 年华盛顿会议承认了日本在中国满蒙的权益.针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大陆政策,头山采取了一面表现出对中国的亲和性关心,一面又优先日本权益的两面派态度.他认为华盛顿会议的目的就在于离间日中关系,因而大力批评日本的外交政策.但他对于由“二十一条”所引起的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抵抗,却又说“帝国为了自卫应采取适当的处置”,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抵抗缺乏理解.
1924 年11 月,孙中山在赴北京途中访问了日本,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进行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30] 在做这个演讲之前,孙中山与头山曾在神户有过会谈.孙中山的主要目的是想就废除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与头山协商.孙中山认为头山虽然在野,但能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故对他的合作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头山却说：“关于满蒙的特殊利益,如果贵国将来国情大为改善,在不受他国侵害毫无悬念的情况下,日本应该将满蒙归还,但是当今对于归还的要求,吾等国民之大多数想必是不能认可的”.
对外战争两次胜利之后,日本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列强并肩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日本对亚洲的亲和性关心早已变质,“成为如何处置亚洲各国与各民族的所谓亚洲政策.这不仅是军部与官僚等领导层的意识,也已是广大日本民众的意识”.[32] 头山用所谓“吾等国民之大多数不能认可”的大众意识来说服孙中山,可以说是暴露了日本亚洲主义理论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一面.
孙中山过世后, 头山继续与交往,1929 年南京举行孙中山总理灵柩奉安大典,头山和犬养毅受邀请作为国宾出席仪式.之后,九一八事变、伪满政府成立、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不断的历史现实已与头山梦想的日中提携偏离太远,被他称为“最不幸事”.他心情虽受阻,但仍对由“经过考验后”的日中团结来复兴亚洲抱有憧憬.[33] 如在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曾吐露苦恼与心声：
日本与中国必须结成军事同盟.若结成军事国防同盟,其间自然包含经济联合.日中加强团结谋求复兴亚洲,凡妨碍此计划的势力均须排除,这也是日中两国的使命,须分阶段逐步完成.这是日中间的根本原则,这样可以减灭暴戾之徒,于真念及日中同盟之中国民众间,树立起永远之大计,尚能使事变呈现其意义.
头山于战败前的1944 年10 月病逝,时年89岁.
四、“兴亚”与“天皇道”的亚洲主义本节将挖掘头山的深层思想.作为一个行动型的亚洲主义者,头山的思想,是在其讲评及谈话录中断断续续表露出来的,既无体系又无深论.本节将从中探究其言论之核心,分析其特质要素.
首先头山与西乡的思想本质一致,即主张重道义的东洋文明观.西乡批判西方对中国与印度的殖民行为,认为“是非常残忍,利己野蛮之事”.主张对后进国家,“当以慈爱为本,应恳恳说谕导其开明”.头山对西乡的上述文明观极为赞赏,指出：“英美等国对世界做的都是些什么坏事,恣意妄为,对未开化后进国,未做一点引导教化之好事”.自己在“筑前一角办起玄洋社,就是为践行西乡先生道义主义、日本主义.当时玄洋社社规,依据的就是西乡的精神”.
头山与西乡一样,坚信道义的普遍性,他这样讲评西乡的言论：
日本必须践行道义之根本.这是日本作为世界国的大使命.先于近处提携中国印度,建设光明、仁义、道德之理想国.中国原本为道义之邦,为尧舜孔孟、圣贤倍出之国,实为日本之师匠也.印度,出释尊之所,佛教之本源地也.故日中印三国一致,磨励东洋道德,使其光泽惠及西洋.道为天地自然之理,地不分东西,国不问大小,此南洲翁之倡导也.不论日本西洋,道为不变之理.遂日本率先布道于东洋,亦使之波及西洋,我等存敬爱之心,他等必依附而来,此如明镜者也.
也就是说,头山认为道义是东洋文明的根本.并且道义源自于中国儒教与印度佛教.有关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孰优的问题,他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对于“鹿鸣馆时代”以来的欧化主义政策,即日本国民“以鲁莽的态度而随意采用西洋的物质成果”,对于学校教育模仿西方之事,他则持否定态度.[37] 他认为：“不论日本还是西洋,道都是不变的道理”.故以道义性为标准来看,东洋与西洋本来就无优劣.头山强调道义是东洋文明的根本以及发扬东洋文明的重要性,是为了确立一个强固的理念, 以对抗西洋文明中的依仗物质文明大行殖民侵略的霸道的非文明的一面.他的见解实际上与以道义性为准则多元地考察西洋,以警示明治期过度崇拜西洋之风的中江兆民的文明论学说有相通之处.
头山兴亚理想的最终阶段是达成世界和平.在他看来,若以行道为天职,中国、印度则与回到数千年前古贤所教的社会无异.没必要效仿强盗、扩张领土,抢夺眼前的利益.日本与中国与印度提携,行道,以敬爱之心存宇内万邦,若能构建行道义之国,亚洲复兴,再推广至世界,和平则不是难事.这也是日本的使命.“为行正道,必至毙国之精神才得以兴国,另,世界人类又添贡献矣.”
头山认为期待亚洲复兴,日本与中国提携关系尤为重要.他受近卫笃麿同种论影响,强调“日本与中国数千年来同文同种,地理、民族、人情提携融合是必然之立场”.“日本与中国是天做夫妇一般.夫妇应为外国羡慕之融洽关系”,说明两国一心同体的关系性,以及日中亲善的必要性.
对于伪满傀儡政权,他认为既成事实,“满洲国”与日本、印度、中国应并列四国提携,勾勒这一愿景,主张亚洲复兴的意义.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这种提携关系中,他同时强调中国和印度必须要在日本的指导下自立.
“中国、印度皆为地大物博之国,其政情极为复杂,其民情也非一端.（指导）两国强盛自立,使其完全能成为日本的左臂右膀,东亚建设始能完成.日满中印四国俨然结成道义,经济合作,军事同盟,则天下无敌.”
另一须指出的重要特质在于,其提出的普遍的道义性具体呈现于“天皇道”.头山自幼深受其家乡尊皇传统思想的熏陶,天皇神圣,为日本立国之大本,对他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理所当然的.他并未解释“天皇道”的意思及根据,自然而然地就把其和作为东洋文明根本的儒佛等圣贤之道结合在一起,并倡导其至高性与普遍性.
首先,关于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天皇是宇宙第一尊生（活）神”,一切万物完完整整的是“天皇”的“御物”,不仅如此,“最重要的‘御宝’是吾等一亿臣民”.臣民的生命并非自己的生命,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庆幸事.
头山的说法与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出笼的《教育敕语》并无二致,无需赘言说明.头山还言及《教育敕语》,尊其是“唤起真日本人之魂焕发之圣论”,并说明其对树立国民精神（道德）的意义.
关于“天皇道”与其他国的关系,他这样说道：
日本乃以魂立国之国.军民如一,皇道乐土之国.如日本之天皇道般尊贵且洪大无边者,此外皆无.日本天皇道不只是治理日本国土与统治大和民族之道,实为拯救全世界大宇宙之统.如日月之普照,无所偏颇一视同仁.孔子祭政一致、宇宙一贯之道理,释迦之欣救净土,基督之爱等,毕竟只不过是天皇道之一部分也.
也就是说他认为,唯独日本有拥戴天皇之独自“天皇道”.“天皇道”等同天地自然之道,是包摄全世界之固有原理.“天皇道”独一无二,位在儒佛基督之上.头山赋予“天皇道”至高的价值,使其作为可超越日本扩大至全世界的普遍之道,或者说作为一种精神装置使其发挥其功能.头山言论的前提,是和在其他亚洲主义者那里也同样能够看到的共通的一种认知,即强调日本作为亚洲先导者的地位.日本问什么能先导亚洲呢？头山的思想特质就是把本国的优越性归结为“天皇道”,并把“天皇道”绝对化,将其作为所谓复兴亚洲,或者日本民族“兴亚大使命”的根据.头山说：“日本皇道精神,当先布于东洋,再布于全世界,形成亿兆一心世界一家的理想,此亦为上天赋予吾等日本民族的大使命,须努力迈进完成.”[43] 可见,头山所追求的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兴亚”,是向亚洲普及“天皇道”的“兴亚”.而且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即所谓普及“天皇道”的世界.
综合看来,头山以儒佛等为渊源的道义作为东洋文明之根本,并主张“天皇道”是统合它们的普遍存在.这其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儒教的忠孝、仁爱、教化等德目.另外他还因阅读大盐平八郎的《洗心洞剳记》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很大兴趣,屡屡言及知行合一的精神.透过头山对儒教的较高评价,不难看出他对中国文化很有亲近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评价儒教,特别是强调“忠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强化说明“天皇道”.支撑其“兴亚论”的思想基础是“天皇道”无疑.
结语
以上大致考察了从1870 到1920 年代,头山满渐趋深入地参与到中国问题之中的思想航路及行动.头山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出发,到成立玄洋社,其思想立场渐趋明确,即是以尊皇为前提同时追求国权及民权的三位一体的大目标.其后以壬午政变及甲申政变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剧变为转机,他的立场开始完全转向国权.随着对于亚洲问题关心的深入,在甲午战争后,他开始在思想与行动双方倡导以亚洲复兴和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兴亚论”.但是支撑其“兴亚论”的思想基础,无疑就是他提出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天皇道”.
头山的兴亚论,与甲午战争后近卫笃麿等人的兴亚论观点基本一致.都是优先日本的国家利益,强调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先导地位.头山独特的一面是其立足点在于“天皇道”.从以扩张“天皇道”作为亚洲连带的基础这一点来看,他的兴亚论,结果无非是与明治期成立的以天皇为中心支配国家的原理捆绑在一起.他思想的缺陷,可以说是暴露了贯穿日本近代思想深处的天皇制国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思考亚洲主义的可能性时,如何面对天皇制国家的问题,今后将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即使如此,头山满这种类型的亚洲主义,还是有值得肯定的某种启发性的东西.那就是当我们聚焦于被称为“翁”及“豪杰”的头山的行动、心情、志向时可以感知到的一种理想性的、或者说梦想性的东西.实际上,头山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纯粹的思想家.他虽有浓厚的皇国意识,但他在具体行动上却未完全局限于这种意识.他非常感性地,在超越意识形态以及思想的境界上,和立场相左的人一视同仁地交往.换言之,在行动方面,他对“思想”毋宁说非常宽容,尊重思想的多样性,一贯采取包容左右两端思想的姿态行事.
比如说他与左翼的中江兆民有着深厚的信赖关系.中江兆民曾在《一年有半》里写道：“头山满君,大人长者之风,古之武士道续存全者,唯独头山君,君不说亦可知,盖寓机智于朴实者也”.[44] 有论者曾这样评述两者的关系：“中江兆民与头山满,可谓是近代日本左翼和右翼的源流,但两人为最要好的朋友.中江因咽喉癌临终时,对探望的头山,在黑板上写下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不行,以后的事就拜托了’的文字”.
不仅是中江兆民,头山还与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无政府主义者伊藤野枝及大杉荣等有所交往,曾对陷于经济困难的伊藤野枝给予经济方面的援助.伊藤与大杉在关东大地震时被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杀害,其家属在赴京收取遗骨时受到过头山的援助与保护.
头山满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其思想而在于其心情与行动.他不计较金钱与性命,以类似于宫崎滔天般的重义理与人情的姿态,对以孙中山为首的来自于亚洲的革命志士假以诸多善意的援助.从这点是不是说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亚洲主义的某种可能性？且头山满的行动并未完全局限于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未必就不是突破被他自我绝对化了的“天皇道”这种“思想”桎梏的某种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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