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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外逃和被追逃
贪官的外逃与被追逃
追逃办又出手了.2018年6月6日晚间,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即：追逃办）在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的部分线索.
此次公布的50人名单,既包括部分原有的“百名红通人员”,亦有2017年以来新增的外逃者.
这些“潜逃未归案”者当初是如何“外逃”的？中国的追逃工作,又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李微敖
“反侦查”意识强
“一般能够潜逃至境外的,都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如果没有事先对他/她,进行提前布控监视,没有采取边控（边境出境控制）,比较难防范.”一位纪检监察系统官员表示.“反侦查”意识表现突出的外逃官员之一,就是中国移动的前中层管理者李向东.李向东在“百名红通人员”中排名第7,迄今未归案.
2001年,时年36岁的李向东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2005年,他负责在四川筹建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次年,基地正式成立,李向东出任基地的“一把手”,即运营中心总经理.
彼时,借助“彩铃”等业务,中国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业绩飞涨,在2007年,即实现收入逾140亿元；2009年,号称已超过200亿元.李向东也成为当时包括流行音乐界在内的多方追逐的对象,一时间炙手可热.
然而,就在2010年3月下旬,李向东在接受上级部门的谈话之后,再没有露面.谈话之后的两三天里,李向东同事和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试图拨打他的手机,但始终没有人接听.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则显示李向东的手机一直在成都市内,且时刻处于“移动”的状态.
几天之后,各方觉得情况不对,于是根据手机定位,找到了这个手机的“携带者”——原来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
该小贩说,这部手机原有的主人将手机交给他,并给他数千元钱,让其随身携带并保持开机状态,但不要接听任何电话.
而事后查明,实际上,就在跟上级部门谈话的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李向东就从成都搭乘飞往深圳的飞机,然后从深圳过境香港,再转去了加拿大.
“内鬼”、偷渡、提前布局
除了具备“反侦查意识”,提前布局,也是外逃者的“成功”法门之一.
纪检系统人士介绍,“提前布局,既包括资产提前向境外非法转移,或者他/她在位时进行的寻租交易,钱款交易就直接在境外进行,钱款也存在事先开好的银行账户里；也包括购买其他国家的护照,甚至具备双重国籍、多重国籍——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实际运作中,如果没有主动申报,也比较难查到.”
在2018年6月6日,追逃办披露的50人线索名单里,彭旭峰就符合上述特点.
生于1966年5月的彭旭峰,为湖南省娄底市县人.曾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2010年,兼任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职务；后免去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职务,专任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旭峰任内的长沙轨道交通集团,主导了长沙市的多条地铁线路及磁浮线路建设,实际投资额高达千亿元.
2018年3月3日,彭旭峰从长沙轨道交通集团调至湖南省属国企——湖南基建投资集团,任董事长.其身份由“长沙市管干部”,变为“湖南省管干部”；对应的行政级别,也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
但是不到一个月,即2018年3月24日,他就出逃了.出逃的路线是,从长沙到上海,然后出境,到澳大利亚,再飞往美国.
纪检系统监察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彭旭峰的妻儿,事先已经出国；他同时持有塞浦路斯等国的护照,可以在境外长期居留.
6月6日,外逃办披露的信息显示：彭旭峰除持有塞浦路斯护照外,亦持有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护照,此两者均为英联邦成员国,目前可能居住于美国加州的奇诺岗市.
此外,根据接近案件调查人士介绍,彭旭峰得以出逃,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时任长沙市纪委常委,并曾在系统长期任职的胡林辉通风报信.胡林辉后来丑行暴露,湖南省检察院决定将其逮捕,他涉嫌的罪名之一,就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亦有部分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选择“偷渡”的方式潜逃出境,这既包括从海路出境,亦包括走陆路.
引渡条约缺乏,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劝返
彭旭峰出逃已经3个月,李向东的出逃则已有8年多；而此番外逃办公布的50人线索名单里,出逃时间更早的包括：1999年5月,外逃至美国的河北唐山豪门集团原总裁贺业军；2000年3月,外逃至美国的珠海华美汽车制动工业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中汽华粤工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梁锦文.
为何这些人出逃这么久,还未抓获归案？纪检系统官员表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上述受访者还介绍,除美国、加拿大外,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涉嫌违法犯罪的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2018年1月披露的数据也证实,“约70%剩余外逃人员和90%剩余‘百名红通人员’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取得当地合法身份”.
此番外逃办公布的50人线索名单里,逃往美国的有23人,比例达到46%；而在美加澳新四国的,则有44人,比例高达88%.
中国在2000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而根据时任“追逃办”负责人刘建超在2017年1月举行的纪委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彼时中国已和4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这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能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签署引渡条约.
美国的法律有明确规定,“与外国政府开展引渡合作,特别是外国从美国引渡逃犯,需要以该外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有效的引渡条约为前提条件”.
同时,这48个签署的引渡条约中,尚有10多个条约未能生效.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条约.
中国与澳大利亚早在2007年9月6日,即于悉尼签署了引渡条约.但是10余年过去了,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因而,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涉嫌违法犯罪人员的四大出逃国之一.
亦有纪检机关及司法界人士表示,即使在缺乏引渡条约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非法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手段,实现国际追逃,在这方面,中国不乏成功的案例.
“从目前看来,对于‘百名红通人员’的追逃,以及对于其他逃到美加澳新国家的公职人员的追逃,我们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劝返.这在‘百名红通人员’已经归案的人员里,占了多数.比如排名第1号的杨秀珠,第5号的闫永明,都是劝返之后回国自首的.这方面（劝返）,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和相对成熟的工作方法.但是劝返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逃人员本人,也是涉嫌违法犯罪分子本人的决定；并且不可避免,在量刑方面,我们要做一些让步.”一位纪检系统官员如是表示.
（文据《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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